文/方曉志

編輯/黃紅華

　　延宕近4年的俄烏衝突不僅重塑了歐洲地緣政治邊界，也猛烈衝擊了歐洲數十年的“和平紅利”思維。面對這一嚴峻現實，歐洲被迫加速軍事現代化進程。然而，鉅額資金缺口始終是橫亙在歐洲戰略雄心面前的天塹，多個歐洲國家在資金問題上左支右絀。在此背景下，一項由波蘭等國力推，旨在通過金融杠桿“撬動”軍工産能的構想應運而生。

　　據英國《泰晤士報》網站報道，為給軍事現代化升級及擴大軍工産業規模提供資金支持，歐洲多國政府正在醞釀一項提案：打造一個共享的“彈藥銀行”，各國政府只需注入相對小額的資金，便可吸引私營部門提供規模龐大的貸款。借助這些貸款，軍火製造商將擺脫曠日持久的傳統採購流程，從而快速擴建工廠。

　　這項提議遠不止於創造一個新的融資工具，更是歐洲在追求“戰略自主”道路上的一場關鍵金融實驗，其成敗將檢驗歐洲能否真正凝聚集體意志，將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永久依賴跨大西洋夥伴。

危機倒逼與能力赤字下的被迫轉型

　　歐洲安全架構正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劇烈、最深刻的瓦解與重構。嚴酷的歐洲地緣衝突清晰映照出歐洲在國防工業和軍事能力上長期存在的“空心化”窘境。歐洲數十年來對“美國製造”從高端戰機到精確制導彈藥的深度依賴，以及“馬放南山”式的國防預算削減，使得其軍工産業鏈嚴重萎縮、反應遲緩。

　　當俄烏衝突爆發，急需補充庫存、援助烏克蘭並武裝自身力量時，歐洲各國尷尬地發現，即便是155毫米炮彈這樣的基礎彈藥，其産能也遠遠無法滿足激增的需求。這種能力赤字，不僅削弱了歐洲對盟友的支持力度，更從根本上動搖了其自我防衛的可信度。

　　這催生了迫切的軍備需求，但也讓歐洲直接面臨着天文數字般的財政壓力。根據多項戰略評估，歐盟若想在不依賴美國的情況下，建立起包括大規模現代化旅級戰鬥隊、列裝數以千計的新型主戰裝備等足以威懾潛在對手的可靠防務力量，每年需額外投入2500億歐元。這一鉅額數字讓許多本就疲於應付經濟增長乏力、社會福利負擔沉重的歐洲國家政府感到窒息：一方面要履行對北約的承諾，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2%以上；另一方面又要應對國內民生訴求，避免因大幅增加軍費而引發政治動蕩。這種財政上的艱難困境成為歐洲重整軍備道路上最現實的絆腳石。

　　此外，歐洲國家傳統融資渠道的狹窄與限制，進一步收緊了軍工産能擴張的繩索。歐洲主要商業銀行和投資機構普遍將國防工業視為“禁忌領域”或高風險行業，提供融資的意願低、條件苛刻。軍火製造商因此常常面臨“先有訂單還是先投資擴産”的困局：沒有確定性的長期資金承諾，它們不敢輕易投入鉅資建設新廠房、購置新設備，而沒有充足的産能，各國政府又無法快速獲得裝備。這一死循環迫切需要一個能夠打破常規，提供穩定、大規模且高效融資的新型機制，正是這一多重需求催生了“彈藥銀行”構想。

受創新融資與戰略自主雙重驅動

　　中東歐前沿國家是“彈藥銀行”構想的核心驅動力與最積極倡導者。特別是波蘭，由於身處與烏克蘭接壤的地緣前線，對安全威脅的感知最為直接和迫切。波蘭國防部長兼副總理科西尼亞克-卡梅什提出的“歐洲重整軍備銀行”倡議，借鑒了歐洲投資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的經驗，旨在為軍工企業提供傳統銀行不願或無法提供的長期、低息項目貸款，以專門用於國防項目生産線擴建、技術升級和原材料儲備，從而快速打通從資金到産能的梗阻，其精妙之處在於杠桿效應：各成員國政府只需注入相對有限的初始資本或擔保，即可憑藉該機構的信用，在金融市場上撬動數倍乃至數十倍的私人資本，從而建立一個能夠超越國界、匯聚資源、專注於國防投資的特殊金融機構。

　　從直接目標來看，歐洲這一金融機制創新旨在解決歐洲軍工産業擴産的“燃眉之急”，並為長期的軍事現代化提供充足血液，其運作邏輯是化“零”為“整”，將各國分散且有限的國防預算增量，通過一個專業平台聚合放大，從而形成能夠支撐戰略性大項目的投資能力。

　　例如，該項目可以幫助類似德國萊茵金屬這樣的公司將炮彈年産能從當前的數十萬發大幅加速提升至2027年的百萬發級目標。與此同時，該項目鼓勵跨國合作項目，通過金融紐帶優化産業布局，減少不必要的內部競爭與重復建設，反向整合和塑造一個更加一體化、高效和富有韌性的歐洲國防工業與技術基礎，最終讓歐洲的軍工體系不僅能為當下危機服務，更能為未來可能更高強度的安全挑戰做好物質準備。

　　因此，從這個更高層面的戰略視角審視，“彈藥銀行”項目承載着歐洲追求“戰略自主”這一宏大敘事的關鍵一環，其長遠意圖是減少歐洲在安全領域對美國的系統性依賴。

　　俄烏衝突讓歐洲清醒地認識到，防務自主不能停留在政治宣言上，而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工業與金融自主之上，一個由歐洲自主掌控的國防融資體系，意味着歐洲能根據自己的戰略優先級而非供應商的商業利益或他國的政治議程，來決定何時、為何種武器系統投資。這是歐洲從“消費者”向“生産者”和“掌控者”身份轉變的重要金融基礎設施。

　　同時，該項目構想也向內外傳遞出一個明確信號：歐洲正嚴肅地打算為自己的安全承擔首要責任，並願意為此建立相應的、可持續的財政與工業支撐體系。這不僅是當前保障歐洲地緣安全的需要，更是在大國競爭時代重塑歐洲全球角色、維護歐洲戰略行動自由的根本性舉措。

內部博弈還將持續

　　儘管歐洲“彈藥銀行”的構想頗具吸引力，也獲得了諸多國家的支持，但要將其從設計藍圖變為現實還面臨着諸多制約。其首要障礙來自歐洲內部根深蒂固的分歧與博弈。例如，以德國為代表的“謹慎派”明確&&反對該項目，德國的反對基於其國家利益計算：作為歐盟經濟實力最強、主權信用評級最高的成員國，德國政府和企業在本國或國際資本市場完全可以以優惠條件輕鬆獲得充足融資，因此缺乏動力去為一個可能讓其承擔更多出資責任，卻未必能優先惠及本國産業的泛歐機構買單。

　　這一分歧本質上體現了歐洲內部“前沿國家”與“核心國家”在威脅感知緊迫性、財政能力以及工業利益上的深刻裂痕，從而使得波蘭等國的安全焦慮與德國的審慎經濟考量形成難以調和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超越成員國部分主權讓渡的泛歐倡議，都需要極其艱難的政治磋商與利益交換，進程必然緩慢且結果充滿變數。

　　此外，即便是“彈藥銀行”構想能夠克服政治障礙成功設立，在實際運作中也將面臨一系列棘手的治理與操作挑戰。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錢給誰？怎麼花？這涉及敏感的採購權與利益分配。擁有成熟軍工體系的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是否會接受一個可能將資金引向東歐新興軍工企業的機制？反之，東歐國家又是否願意用自己的出資，主要去採購西歐國家的昂貴裝備？歐盟現有的“歐洲防務基金”和“永久結構性合作”機制在執行中已飽受此類爭議困擾，因為這些都觸及了“歐洲主權”與“國家主權”的邊界，以及“戰略自主”與“保護主義”的灰色地帶。因此，“彈藥銀行”必須設計出一套既能體現歐洲整體利益、又能公平照顧各國關切的極其複雜的項目評估與資金分配規則，否則極易陷入內部扯皮而效率低下。

　　受上述政治分歧與操作挑戰，歐洲“彈藥銀行”乃至整個軍工複合體的長遠發展，仍面臨多重不確定性：政治上的博弈與規則設計的困境，可能使該計劃推進緩慢、效能受限；歐洲社會對“軍事化”的接受程度、私營企業對長期穩定訂單的信心，則進一步受制於俄烏衝突走向、跨大西洋關係演變等外部變量的影響。若地緣壓力減弱或美國調整政策，歐洲推動防務合作的緊迫性可能下降，從而導致“彈藥銀行”面臨需求萎縮與投資過剩的風險。此外，這一構想最終能否避免淪為低效的官僚項目，還取決於歐洲各國能否在分歧中凝聚持久共識，並在戰略自主與集體利益之間找到可持續的平衡。它的前途，與歐洲一體化的命運一樣，依然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徘徊。

　　（作者係國防科技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