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面臨修複式增長下的再平衡

文/趙碩剛
編輯/馬琼
經歷2025年的政策動蕩與結構調整,世界經濟在深層次矛盾愈發凸顯的同時,也展現出頑強的韌性。
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地緣衝突持續與産業鏈供應鏈重構,加劇了全球經濟的碎片化風險;通脹壓力雖總體回落但頑固難消,利率高企與債務膨脹疊加,對多國財政與金融穩定構成挑戰。
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革命加速滲透實體經濟,企業投資向科技創新與綠色轉型聚焦,推動了經濟新動能孕育成長。
展望2026年,不確定性仍將是世界經濟的主基調,全球經濟增長在大國博弈、地緣衝突、政策分野、債務高企與技術變革等多重因素擾動下依然步履蹣跚。然而,這也將加速全球供需關係、産業結構與資源配置的深度調整和再平衡,為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成長周期蓄勢聚能。
低增長態勢中的分化
2026年,預計世界經濟前路依然坎坷,增長動能尤顯不足。2025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全球經濟動蕩不定,前景依然暗淡”為題,發布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報告預測202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1%,增速較2025年放緩0.1個百分點,這也是疫情後世界經濟連續第五年增長減速。
增長疲弱態勢背後,既有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蔓延、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等短期風險因素,也受到人口老齡化、債務持續攀升、收入分配失衡等長期深層次矛盾的影響。同時,各國經濟“溫差”較大,增長分化更加明顯。
從發達經濟體看,整體增長乏力。IMF預測,美國經濟雖因減稅政策刺激增長2.1%,但仍低於近年來的平均增速;歐元區、日本經濟因通脹壓力、貿易摩擦等影響,僅分別增長1.1%和0.6%。
相比之下,憑藉人口擴張、工業化進程、城市化推進等後發優勢,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勢頭更為強勁,特別是受益於全球産業鏈供應鏈重構浪潮的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經濟將保持較高增速。
比如,IMF預計,印度、東盟五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經濟2026年將分別增長6.2%和4.1%。全球南方國家佔世界經濟的比重也將進一步提升,持續改寫世界經濟版圖。
全球貿易增長動力減弱
伴隨着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關稅及出口管制等各類非關稅貿易限制措施在2025年大幅增加,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布的二十國集團(G20)貿易措施報告,在截至2025年10月中旬的觀察期內,G20成員受關稅影響的貿易額較上一報告期增長約4倍,創下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增幅。這不僅抬高了全球生産和消費成本、阻礙國際貿易往來,也對世界經濟增長造成巨大衝擊,其負面影響也將在2026年進一步顯現。
WTO在最新一期《全球貿易展望》報告中,將2026年世界貨物貿易增長預期大幅下調至0.5%,遠低於2025年2.4%的預期增幅,基本處於停滯邊緣。而且,2026年新的關稅措施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還可能進一步增大全球貿易面臨的風險。
比如,歐盟自2026年起開始對鋼鐵、水泥、鋁、化肥等産品徵收“碳邊境稅”,墨西哥從1月1日起對非自貿夥伴的部分産品徵收最高達50%的關稅。美國政府也可能再度調整關稅政策,除了基於“301”或“232”條款加徵新的行業關稅外,美國最高法院對“對等關稅”合法性的終審判決仍懸而未決,如果屆時被裁定不合法,還將産生連鎖反應——特朗普政府或援引其他法律依據替代《國家緊急狀態法》來繼續徵收關稅,這將打亂美國現有關稅政策體系,並可能改變各國與美國的談判姿態。

跨國産業鏈供應鏈加速調整
由於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加大全球産業鏈供應鏈不穩定性,2026年,跨國企業為規避關稅壁壘與地緣政治風險,將進一步加快生産布局的本土化和多元化。
比如,因美國對進口汽車和零部件加徵關稅,通用、福特、豐田等汽車製造商先後宣布擴大美國本土産能的計劃,2026年原本在墨西哥等地生産的部分車型或將實現在美國本土生産。隨着2026年歐盟“碳邊境稅”生效,鋼鐵、化工等行業企業也可能增加對歐洲的投資。
蘋果、三星等電子信息産業企業則加速在印度、越南等勞動力充沛的國家或地區布局生産。根據路透社等媒體消息,蘋果公司計劃在2026年將面向美國市場銷售的iPhone生産線全部轉移至印度。越南也頗受跨國企業“青睞”,2025年前三季度,越南實際到位的外國直接投資達188億美元,創下近五年同期新高,預計2026年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與此同時,隨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的快速迭代和加速滲透,更多企業將在2026年通過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優化生産與物流,提升供應鏈韌性與效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2025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儘管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出現下降,但數字經濟領域的投資卻實現逆勢增長,正成為全球投資的新引擎。
全球債務風險不容忽視
疫情後,全球債務總規模迅速膨脹,如今正成為懸在2026年世界經濟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2025年9月發布的報告,截至2025年上半年,全球債務規模已達337.7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債務總量佔全球GDP的比例超過350%,而且仍在持續攀升。
其中,發達國家債務“居高難下”,美國聯邦債務總額接近39萬億美元,佔GDP比重超過120%,2026年“大而美”法案的生效還將進一步加重美國政府債務負擔。歐元區、日本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為刺激低迷的經濟,德國放寬債務剎車規則,公布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日本新一屆政府也重回“安倍經濟學”路線,推出總規模約為21.3萬億日元(約合9498萬元人民幣)的綜合經濟對策。財政大規模“撒錢”,無疑會導致政府赤字和債務水平進一步攀升。
與發達經濟體債務壓力的不斷積累相比,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風險更值得關注。世界銀行2025年12月發布的《國際債務報告》顯示,2022年至2024年,發展中國家外債償付資金與新增融資之間的缺口達7410億美元,為50多年來最高水平。由於全球利率仍維持在相對高位,2026年發展中國家債務借新還舊的成本依然較高,一旦償債資金鏈斷裂,可能發生債務違約並在更大範圍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進程提速
儘管美元仍保持着國際儲備與支付體系中的“一超”地位,但其主導力將進一步減弱。IMF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降至56%,創下30年來新低。
2026年,預計美國聯邦債務將持續攀升,財政赤字也將進一步擴大,將繼續侵蝕美元信用,再疊加美聯儲繼續降息的預期,市場對美元的信心料將進一步被削弱。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各國央行將持續增持黃金,全球官方黃金儲備佔比已接近30%,世界黃金協會發布的《2025年全球央行黃金儲備調查》顯示,95%的受訪央行預計未來12個月將繼續增加黃金儲備,凸顯美元信用缺失下全球對商品信用偏好的回歸。
同時,隨着區塊鏈技術的發展,數字貨幣憑藉去中心化、交易便捷等優勢,在全球跨境支付、結算和儲值方面的應用將更普及,部分國家和地區也將借此降低對美元依賴——歐洲、日本已分別發行了與歐元、日元挂鉤的穩定幣,而在美元走弱情況下,美元穩定幣在全球穩定幣市場的壟斷優勢也將受到挑戰,從而也會助推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進程。
在“去美元化”浪潮推動下,人民幣國際化將迎來新機遇。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自貿區合作機制以及雙邊本幣結算協議,人民幣將持續擴大在全球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的使用,在國際支付中的份額和影響力有望進一步提升。
(作者係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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