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環球》雜誌記者 劉娟娟 實習生 韋伊

編輯/黃紅華

　　2025年12月15日，西班牙消費者事務部宣布，對國際短租房平台美國愛彼迎公司處以逾6400萬歐元罰款，因其發布大量違反西班牙租房市場規範的房源廣告。西班牙此舉旨在遏制過度旅游給相關地區居民帶來的住房成本上漲等問題。此前的2025年夏天，上萬當地民眾走上巴塞羅那街頭，人們高舉“游客回家”標語，手持玩具水槍，朝游客噴射水柱，敲響鍋碗瓢盆，點燃彩色煙霧彈，抗議游客過量涌入。

　　在意大利，近年來過度旅游給水城威尼斯帶來的壓力日益增大，當地政府採取向游客收取“入城費”的應對措施，希望在保證本地居民福祉、游客利益和旅游收入之間尋得平衡。

　　在全球眾多熱門旅游地，人潮與資源、體驗與保護之間的拉鋸戰愈加激烈，“過度旅游”現象成為被廣泛討論的爭議性話題。

　　針對此，《環球》雜誌記者採訪了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旅游研究與規劃中心主任吳必虎教授。他從地理學與城市規劃交叉視角出發，深度剖析過度旅游現象産生的複雜原因，分享他對尋找一條理性與溫度並存的可持續旅游産業發展道路的思考。

辨析過度旅游

　　《環球》雜誌：你如何理解“過度旅游”？

　　吳必虎：何為“過度旅游”，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旅游業發展經歷了不同階段，依次是觀光旅游、度假旅游再到休閒旅游。觀光旅游階段，經濟欠發達地區希望借助當地自然景觀及文化資源吸引外來游客，帶動就業和收入，游客旅游是為了去“看一看”；度假旅游興起後，當地高端設施投入隨之加大，游客出門游玩變成“住下來度幾天假”；如今世界各地致力於建設“休閒城市”，強調本地居民與外來游客共享休閒空間，共同提升生活質量，是想“把旅行當成生活的一部分”。正是這一階段，産生了新的矛盾，過度旅游問題隨之凸顯。

　　對旅游地居民來説，因游客大量涌入帶來物價上漲、生活成本攀升等新情況，容易産生抵觸心理，也叫“憎畏感”。從生態角度看，當地環境和基礎設施承受不了長期超負荷的消耗，特別是那些本來就很脆弱的自然保護區。站在游客的立場，他們期待一個好環境和舒適的體驗，如果旅游目的地過度商業化，旅行也就失去了意義。一些旅游地，像北非的摩洛哥、墨西哥的坎昆、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等，會把游客集中在特定區域，試圖減少對本地居民生活的打擾，但這種做法也被批評為“削弱地方原真性”。

　　過度旅游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是非題。不同的人看問題的立場不同，投資者希望得到回報，當地居民希望生活安穩、不被過度打擾，環保人士希望生態免受破壞，學者擔心地方文化不被污染。因此，需要在經濟、生活與生態之間找到平衡點，旅游業才能健康發展。

　　《環球》雜誌：“過度”的標準是否因城而異、因時而變？

　　吳必虎：是的，過度旅游不能一概而論。不同的資源稟賦、環境承載力、基礎設施和社區結構，決定了各地應對旅游壓力的方式存在差異。有些曾經單純追求游客數量的地方，如今也開始注重旅游質量和可持續發展，當地民眾對旅游的認知與容忍度也隨之發生變化。

　　此外，過度旅游並不只是因為外來游客與旅游地本地之間的文化碰撞。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游客的文化背景、行為方式和價值訴求與本地社區間存在“文化位差”。這種差異既能激發游客對不同文化的渴望，也可能引發文化衝突。以日本一座由廢棄礦坑改造、日銷破萬杯的咖啡館為例，設計師保留了礦坑粗礪的原貌，在熱鬧發達的城區製造出鮮明的文化反差。正是這種離開慣常環境、步入新空間的差異體驗，構成了旅游極大的魅力。

　　因此，過度旅游問題因城而異、因時而異、因人而異。僅憑游客數量無法界定是否“過度”，評估更應關注客源結構、體驗質量、文化互動等方面，相應地，旅游業發展的重心也應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服務提升以及可持續發展，行業重心從“做大”轉向“做精、做久”。

過度旅游的成因及影響

　　《環球》雜誌：能否從系統性的視角，解析過度旅游形成的多層動因？

　　吳必虎：除了那些長期存在的傳統因素外，近些年的社會變遷與技術革新，也是過度旅游的強勁催化劑。交通方式的變革讓世界變得更小，廉價航空的普及、地方政府的補貼進一步降低了出行成本。距離不再是阻礙，時間也變得更可支配，人們可以輕易地“説走就走”。

　　人們出行的理由也變了。過去人們更多地是被景點吸引，或是根據導覽冊和景區評級做決定。而今，一個短視頻、一張爆火的照片、一場城市文化事件，就能在短時間內讓一座城市突然“火起來”。社交媒體讓旅行更像是一場集體跟風、一次由刷屏觸發的短暫狂歡。去過和沒去過成了一種身份標籤，人們拍照、分享，證明自己參與了這一切。

　　實際上，放眼世界，真正涌入大量人流的，仍然只集中在少數“景點”，更多地方在安靜地等待游客。

　　《環球》雜誌：游客集中大量涌入是否會對目的地的建築、生態及社會結構造成不可逆的損害？

　　吳必虎：建築方面，真正會造成難以復原的破壞的情形，多發生在承載着深厚歷史與文化價值的場所，比如古屋建築、古鎮等，一旦毀損往往再難恢復，因此對這些必須以最謹慎的方式守護。用現代材料（例如混凝土、磚木竹）建成、可復建的設施，更多地是面臨體驗感下降的問題。這其實是一種市場分層的結果。

　　就環境承載力而言，各地生態韌性差異顯著——熱帶雨林自我修復力強，人的足跡往往很快被自然抹平；高寒、荒漠等生態脆弱地區，一旦受損便難以恢復。最複雜的還體現在文化層面，旅游開髮鬚在保護傳統與擁抱現代之間找到平衡。游客希望看到原汁原味的文化風貌，當地居民也有追求現代舒適生活的權利。這方面，將文化“舞&化”或“博物館化”固然能延續記憶，但也不應打着“保護”的旗號，去限制社區自主發展的空間和權利。

　　在社會層面，游客過量有可能擾亂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現階段來説，問題的成因，游客過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存在管理不善及設施落後等問題。在歐洲一些大城市，常見難民、移民在景區從事小販或黑導游的工作。因此，社區與政府之間難免有摩擦。以巴塞羅那為例，熱點街區的居民常因擁擠、租金上漲發起抗議，政府則因經濟依賴旅游業，勸導民眾要“忍耐”並強調公共利益，如果居民反對聲過高，政府就可能採取措施限制旅游規模。

　　應對過度旅游，不能只盯着“限流”這一指標。不僅要疏導熱點地區的人流和讓空間布局更合理，也要理解社區發展的合理需求。在生態敏感區則應實行更嚴格的保護，同時借助技術與信息手段，引導游客合理分流。最終的目標，不是簡單地控人，而是讓游客體驗、文化延續與社區發展實現長久的平衡。

何以實現可持續旅游

　　《環球》雜誌：我們注意到意大利威尼斯因年接待游客近2億，近年來嘗試徵收“入城費”。對此你如何看？

　　吳必虎：威尼斯向游客收取“入城費”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案例。它的出發點不是源於簡單的過度旅游，而是這座城市正在經歷獨一無二的危機。

　　威尼斯是由百餘個人工填海的島嶼拼接而成。它面臨着地面持續下沉、海平面不斷上升、潮水一次次倒灌進街巷等現實問題。而維護堤壩、防止鹽水侵蝕、加固地基，每一項工程都消耗驚人的成本。政府為找到新的財政支撐而收取“入城費”，這與一些以旅游分紅或資源調節為目的的收費完全不同。實際上，並非是蜂擁而至的游客加速了這座城市的下沉，根本原因是地質演變以及全球氣候變暖。

　　因此，威尼斯向游客收取“入城費”不應被視為商業化的創收舉措，而應理解為它在極端環境壓力下採取了一種自我保護手段。放眼全球，如此以整座城市為單位徵收“入場費”的案例幾乎很難找到第二個。威尼斯是一個孤例，不應被簡單類比或推廣。

　　《環球》雜誌：是否存在更有效的方式，能夠在保護核心旅游資源的同時，盡可能滿足游客的游覽意願？

　　吳必虎：現階段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嘗試用“分流”去化解熱門景區的擁擠。但實踐證明，這樣的舉措往往難以撼動“頂級景點”的吸引力，游客的選擇帶有強烈的主觀偏好，即便知道人多、排長隊，多數人仍願意擠進“必須親眼所見”的風景。事實證明，單靠引導或勸説往往難以真正撼動這種心理。

　　淡旺季的錯位本可以成為一種自然調節工具。例如不少景區在冬日別具風情。但多數人依然選擇在夏季、在假期去趕那份熱鬧。即使有關部門推廣淡季旅游，也難以逆轉假期、氣候和個人偏好的影響，這些現實條件決定了景區人流的節奏。

　　因此，智慧管理更應該是靈活的調適。景區接待游客，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通過科學評估，創造更多的開放共享空間。另外，也要學會理解擁擠，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擁擠也反映了繁榮。只要不觸及不可逆的破壞，就應當在容忍和調節中找到新的契合點，使保護與利用相得益彰。

　　《環球》雜誌：在應對過度旅游和管理大量游客方面，是否有比較成功的案例？

　　吳必虎：我國杭州與法國，提供了兩種不同卻均值得借鑒思考的方案。前者依託數字化治理和公共服務，後者依靠制度和規劃分流，路徑各異，但都在尋找一種平衡。

　　杭州西湖取消門票，用開放換取到城市吸引力和消費回流；提供高速公路免費拖車服務，看似是額外支出，卻讓交通更順暢、游客更安心。政府從管理者轉向服務者，讓這座城市的運行更加便利、有溫度與從容。這也解釋了杭州在游客如潮的情況下依然很少失序，秘訣就是杭州打造了一套系統而高效的城市運作機制。

　　在法國，平衡更多來自制度上的松弛。完善的城鄉設施使南法小鎮與阿爾卑斯山下的村莊都能從容接待旅客，流量因此不再集中於巴黎。申根區的自由流動與帶薪年假的錯峰制度，讓游客在空間與時間上自然分散，這種制度化的松弛造就了法國旅游的獨特從容。

　　《環球》雜誌：是否可以通過推動基礎設施的均等化分佈，來緩解一些地區面臨的過度旅游壓力？

　　吳必虎：基礎設施固然重要，能疏解一時的擁堵，卻不是靈藥，真正的智慧在於讓制度與信息去引導客流。

　　相比投入巨大的“硬體均等化”，更務實的方向是讓信息服務變得更聰明。如今，借助技術可以實現更為精細化的管理。以智慧引導為例，導航系統可實時顯示景區擁堵狀況，主動分流游客，指向體驗更好的替代目的地，為不願忍受排隊與擁擠的游客提供另外的選擇。政府部門可以依託實時數據，發布預警、實行預約，甚至在必要時臨時限流，用一種更為柔性的方式高效地維持秩序，提升游客體驗。

　　《環球》雜誌：面向未來，該如何系統地應對“過度旅游”這一挑戰？

　　吳必虎：我更願意把未來的旅游業看成是一種社會服務，不僅僅是拉動經濟發展的産業。未來人們的休閒方式和時間都可能會發生變化，有了時間去哪，人累了往哪松一口氣，也隨之會成為社會治理的新課題，而旅游恰好是人們走出去、換個心情的重要方式。

　　其實真正承壓的景區不足總量的一成，多數地區面臨的反而是客源不足的問題。因此，真正要解決的不在於“人太多”，而是“去那兒的人太集中”。

　　未來更重要的是讓信息更透明、調度更靈活，提前疏導擁堵。發揮好綜合力量也非常重要，政府調控，平台分流，媒體提醒，游客自己調整預期。目標不是把人群擋在外面，而是要讓系統更有彈性：熱門景區不被人潮吞沒，冷門也能多一點機會，讓旅游産業進入一種更健康、更可持續的發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