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宇航 屈靚雅

編輯/劉娟娟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深入發展，正在重塑文化的形態、生産與傳播格局。

　　2025年9月底，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議舉辦的2025年世界文化政策與可持續發展大會（MONDIACULT 2025）為此樹立了新的共識坐標。大會宣言標誌着文化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地位的根本性升維。它所確立的廣義文化觀明確提出，文化不僅是藝術，更涵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傳統習俗與身份認同等多重維度，並被正式定義為可持續發展的核心驅動力與基本目標。大會聚焦的“數字轉型”與“人工智能倫理”等議題，為全球文化在科技時代的轉型與發展設立了清晰的行動框架。

　　在科技加速變革的背景下，科技與文化的關係也在悄然發生着變化，它從文化傳播的渠道和創作輔助的工具，逐步演進為文化的骨骼、血脈與想象力本身。這場由科技驅動的深度變革，同時釋放出多元主體參與文化創作與表達的巨大潛力。與此同時，它也帶來前所未有的倫理與治理挑戰。展望2026年和更遠的未來，人類在擁抱科技這一澎湃引擎的同時，更需以人文精神為羅盤，審慎穿越嶄新而複雜的曠野，去探索文化繁榮的可持續未來。

科技塑造文化三大新特徵

　　科技的發展並非僅僅為文化增添新工具，而是通過具身化、去中心化、全球化這三大特徵的塑造，從根本上改變文化的存在形態、生産關係和流動模式。文化也在從一種被創造和消費的客體，轉向一種在數字時空中被持續實踐、協作和再創造的動態進程。這些特徵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由具體的技術集群所驅動，並已在多個層面清晰展現。

　　其一，文化體驗具身化。在科技深度重塑文化體驗之前，傳統文化體驗的核心特徵是主客二分與感官分離，無論是置身博物館凝視靜態的文物，坐在音樂廳聆聽現場的演奏，還是漫步於歷史遺跡感受歲月痕跡，體驗者與文化對象之間始終存在一道清晰的邊界，這種體驗本質上是單向度的。然而科技的涌現，尤其是擴展現實（XR）、數字孿生與實時渲染技術的融合，徹底顛覆了這一離身範式，將文化體驗推向具身化階段。技術在其中的作用並非僅僅增強感知，而是重構了感知發生的本體論場域，催生出一種深度交互的沉浸式文化實踐。

　　探究其表現，一是過去的體驗被牢牢錨定在特定的、不可複製的物理地點，到今天，空間已從一種絕對的限定，變成可被無限複製、訪問與重塑的柔性場域。例如通過高精度數字掃描與建模，敦煌莫高窟、雅典衛城等文化遺産可被轉化為高保真數字孿生模型。佩戴虛擬現實（VR）設備，游客可瞬移進入虛擬洞窟，人與文化之間的物理隔閡被技術消弭。

　　二是感知方式從感官接收轉向多模態融合。昔日的文化欣賞往往側重於視覺或聽覺的單一通道。而在XR等技術營造的沉浸場域中，空間音頻創造出身臨其境的聲景，視覺畫面隨着頭部的轉動無縫延展，觸覺反饋甚至能模擬虛擬物體的質地。這種多感官通道的同步整合與實時反饋，創造了強烈的在場感。

　　三是意義在行動中被即時建構。在傳統模式中，意義是被預設的，有着等待被發現和解釋的固定內涵；而在具身沉浸中，意義在行動中生成。例如，在一款關於古詩詞的增強現實（AR）教育應用中，學生並非被動閱讀文本，而需要在現實校園中行走、尋找，用設備掃描特定植物，方能觸發與之相關的詩句虛擬影像和講解。詩意不再是被告知的抽象概念，而是在身體移動、視線交互、情境探索的動態過程中被主動建構和切身領悟的體驗。

　　其二，文化生産去中心化。在數字技術興起之前，現代文化生産遵循一種高度中心化的工業邏輯。出版社、電影製片廠、唱片公司等專業機構壟斷了生産工具、專業技能、評價標準以及發行渠道的全鏈條。大眾主要扮演被動接收者的角色，參與度極低。文化價值由機構定義，以標準化商品的形態通過稀缺渠道單向輻射至邊緣，創作是少數專業人士在機構內部完成的思想苦旅，堅固的版權制度則從法律上鞏固了這一中心化結構的利益邊界。然而，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和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從根本上瓦解了上述中心結構，驅動了生産的去中心化進程。

　　這一轉變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方面，在生産力層面，AIGC工具（如文生圖、音視頻生成模型）極大地抹平了專業技藝的門檻，使個體創意能以極低的成本和驚人的速度實現視覺化、聽覺化。從電影短片到音樂專輯，一人劇組變得平常，創作工具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化。另一方面，在生産關係層面，區塊鏈技術及其智能合約等使得一個開源的藝術項目或故事宇宙，能以去中心化自治組織的形式吸引全球參與者，從而構建起一種非雇用式的全球協作網絡。文化生産從封閉的機構流程，一步步演變為開放的社會化進程。

　　而且，去中心化也並非終點，而是與再中心化構成動態的連續體。當文化生産活動從傳統機構分散到全球網絡，一種新型的、更隱蔽的“中心”正在數字基礎設施的層面悄然形成。大型平台及其核心算法，通過控制流量分配、設定推薦規則、塑造注意力經濟，成為隱形的新把關人。它們雖不直接生産內容，卻通過塑造可見性與流行度，深刻主導着文化價值的篩選與流向。用戶的個性化體驗，實則可能深陷算法精心構築的“過濾泡”之中。因此，當代文化生産呈現出一種複合生態，表面上是去中心化的全民共創，底層則受制於由平台與算法實施的再中心化控制，這也構成了文化生産複雜的格局。總之，技術既解放了創造力，也重塑了控制力，文化生産的版圖正被重新繪製。

　　其三，文化傳播全球多向化。互聯網普及之前，文化傳播遵循清晰的中心-邊緣擴散模型。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少數文化生産中心，將標準化的影視、音樂等完成品，通過有限的渠道單向輻射至全球市場。地理疆界與語言壁壘構成了天然的傳播斷層，地方文化若要走向世界，往往需經中心機構的篩選、轉譯與包裝，被納入其敘事框架，這本質上是一種被選擇的全球化。然而，科技發展徹底重構了這一格局。首先是傳播結構發生了改變。互聯網基礎設施抹平了物理傳輸的延遲與成本，使任何聯網節點都具備了全球發聲的潛在能力。而借助實時AI翻譯與字幕，語言壁壘被瞬間消解，一場地方性的技藝展示能即刻引發全球觀眾的圍觀與互動。文化傳播路徑不再是單一的中心放射，而形成了多中心、多向度的瞬時連接網絡，構建一個去層級化的全球實時對話。

科技重構文化的內在邏輯

　　科技究竟是如何具體地、系統地作用於文化實踐本身，重構其內在邏輯的？可以從三個維度進行剖析。

　　第一，善於繼承才能更好創新。數字時代的繼承與創新，是借助科技手段，使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完成對傳統文化優秀基因的萃取、保存與當代轉譯。傳統保護方式受制於物理規律，文物會風化、古跡會坍塌、非遺技藝可能因傳承人離去而消失。如今，高精度三維激光掃描、多光譜成像與數字孿生技術等，能夠對文化遺産進行毫米級精度的幾何與紋理信息採集，構建可永久保存、無損復現並供全球研究者遠程訪問的精確數字檔案。這如同為文化遺産創建了數字基因庫，從根本上抵禦時間、災害與戰亂等導致的物理性消亡風險。

　　數字化不僅僅是存檔的終點，還是激活的起點。一方面，VR、AR等技術能夠基於數字模型，重建歷史場景的原初語境，極大地降低理解門檻，激發情感共鳴。另一方面，在研究與創作層面，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展現出巨大潛力。例如AI可以通過學習海量同類數據，對殘缺的文物進行科學合理的補全與復原推測。更進一步，藝術家和技術開發者可以以這些數字資産為原材料和靈感源，進行當代性的轉譯與再創作。

　　第二，科技時代的文化融合已超越被動借鑒階段，演變為一種主動的、在數字全球公域中進行的創造性合成。它既帶來前所未有的文化豐富性與大眾化潛力，也正在引發關於文化本源、知識産權歸屬以及在新算法規則下文化價值如何被定義等深刻的新命題。

　　在創作層面，技術實現了從元素借鑒到無界融合的原子化重組。過往的融合常限於風格、主題的整體性參考。如今，有了人工智能等技術採樣與音頻分離技術，一位柏林的電子音樂人可以輕鬆提取一段馬裏鼓樂的節奏基因，將其無縫編織入自己的曲目；虛擬製片與游戲引擎則讓電影創作者能在洛杉磯的攝影棚內，實時合成與交互一個充滿細節的東京街景或瑪雅古跡。這種融合是元素級乃至代碼級的，文化被降維為可被精確調用、修改和重組的原始數據模塊。創造力不再受制於創作者對其文化背景的深度掌握，而是取決於其利用數字工具進行重組與轉譯的算法思維能力。

　　在流通與接受層面，平台算法催生了自下而上的文化反哺新機制，重塑着全球文化生産、傳播格局。全球性的社交平台、短視頻平台等，基於用戶行為的推薦算法，也已逐步形成了去中心化的文化平台。這讓發展中國家的地方性文化實踐，能夠繞過傳統歐美文化中心的篩選與轉譯，直接獲得全球能見度與話語權。

　　在生産關係層面，雲端協作工具將全球化從作品流通深化為實時共創。基於雲的實時協作軟體（如Figma）、代碼託管平台（如GitHub）與遠程製作流程等，使地理隔離徹底失效。一支分散在首爾、斯德哥爾摩和開普敦的獨立團隊，可以像在同一間工作室般同步設計一款游戲的角色、編寫其敘事分支、調試其程序代碼。創意生産進入了真正的地球村協作時代，文化産品的血緣變得前所未有地混雜，其誕生本身就是全球化深度交融的證明。

　　第三，Z世代主導的數字原生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關於身份、社群、表達與價值的認知。這不僅是代際的文化趣味變遷，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實驗，預示着當人類生活被深度數字化後文化形態可能演進的根本方向。理解並與之對話，將是把握未來文化發展趨勢的關鍵。

　　首先，Z世代身份建構悄然變化。對於年輕人而言，虛擬偶像（如初音未來、A-SOUL等）不僅是娛樂産品，更是承載共同情感與價值觀的數字靈魂；在Roblox、《原神》等平台中精心打造的虛擬化身，是其審美、個性與社會地位的延伸，有時比現實形象更具自我認同價值。與此同時，社交與歸屬感也發生了遷移，基於特定興趣（如某個游戲模組創作、某個虛擬偶像粉絲群）組建的線上社群，其互動強度、規則複雜性與情感凝聚力，往往超越地理意義上的鄰里或同學關係。身份變得流動、多元且可切換，“我是誰”在一定程度上由“我”在不同數字社群中的角色與資産所定義。

　　其次，Z世代的表達和傳播方式也發生變化。文字被高度濃縮和符號化，以Meme（梗圖/梗文）為例，一個流行的Meme（如松弛感、內卷）能瞬間成為跨圈層的社會情緒容器與批判工具。AI生成圖像、短視頻剪輯等不再是專業人士的特權，而是人人可用的日常表達工具。這種追求即時共鳴、二次創作與病毒式傳播，促使文化在無數次的轉發、改編與戲倣中被集體動態生成。

　　最後，在價值與經濟層面，Z世代推崇並實踐着産消合一的新消費文化。他們的消費邏輯核心是更願意為體驗、認同與共創付費。這可以體現為他們願意為游戲皮膚、直播打賞、數字藏品（NFT）等付費，購買的不僅是功能，更是獨特體驗與社群身份標識。Z世代青年熱衷於模組（Mod）創作、同人小説、粉絲視頻等二次創作，其本身也成為文化生産的核心貢獻者，平台則通過激勵計劃等將這種創作力轉化為流量與商業價值。這預示着一種文化生産與消費邊界徹底溶解的未來，用戶既是觀眾也是創作者，既是消費者也是投資者，文化價值在持續的參與、分享和協作網絡中循環增值。

變革之下，更需審慎思考

　　科技對文化的重塑，已遠遠超越工具論的範疇，成為一場觸及人類存在方式與意義生成本體的深刻革命。然而，未來無論科技如何塑造和改變文化，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置於核心。這意味着算法設計需要嵌入倫理準則，數字開發需尊重文化語境，所有技術創新都應以增強而非削弱人類文化的豐富性、批判性與深度為最終目的。

　　與此同時，針對AIGC版權、平台規則、算法偏見等新問題，固守原有的法律與治理框架已力不從心。因此，建立完善具有適應性、前瞻性的治理體系，推動全球範圍內關於數字文化規則的合作對話，以制度創新保障文化生態的健康，已被提上日程。

　　歸根結底，科技並未給出文化未來的確定答案，而是提供了一個空前強大的實驗室和放大器。當新的一年開始，如何走向一個文化繁榮、精神充盈的數字文明，還需不斷探索。

　　（王宇航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青年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寧波市社科聯智慧善治研究與轉化基地研究員；屈靚雅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