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在日本東京，德仁天皇（左）、皇后雅子（中）和公主愛子向民眾揮手

文/張光新

編輯/吳美娜

　　日本皇位第二順位繼承人、秋筱宮文仁親王之子悠仁親王今年9月6日過了19歲生日。這一天，日本皇室打破多項傳統為其舉辦了奢華盛大的成年禮。日本現任天皇德仁與秋筱宮親王都是在20歲生日當天舉行成年禮。2022年，日本把成年的年齡從20歲下調至18歲。悠仁的成年禮本該在去年舉行，但當時悠仁正處在高中升大學的關鍵時期，慶祝成年的儀式推遲到今年舉行。由於日本皇室女性成員不舉行成年禮，因此，這是自1985年秋筱宮親王之後時隔40年日本皇室再次舉辦成年禮。

　　悠仁身份特殊，儀式隆重一點本無可厚非，但一個成年禮耗費鉅資，且選在“血月的月食日”（自古以來日本皇室會避開在中元節月食前後舉行儀式典禮）臨近時辦宴，引發日本民眾集體吐槽，稱秋筱宮家鋪張浪費，濫用權力。

　　不僅如此，悠仁的成年禮再度引發有關日本皇位繼承問題的討論。不少網民希望可以修改皇室相關規定，立德仁天皇的獨生女愛子公主為皇位第一順位繼承人。

　　圍繞悠仁和愛子誰更合適繼承皇位的爭論由來已久。其背後，是日本保守傳統的皇室制度（父系男性）與現代進步的社會價值觀（男女平等）之間的矛盾對立。對悠仁來説，成年禮是其人生中的一個重要時刻，他亦表態將承擔起作為成年皇族的責任。但對於日本皇室來説，最重要的是悠仁成年之後要能以實際行動消解國民對未來天皇資質的擔心，重塑國民對天皇體制的信心，避免出現外界擔心的“悠仁成為日本千年皇族最後一任天皇”的結果。

日本皇位繼承危機由來已久

　　日本天皇制是世界歷史上最長的君主制度之一。在現代日本社會中，日本皇室的角色和地位具有多面性和複雜性。根據日本憲法，天皇是日本國家的象徵，是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天皇及皇室代表着日本國家形象，在一些重要的國家儀式（如任命首相）、外交活動（如接見外國使節）等場合發揮着獨特作用。雖然皇室權力僅限於儀式性職責即國事權而非國政權，但通過道德示範、災區慰問、形象塑造等途徑，日本皇室彰顯了它的存在價值。

　　在禮儀形式方面，日本皇室十分強調遵循古禮和傳統，非常注重名分和程序。天皇號稱是天照大神的子孫，這種極具宗教意味和神話色彩的敘事方式強化了皇位繼承的神聖性和正統性。鋻於天皇的重要地位，未來天皇皇位的繼承人都有誰，能力、人品如何，自然成為備受日本國民關心和關注的問題。

　　實際上，日本的“皇位繼承危機”早在悠仁出生以前就存在。根據1947年頒佈的新版《皇室典範》，日本皇位由具有皇統之父系男性繼承，即只有父親方面有皇室血統的男性繼承人才有資格繼任天皇，繼承順序為皇長子、皇長孫、皇長子的其他子孫、皇次子及其子孫、其他皇子孫、皇兄弟及其子孫、皇伯叔父及其子孫等，現任天皇駕崩便是皇嗣即位之時（德仁的父親明仁是日本皇室近200年來首位“生前退位”的天皇）。該繼承制度與明治時期（1889年明治政府頒佈第一部《皇室典範》）基本一致。

　　自從1965年秋筱宮文仁出生以後，很長時間日本皇室一直沒有男丁誕生。由於皇位繼承只限“父系男性”，隨着時間的推移，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民間對此都感到非常焦慮。到了2005年，日本皇室已40年沒有男丁出生，迫於無奈，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就修訂《皇室典範》、允許“女天皇”組織專家展開論證。

　　經過多達17輪的論證後專家組得出結論：“維持父系男性繼承極其困難，必須為實現女性天皇、母系天皇開闢道路”，皇位繼承順位可以調整為“天皇直系子孫優先，按年齡排序，無論男女”。小泉內閣還起草了一份《皇室典範》修訂草案，允許女性皇室成員在婚後能夠保留皇籍、繼承皇位，或者吸收迎娶女性皇族的男性成為皇室成員。

　　2006年悠仁的出生，讓皇位繼承走勢為之一變，讓皇位“後繼無人”的危機得以緩解，皇位繼承制度改革也不再那麼迫切。小泉內閣的《皇室典範》修改草案最終未提交國會審議，皇室制度改革進程戛然而止。

　　悠仁的出生是否就徹底消除了日本的皇統斷絕危機？有日本專家&&，僅有悠仁一名男丁並不能確保皇室制度的穩定，其出生只是解決了眼前的問題，長遠來看，修訂《皇室典範》特別是皇位繼承順序才能一勞永逸。但是，日本保守派以“維護皇室尊嚴”為名，堅決反對修改皇位繼承規則。

悠仁繼承權合法但不服眾

　　悠仁出生後，按照《皇室典範》規定，在現任天皇德仁之後，日本的皇位繼承順位依次為：德仁天皇的弟弟秋筱宮文仁親王、文仁親王的長子悠仁親王、德仁天皇的叔叔常陸宮正仁親王。

　　今年3月3日，日本皇室專門為悠仁舉行了成年記者會。記者會後，日本上下對悠仁的評價極為兩極分化。官方媒體報道大多積極正面，表揚他謙遜有禮、肯定了他的成長；一些日本網友則毫不客氣，直言悠仁“表演”痕跡太重，沒有自己的思考，更有人對比愛子公主在成年記者會上的表現，揶揄悠仁資質“堪憂”。愛子公主被拿來與悠仁作比較，已經有過很多次。

　　在現行《皇室典範》下，悠仁親王作為皇位第二順位繼承人的合法性並無爭議，但卻未能收穫日本國民的普遍支持，甚至引發一部分人強烈反對，主要原因何在？

　　一是負面事件頻發削弱了國民對悠仁的信任。悠仁多次被媒體爆出負面新聞，特別在學習能力上和個人素質上表現不佳。例如2022年悠仁被曝獲獎作文涉嫌抄襲，但宮內廳對此僅以“未標注引用”輕描淡寫回應；再比如2024年悠仁期中考試7科總分僅拿到20分，真實表現與其從小就被塑造的“學霸”人設大相徑庭，人們質疑其學習能力和學習態度。加上宮內廳對悠仁過度保護，管控媒體，強化了民眾對事實真相的求證欲和探索欲，人們進一步對悠仁作為皇室繼承人是否具有足夠個人能力及道德修養産生強烈質疑。

　　由於有“珠玉”在前——因形象親民、舉止得體、學業優秀、更熱心公益，愛子公主深受日本國民愛戴，對比之下，悠仁親王各方面表現就有些“不夠看”。悠仁負面事件頻發使民眾擔憂皇室未來，更多人傾向於通過改革提前規避尚未顯性化的危機。

　　二是秋筱宮家公眾形象欠佳。秋筱宮家一共5口人。在德仁夫婦確認不能生二胎的情況下，秋筱宮文仁的妻子紀子妃41歲時“冒險”産下悠仁，其動機被一些日本民眾視為是處心積慮爭奪皇位繼承權。秋筱宮家長女真子公主在婚姻大事上“一意孤行”，與男友小室圭釀出遭到近乎全體日本國民反對的婚姻風波並遠走美國，讓人質疑秋筱宮夫婦是否“育兒有方”。

　　秋筱宮在確立為皇嗣後，不顧新冠疫情，花費重金改建寓所，新寓所規模甚至超過其父上皇明仁、其兄天皇德仁，被指勞民傷財。

　　此外，在升學方面，紀子妃被指在悠仁保送東京大學未果後，又通過“合作學校推薦制度”安排悠仁進入名校築波大學，皇室“特權教育”為人詬病。秋筱宮家招致不少日本國民反感，連帶削弱了悠仁的公眾好感度。

　　三是追求性別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對傳統僵化的繼承制度産生衝擊。隨着時代發展，並受到國際環境影響，日本社會對性別平等的呼聲日益高漲。日本歷史上曾出現過10代共8位女天皇，其中不乏能力出眾者，如推古天皇、後櫻町天皇等，只限“父系男性”繼承的制度源於明治維新後對父權傳統的強化，因此，悠仁親王僅憑男性身份便能理所當然地繼承皇位是否具有正當性、合理性日益受到挑戰。

　　有日媒2019年5月13日發布過一項調查，顯示76%的日本人支持女性繼承皇位，反對者佔14%。另據近年多次民調結果，這一支持率甚至高達90%。此外，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多次敦促日本修改《皇室典範》、允許女性繼承皇位。

　　四是制度桎梏激化矛盾。日本皇室以及相關制度被認為是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象徵。皇位繼承涉及政治權力的鬥爭，各方勢力會選擇支持符合自身利益的繼承制度、繼承人選。保持現任天皇以及皇嗣秋筱宮文仁、悠仁親王的繼承順序不變，是宮內廳以及日本保守派的意見，但該意見並未得到日本朝野政黨、全體國民的一致支持，一些自由派或改革派支持修改制度，允許女性繼承皇位。

　　2023年7月，在一場名為“請立愛子公主為皇嗣”的公開活動上，日本前眾議員菅野志櫻裏一語道破天機——自民黨支持父系男性繼承的原因無他，就是為了選票，為了穩住保守派核心層對自民黨的支持。當前日本社會男權思維的社會根基依然牢不可破，皇室事務負責部門宮內廳和執政黨之一的自民黨內部存在大量保守派。他們認為，“父系男性”的繼承制度是維護“萬世一係”皇統的核心，一旦打破性別限制，國家的傳統文化即被破壞，這會嚴重損害日本的“文化立國”戰略。為擴大自身影響力，他們打着保護傳統文化的旗號，堅持皇位“父系男性”繼承，主張保持現有制度。

爭議本質是如何化解皇室血脈危機

　　日本皇室面臨的危機其實不止於繼承人爭議，還包括人丁稀少、人員老齡化、執行公務人手不足，以及如何跟上時代發展更好發揮自身作用等問題。按照規定，女性皇族成員一旦與平民結婚，將自動喪失皇室成員身份，這導致日本皇室成員數量持續減少。不僅如此，日本皇室老齡化嚴重，多數男性繼承人年事已高，難以承擔公務。

　　皇室的人丁凋落讓《皇室典範》規定的皇位繼承制度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2020年11月8日，日本皇室隆重舉行了“立皇嗣之禮”，秋筱宮文仁親王正式成為皇位第一順位繼承人。文仁成為“皇嗣”，意味着皇位繼承次序確定，現任天皇德仁之後，皇位將在秋筱宮文仁親王和其兒子悠仁親王之間傳承，愛子公主繼承皇位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皇室固守傳統，無意也無力改變現狀，日本著名政治史學家升味準之輔將“父系男性”這一存在致命缺陷的制度形容為“阿喀琉斯之踵”。

　　現行制度則將日本皇室逼入了“必鬚生男丁”的死胡同。悠仁親王的“獨苗”身份導致皇室對其婚姻和生育施加了巨大壓力，雖然剛剛成年但已經面臨“選妃”和“生子”壓力。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甚至已經在“未雨綢繆”，謀劃凍精以確保皇室血脈延續。

　　和其他法律一樣，現行《皇室典範》可以通過國會修訂。但在國會主流意見支持“父系男性”的背景下，修改《皇室典範》絕非易事。為保持皇室穩定，未來，日本大概率會對皇室制度和規則等進行“漸進式”“有限度”調整，比如女性婚後保留皇族身份、創設女性宮家以及讓男性舊宮家恢復皇族身份，以緩解最為緊迫的皇室成員不足問題等。調整的速度取決於悠仁親王的婚育情況、日本政治進程、國際社會壓力以及日本國內輿論走向等因素，但放棄父系男性繼承傳統、徹底允許女係女性天皇出現短期內尚不現實。

　　若悠仁能順利生育男性後代，繼承制度的改革壓力將進一步得到釋放，但如果悠仁無子嗣，或者出現不能勝任天皇公務的事態，再或者國內外輿論持續施壓，允許女性天皇及其子女繼承皇位的可能性就將顯著增大。此外，解決皇位繼承爭議，日本政府還不得不在制度層面回應民意，否則，即使按照既有《皇室典範》讓悠仁繼承皇位，其合法性、合理性也可能遭質疑，並將加速皇室被邊緣化，而最終的改革既需要廣泛的社會討論，更要平衡保守派和改革派各方利益，滿足國際國內各種訴求。

　　天皇皇位繼承爭議，既是少子老齡化背景下日本皇室血脈傳承遭遇危機的縮影，也是封閉制度和傳統文化在現代化和國際化浪潮中掙扎的寫照。若日本政府無法通過制度改革平衡傳統與現實，宮內廳等相關部門無法傾聽民意、放眼全球和順應時代，日本皇室或將陷入更深的社會信任危機。

　　（作者係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特聘副教授，任第七屆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