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2024年世界青年發展論壇的青年代表在論壇開幕式前合影留念

文/王宇航 曲靚雅

編輯/劉娟娟

　　全球Z世代正在步入他們的而立之年。

　　這群出生於1995年至2009年的青年，伴隨着互聯網、智能手機、電子商務、社交媒體長大，被稱為“互聯網原住民”或“數字原住民”。他們也成長於全球化加速的時代，視野開闊、思維活躍、充滿創造力，正逐步成為消費市場、職場和公共事務的主導性力量之一。他們的技術熟練度、社會責任感以及對創新的追求，將深刻重塑全球經濟與文化格局。

　　他們是最具全球視野與技術融合能力的一代。數字世界的無縫連接、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價值交融、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壓力等，形成動態的“複合生態系統”，塑造着當今的Z世代。他們既能通過社交媒體瞬間連接全球，獲取海量信息與資源，又深陷技術快速迭代帶來的技能焦慮中；全球化與數字經濟的勃發為他們創造了靈活就業、跨國協作的可能，但收入不平等、生活成本攀升也讓全球許多年輕人陷入“努力卻難出頭”的困境；氣候變化、社會公正等全球性議題激發着他們的行動力，而系統性問題的複雜卻讓他們感到無力……因各自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文化背景等不同，全球Z世代又呈現出不同維度的差異性。

　　面對機遇與挑戰，全球Z世代表現出強大的適應性，他們擁抱變革，在不確定性中努力尋找平衡。

　　走近全球Z世代，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他們。走近他們，不僅是觀察一群年輕人的行為模式、心理特徵和精神特質，更是觸摸一個時代跳動的脈搏。

三重塑造力量

　　特定的時代變遷，塑造了獨特的Z世代。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認為，每一代人都被所處時代的重大事件深刻塑造。對於Z世代而言，他們的成長伴隨着全球系統性風險的集中爆發：童年時期經歷金融危機的陰影，使得他們對經濟波動格外敏感；青春歲月遭遇全球性健康危機的衝擊；如今，他們又經歷各種社會運動的洗禮，卻對傳統政治機構保持疏離。這種非傳統化的政治參與方式，正是他們對這個不確定世界的獨特回應。

　　《全球Z世代青年價值觀研究報告》顯示，全球Z世代高度重視“自主選擇”和“個人安全”，反映出他們在不穩定環境中對自我掌控感的強烈需求。特別是在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Z世代對傳統政治機構的疏離感更為明顯，而在印度、菲律賓等國，年輕人更傾向於通過社會運動表達訴求。

　　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成為塑造Z世代共同特質的關鍵力量。Z世代成長於“地球村”的時代，充分享受着全球化帶來的紅利。他們通過跨境電商輕鬆獲取各國商品，借助流媒體&&與世界各地同齡人同步追劇、欣賞相同的音樂，跨國交流的機會遠超前輩。舉例來説，一名外國青年想要省錢，可以通過參與中國的“雙十一”購物節買到便宜的商品；一個普通人通過在不同的&&上發布自己的內容，就可能成為一名世界級博主，在全球各地擁有粉絲。

　　這種成長經歷賦予了Z世代天然的全球視野和對多元文化的高度包容。但近年來地緣政治緊張引發的供應鏈重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也讓他們切身感受到全球化進程中的撕裂與陣痛。這種矛盾體驗造就了他們審慎的全球化觀，他們不再天真地認為世界會無限連接，而是清醒認識到在享受便利的同時，必須面對由此帶來的競爭壓力和身份認同困惑。

　　數字技術則從內部深度重構着Z世代的心智模式。作為人類歷史上首代“數字原住民”，他們不是簡單地“使用”網絡，而是真正“生活在”數字空間。從正向角度看，互聯網重塑了他們的社交方式，他們通過社交媒體維繫人際關係，依靠短視頻和圖像進行信息獲取與情感表達，在在線游戲和虛擬社群中尋找歸屬感。

　　然而，數字空間也暗藏危機。算法推薦技術通過用戶行為數據精準投喂內容，形成了“信息繭房”。這種繭房導致很多人的認知邊界被算法固化，他們看到的“世界”是算法篩選後真實世界的“擬像”，而非全貌。更深遠的影響則是，虛擬世界的高強度刺激可能削弱Z世代對現實複雜情感的感知能力，從而加劇圈層固化、認知偏差等一系列問題。

時代鏡像下的Z世代

　　美國政治學家羅納德·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認為，老一輩的價值觀強調“物質價值觀”，關注的是物質需求和安全；而年輕一代更強調“後物質價值觀”，關注生活質量、自我表達和快樂。

　　全球Z世代的成長伴隨着互聯網信息的爆炸和無數次“神話”的破滅——從金融危機到氣候危機，從幻想“躺贏”到被迫“內卷”，痛並快樂着的他們既保留着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又始終在做最壞的打算。

　　因此，他們的“後物質價值觀”就體現在一種精妙的平衡術上。在職業選擇上，他們可能一邊從事一份能提供穩定現金流、構建“經濟安全網”的工作，一邊利用業餘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尋求精神滿足。秉持這種“保底思維”，他們優先考慮擁有抵禦風險的能力，而非不計後果地去追逐單一夢想。在生活規劃上，他們對於購房、婚姻等重大決策的考量更加審慎，數據、可行性、潛在風險漸漸取代了感性衝動。這種務實更像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走鋼絲時，為自己繫上一根安全繩。

　　勞動就業市場零工化讓穩定的職業承諾消失，Z世代轉而通過打造“斜杠身份”來分散風險。到了今天，傳統、穩定的職業路徑已變得稀缺，“你做什麼工作就代表你是誰”的單一定義模式對Z世代也已然失效。應對職業的不確定性和生活的流動性，他們更加積極地投身多元身份的建構。“斜杠青年（Slash）”就是這一趨勢的一個集中體現。生活中你可能會發現，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程序員/沖浪教練，也可以是醫生/博主。這種多重身份並非不務正業，而是對抗零工經濟風險的手段，也是他們探索自我價值、建立成就感的多元窗口。

　　此外，數字社群為他們提供了建構身份的關鍵場域。無論是基於亞文化、興趣，還是價值觀，他們在線上的圈層文化中總能找到歸屬感和認同感。這些數字身份與現實身份交織形成一個穩固的、多維的自我認知網絡，幫助他們在物理世界和職業世界的變動中依然能確認“我是誰”。

　　教育時限的延長與就業前景的不確定性，共同導致了“延長的青春期”現象。為了滿足就業市場的需要和學歷文憑的要求，Z世代通過延長學歷教育的時間來應對未來的就業不穩定。這導致一代人的主要人生儀式推遲，使得他們在心理上更長久地停留在探索與自我投資的階段。

　　從積極方面講，這也是他們一種主動的、富有韌性的生存策略。面對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狹窄的上升通道，Z世代選擇“以時間換空間”，將更多的資金和精力配置到更具長期價值的領域，例如用於自我提升與技能儲備。年輕人熱衷於學習新技能，為未來可能的職業轉型作準備；更願意投資於旅行、體驗和健康，以提升個人的人力資本與生活品質。這種延遲滿足，反映出他們在結構約束下主動去重新定義“成功”與“成長”的路徑。

　　而從消極方面來看，這加劇了一代人的“巨嬰化”。這種“巨嬰化”並非指個體心智的不成熟，而是在宏觀社會經濟結構的擠壓下，一代人在社會角色、經濟獨立與心理承擔上被迫滯留在“準成人”狀態的系統性困境。

　　一方面，經濟上的持續依賴削弱了他們完整的成人身份認同。當代一些年輕人30歲可能才剛剛走入社會或者仍然在學校讀書，其經濟來源仍主要依賴於父母或家庭支持。這種依賴關係模糊了代際間的責任邊界，可能導致部分人在面對真正的職業挫折、人際衝突或生活危機時，缺乏必要的心理韌性和解決問題的實戰能力。

　　另一方面，這種延遲一定程度上導致他們“成人”體驗的碎片化與空心化。傳統社會中，通過齊家、立業等一系列具有儀式感和實際責任的儀式，個體被完整地整合進社會結構。而Z世代有些人的“成人之路”是碎片化的，他們可能擁有博士學位，卻從未擁有過一段穩定的親密關係；可能精通投資理財，但可能過着居無定所的生活。這種核心人生體驗的缺失，容易催生一種深刻的懸浮感和存在性焦慮，即“我似乎擁有很多，卻又感覺一無所有”。

　　這些勾勒出Z世代的共同心理特徵：他們既樂觀又焦慮，既渴望連接又努力保持獨立，既追求個性又期待歸屬感。

共性之下的多元現實

　　儘管全球Z世代在宏觀上共享着一系列結構性壓力與心理適應機制，但一個至關重要的視角在於，這些“共性”並非以扁平的方式作用於每一個年輕人。相反，它們透過各國迥異的經濟發展水平、數字建設情況、地緣政治格局與對待傳統文化的方式，被分化成一幅幅多元的現實圖景。重視這種差異性，才可能真正理解Z世代面臨問題的複雜本質。

　　全球經濟版圖的巨大落差，決定了Z世代對所面臨議題的優先級的巨大不同。

　　在發達國家，如北美、西歐和部分東亞國家，基本的物質匱乏已不是大多數青年的核心困擾，他們的焦慮更多來自在看似豐裕的社會中如何應對階層固化等現實問題。即便在此群體內部，分化也同樣明顯，擁有資産性收入或一定文化資本的家庭的後代與完全依賴薪金的青年，其實際境遇也是天壤之別。

　　在眾多欠發達國家，Z世代的主要挑戰是基本生存與發展機會的稀缺。偏高的青年失業率、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基礎教育和醫療資源的不足，是他們每日必須直面的社會現實。他們的核心訴求是獲得一份穩定工作，擺脫貧困，實現最基本的經濟獨立。在這裡，“斜杠”不是為了探索多元身份，而是為了糊口不得不“兼職”；“延遲滿足”是因為無法獲得即時回報。

　　而在一些新興經濟體，Z世代則置身於一種雙面性之中。經濟快速增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科技與互聯網的爆發催生一批年輕的創業者和高技能從業者，他們對自己的未來充滿樂觀。但與此同時，快速轉型帶來的社會震蕩、通貨膨脹、城鄉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巨大鴻溝，又使他們深陷焦慮。他們在希望與不確定性的夾縫中尋找出路，既渴望抓住全球化的紅利，又不得不承受發展帶來的陣痛。

　　Z世代被視為“數字原住民”，但內部也同樣存在着巨大的分層。

　　第一層是基礎設施的建設。發達地區人們對5G、千兆光纖已習以為常，但仍有不少國家和地區，穩定的電力與網絡信號還很缺乏，這直接導致Z世代擁有信息獲取、在線教育與遠程工作機會的天壤之別。

　　第二層是數字素養的差距。發達地區的Z世代可能利用網絡學習編程、打造個人品牌、進行全球化協作，而數字素養不足的青年，則可能更多地被禁錮在算法的“信息繭房”中，成為虛假信息的目標或數字娛樂的被動消費者。這種素養差距，造成了資源利用效能的巨大分化。

　　第三層是數字創新能力的鴻溝。這關乎他們能否成為數字世界的規則制定者和價值創造者。目前，全球數字技術的創新引擎仍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創新中心，例如美國的硅谷、中國的深圳、印度的班加羅爾等。這導致全球Z世代內部正在形成新的“數字階層”：一端是技術的創造者和全球紅利的享有者，另一端則是技術的使用者、消費者，甚至是數據勞動的提供者。這種分化的影響，可能比傳統的經濟階層固化更為深刻和持久。

　　Z世代還成長在一個地緣政治競爭頻發的時代。他們所處的國家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如同一面濾鏡，深刻地塑造着他們的認知。不同國家的國際地位直接影響其青年的國際視野與機會。例如，一個歐盟國家的年輕人，享受着歐盟內自由流動、學習與工作的便利，其身份認同可能是“歐洲人”與某國人的疊加。而一個來自身處地緣政治漩渦中心國家的青年，其出國旅行、留學乃至進行跨國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則受到更多限制，其世界觀也更為內向和審慎。例如，一些中東地區的青年在長期的不穩定中，可能在全球公民、宗教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進行更為複雜和痛苦的抉擇。

　　Z世代正是在各自深厚的文化土壤中，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回應着現代性的衝擊，他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成為觀察其身份認同建構的關鍵窗口。比如，中國Z世代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最終形成全球Z世代能夠接受、喜愛的主流文化圈層，形成了一股中國文化的熱潮。在西方社會，個人主義的傳統根深蒂固，Z世代習慣於用這套價值標尺去審視一切傳統，包括本國的主流文化遺産。而在中東、南亞、北非等宗教傳統深厚的社會，Z世代的處境複雜且矛盾，他們渴望擁抱現代性，享受全球互聯網文化、科技便利與更開放的個人表達，但同時又無法也不願完全脫離其作為社會基石的宗教與文化傳統。

　　理解Z世代，必須同時持有兩副鏡片。一副是“求同”的廣角鏡，看到他們共同面對的時代命運與心理適應；另一副是“存異”的顯微鏡，洞察這些共同挑戰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語境下的細微差異。既要深刻體察他們的“早慧”，也應理解他們的“晚熟”，真正與這一代人深度對話，共同面對時代的挑戰，塑造一個更加包容、多元且富有活力的新文明。

　　（王宇航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青年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曲靚雅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