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迪瓦尼亞聚會

文/《環球》雜誌記者 尹炣（發自科威特城）

編輯/劉娟娟

　　科威特城低矮的樓宇之間夜色漸濃，路燈把黃沙和現代玻璃幕墻一起照亮。每當夜幕降臨，這座現代化的阿拉伯國家的城市才真正醒來：問候聲、香薰、咖啡、椰棗、甜點……以及一間門常開着的大廳——那便是迪瓦尼亞（Diwaniya）。

　　迪瓦尼亞是科威特獨有的社會文化符號，本意是聚會或會議用的大廳，它是科威特重要的社交場所，從大家族到普通百姓，都會根據自身條件設置一個迪瓦尼亞。我曾被幾個家族邀請來到他們的迪瓦尼亞，坐在長排地毯上的沙發上，端着小杯的阿拉伯咖啡，談古論今。

　　迪瓦尼亞既是私人空間，也是公共舞&。在這裡，政治、商業、家族、記憶與情感交織成一張看不見的網，牽動着科威特社會跳動的脈搏。

無形的政治與商業資本

　　我第一次被邀請，是去當地一個大家族——加尼姆家族的迪瓦尼亞。科威特這個著名的商界家族長期活躍在工程建設、能源、汽車等領域。無論是在承接政府住房、基礎設施項目，還是在石油污染治理、環保修復工程中，他們都與中國企業保持着密切合作。

　　那是一棟獨立的三層樓建築，佔地五六百平方米，這麼大的面積一層僅設置了兩個迪瓦尼亞大廳，可見每個大廳的面積之大。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服務員忙碌着，為主人和賓客提供茶點。幾位年長的家族長輩坐在主位，幾個商界朋友在一旁低聲交談。

　　主人曾是科威特駐卡塔爾使館臨時代辦，他先把我介紹給一名自稱“外交部的老朋友”的中年人，然後引薦給幾名企業界的大佬——其中就有福阿德·加尼姆。在科威特，人們對福阿德這個名字並不陌生，他長期活躍於本地大的商業集團與産業版圖中。舉手投足間，福阿德頗有上位者的氣場。我坐在他旁邊，被他以“阿拉伯式的好客”方式熱情招待，吩咐服務員不停端來椰棗、咖啡、甜點、香薰……每一道程序，似乎都有着不同講究和深意。

　　茶煙繚繞，話題從家族近況談到能源、投資，再到與中國往來的歷史和細節。福阿德談到最開始與中國企業的合作時特別&&，中國在基礎設施和重工業領域的技術與規模優勢，使其成為科威特實施國家發展項目的重要夥伴；中國品牌在汽車等消費領域的快速崛起，為本地市場注入了新的機遇。在這一系列背景下，加尼姆家族多年前就與中企建立關係，目前合作正不斷擴大。

　　近年來，加尼姆國際公司中標多項科威特國家級項目，包括電力設施、泵站和受油污染土壤清理工程。在這些項目中，中國企業往往提供先進的技術與設備，加尼姆公司作為本地有實力的承包商，承擔落地實施與管理職責，兩者互補共贏。在汽車領域，加尼姆家族更是積極引入中國品牌，相繼與比亞迪、吉利、紅旗、江淮等中國汽車製造商建立合作關係，在科威特開設展廳並搭建售後網絡，中國製造的汽車在本地市場上越來越被認可。這些合作不僅體現了家族企業對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的信心，也顯示他們對中國企業長期發展潛力的樂觀判斷。

　　福阿德的語氣裏既有商人的思維，也盡顯家族傳承的自豪；他所代表的商業網絡在科威特城市的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加尼姆的迪瓦尼亞，我切身感受到迪瓦尼亞在科威特商業與政府之間扮演的“橋梁”角色。一名當地官員朋友一邊喝咖啡，一邊低聲對我説：“很多談判尤其國際合作，第一步常常是在迪瓦尼亞裏建立起信任。”

　　的確，迪瓦尼亞也算是科威特人在自家、在對方家裏面對面坐下，接受阿拉伯傳統禮節的一種無形的政治與商業資本。

國之交中的民之親

　　不久，我又被引薦到哈亞特家族的迪瓦尼亞。哈亞特家族的迪瓦尼亞更接近於外交圈。那天晚上，我看見一個穿着筆挺長袍、舉止沉穩的中年人，面孔是我經常在新聞裏看見的，正是科威特外交部亞洲事務大臣助理薩米赫·哈亞特，他也是2016-2022年期間的科威特駐華大使。在華期間，薩米赫為深化科威特與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層面的交流與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在哈亞特的迪瓦尼亞外面，我和薩米赫的司機聊了一會兒。他告訴我，薩米赫工作非常努力，以至於他經常在其辦公室外等到凌晨兩三點，這也顛覆了我對這個海灣富國的官員的認知。

　　薩米赫與家族內部成員來往密切，也使這個迪瓦尼亞成了一些亞洲事務交流的非正式場所。到哈亞特家族的迪瓦尼亞做客，經常能碰見亞洲國家駐科威特的大使。

　　不僅如此，哈亞特家族還與其他交好的家族組成了一些非政府組織，不時在其迪瓦尼亞中舉行聚會和活動。例如薩米赫的妹妹阿斯拉爾·哈亞特是科威特透明度協會（KTS）的理事會成員。2022年科威特國民議會選舉期間，KTS組織的約91名觀察員曾對投票過程進行監督。阿斯拉爾還是一個中國通，對中國的歷史頗有了解，對中國現行政策的解讀也很有見地。她還多次應邀赴中國參加一些媒體活動與其他交流項目。

　　那晚，我在哈亞特的迪瓦尼亞談科威特與亞洲，尤其是與中國的交往。薩米赫對我説，正式外交之外，民間與家族層面的交往同樣重要，它能在突發事件發生時或在一些微妙議題上提供靈活的溝通渠道。在科威特，迪瓦尼亞有時就發揮着一種獨特的“緩衝”與“聯絡”功能。它所建立的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與關係，能讓事務的推進更加順暢。

代代相傳的道德坐標

　　馬拉菲家族的迪瓦尼亞則給了我一種時間感。該家族是科威特歷史悠久的商業家族之一，其最早的企業成立於1919年，目前其家族企業業務橫跨地産、工程承包、機電、家居等多個行業，子公司30多家，僅代理經營的大品牌就有約300個。

　　家族裏的一名長輩拿出一摞舊照片遞給我，照片已微微泛黃。照片拍攝於20世紀70年代，從背景看像是中國北方的黃土或山坡。那名長輩告訴我，那個年代家族的慈善機構曾遠赴中國西北的某個邊遠地區，幫助當地打井、送去醫療與糧食援助。對我來説，那些老照片與口述並不是模糊的“記憶”，而是從迪瓦尼亞走出的人代代相傳的道德坐標：一個家族如何在物質富裕之外，保持與外界的連接並承擔責任。

　　在坎德利家族的迪瓦尼亞，談話的氣氛則轉向了戰爭與記憶。該家族多個成員在國防部任職，迪瓦尼亞內挂着一些早期的軍裝照片、獎章與退役證書。他們向我講述1990年8月2日那個清晨的混亂：如何接到入侵消息、如何連夜動員、如何在佔領與流亡之間作選擇。許多人談到在海灣戰爭（1990-1991年）期間的親歷：疏散家屬、守護油田、與盟軍聯絡，以及1991年2月為重新奪回國家而發動的行動帶來怎樣的喜悅、經歷何種創傷。

　　除了與政治、軍事相關的回憶，坎德利家族成員反復談及的是責任感：在危急時刻，他們不僅要作為軍人恪盡職守，也要作為社會成員為鄰里提供保護。

　　每個離開迪瓦尼亞的夜晚，月亮都高高挂在天上，街道上風吹來海的味道。我回想著幾次握手、幾次擁抱，也想起那些被低聲提及的名字。

　　走進這些不同的迪瓦尼亞，除了一些個人、幾段故事，我印象最深的其實是一種制度之外、經由禮節長期固定所形成的道德和行為規範。科威特這一傳統沒有被現代化進程吞噬，而是在內裏生成了新功能。迪瓦尼亞並非只是科威特獨有的一個社會文化現象，記錄、描摹發生在這裡的細節，更能幫助人們理解科威特當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

　　若要走近科威特，你可以先走進它的迪瓦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