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在德國科隆，人們在2025年科隆國際游戲展上與模型合影

文/《環球》雜誌記者 李函林（發自柏林）

編輯/胡艷芬

　　在柏林地鐵的早班車上，二十歲出頭的學生保琳一邊刷着手機，一邊小口喝着咖啡。她説自己每天都會在TikTok上看理財視頻，“雖然我沒什麼積蓄，但得知道怎麼理財，現在一切都太貴了。”她的苦笑中帶着一絲無奈。

　　在德國，這樣的年輕人並不罕見。Z世代，正成為重新定義社會價值與經濟節奏的新力量。他們熟悉算法、熱衷網絡、追求自由，也在危機與不確定中努力尋找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

　　從遭遇疫情到通脹高企，從氣候抗議到職場競爭，德國的Z世代幾乎是在連續的危機中成長起來的。他們通過屏幕感知世界，也比前輩更早面對現實壓力。相比上一代，他們更加重視穩定與安全，同時仍保持開放、包容與創新的心態。Z世代以焦慮與創造力並存的特質，悄然重塑着德國社會的價值取向與未來氣質。

雙重印記：數字化與不確定性

　　對於許多德國Z世代來説，成長的記憶總伴隨着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讓父母的家庭財務變得緊張；2019年爆發的新冠疫情又打斷了他們的校園時光；接踵而至的能源價格飆升和通脹高企又讓他們在剛踏入社會時便面臨現實壓力。

　　德國數據統計&&Statista顯示，Z世代約佔德國總人口的14%，超過1200萬人。與父母輩相比，他們是徹底的“數字原住民”：超過九成每天活躍在社交媒體，TikTok、照片墻（Instagram）和優兔（YouTube）是他們主要的交流和娛樂&&。

　　德國普華永道公司對這一代人的特徵有過精準概括：“總是在線，缺乏耐心，喜歡挑戰；環保意識強且生活健康。”他們成長於智能手機徹底改變信息傳播模式的時代，對傳播速度和網絡互動的需求遠超以往。

　　然而，“永遠在線”的生活方式也帶來副作用。德國商業健康保險基金（KKH）的一項長期研究顯示，過去10年德國因心理性睡眠障礙就診人數激增73.5%，20歲至29歲人群增長最為明顯。研究指出，睡前刷手機、信息過載與情緒焦慮形成惡性循環。該研究指出：“年輕人習慣在網絡中尋找慰藉，但也因此更容易陷入比較、焦慮和孤獨。”

　　在物價上漲、租金攀升的現實壓力下，這一代年輕人更加謹慎。他們比父母更早學會計算成本，也更容易對未來失去安全感。德國青年研究機構“殼牌研究”（Shell-jugendstudie）指出，Z世代對金錢與穩定的重視程度明顯上升，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經濟安全比理想更重要”，該研究機構認為這是危機時代塑造的現實主義。

　　教育與就業的不確定性進一步放大了這種現實主義心態。德國高等教育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Z世代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約為86%，略低於“千禧一代”（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一代人）同期水平。起薪平均為每月2300歐元（1歐元約合8.3元人民幣），在通脹持續和生活成本攀升的背景下，許多人發現難以獨立承擔住房與生活開支。柏林、漢堡等大城市的平均租金在過去5年上漲了約15%至20%，使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普遍感到壓力重重。

　　可以看到，德國Z世代身上疊加着數字化與不確定性的雙重印記。他們的生活方式更自由，信息獲取更便捷，但精神狀態也更易受到外界波動的影響。在算法推送和碎片化信息的環境中，他們既享受着即時反饋帶來的滿足感，同時也承受着持續的對比引發的焦慮。

重新定義工作與生活

　　Z世代的職場態度正在改變德國傳統的工作文化。對他們而言，工作不再只是謀生的手段，而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必須與自由、休息和心理健康保持平衡。根據德國職業社交&&Xing的調查，近一半30歲以下員工計劃在兩年內換工作。這種流動性和選擇意識，正成為德國的職場新常態。

　　德國霍爾瓦特諮詢公司的報告指出，Z世代“帶着高要求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們希望在每週4天工作制下實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並且“如果崗位不能滿足他們的期待，就會毫不猶豫地離開”。面對這種趨勢，企業不得不調整思維。寶馬、思愛普（SAP）等大型公司陸續引入彈性工作制，提供心理健康支持與職業輔導；一些中小企業則嘗試推出“無會議星期五”，以提升工作效率並吸引年輕人才。

　　不少Z世代不想再像父母那樣早出晚歸、犧牲自我，他們寧可收入少一些，也希望擁有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但通脹壓力讓這種追求顯得難以企及。德國勞工研究所數據顯示，近六成Z世代員工希望加薪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成本太高”，超過一半的人希望實行“4天工作制”或增加遠程辦公機會。這表明，經濟壓力與生活理想之間如何達成平衡，已成為這一代年輕人的核心議題。

　　與此同時，進入職場前的階段也充滿挑戰。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的數據，近五成的17歲年輕人在上學期間需要打工以支付個人開銷，例如考取駕照的費用已上漲至3000歐元。研究機構建議，應擴大雙元制大學培訓（一種職業培訓模式，要求參加培訓的工作人員要通過兩個場所的培訓合格之後才能上崗工作）和實踐型職業指導，讓年輕人更早接觸真實的工作場景。但即便如此，不少德國企業仍反饋Z世代是“忠誠度較低的一代”，如果任務無法令他們信服，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離開。

　　“Z世代不是懶惰的一代，而是更注重效率和自我掌控的一代。”德國勞動力專家朱利安·斯塔爾指出，“他們追求的是意義感和參與感，而非單純的升遷路徑。”在他們看來，工作的價值不在於時間投入的長短，而是尋求有意義、能豐富自我，並帶來愉悅感的工作體驗。

　　然而，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依然明顯。德國住房供應緊張、起薪不高、社會節奏緩慢，讓不少年輕人陷入“理想疲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通過兼職或自由職業維持生活，以換取更大的自由空間。德意志銀行調研顯示，約23%的Z世代選擇兼職或自由職業，以減輕生活壓力，同時探索個人興趣；超過30%的Z世代選擇技術和創意行業。

　　這種對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追求，正在推動企業管理理念的變革。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重視員工心理健康、靈活工作時間和職業成長路徑，以滿足年輕人對“意義感”和“參與感”的需求。德國的職場文化因此正發生潛移默化的轉變，從強調責任與紀律，轉向尊重個體與平衡。

價值轉向：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意義

　　如果説上一代人信奉“努力就有回報”，Z世代則更像是在努力“找到自己的方向”。他們關心氣候、包容與平等，卻對傳統政治不再抱有幻想。德國《明鏡周刊》調查顯示，七成Z世代支持更嚴格的環保政策，但僅不到四成信任主流政黨能真正落實這些目標。

　　德國Z世代參與社會治理的方式也在發生變化。相較於上一輩喜歡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表達訴求，他們更傾向於通過網絡發聲，發起募捐、支持議題、製作短視頻。在一些專家看來，他們不相信口號，而相信行動；不等待改變，而是親自推動改變。

　　與此同時，一種新的“金錢文化”正在社交媒體上悄然興起。理財達人、創業博主和財務自由話題充斥屏幕。15歲的TikTok德國網紅扎希德·凱亞奇憑藉展示奢華生活的視頻走紅，被稱為“Z世代的迪拜夢”。專家認為，這種對財富的關注並非單純的拜金，而是一種“在失穩時代中尋求安全感”的投射。對在危機中成長的年輕人而言，金錢象徵着掌控與確定性，是對抗不確定性的心理護盾。

　　跨文化視野也是德國Z世代的顯著特徵。他們熟悉亞洲科技文化，對中國的創新節奏和數字生態充滿好奇。柏林自由大學的數據顯示，學習中文的德國學生人數在過去5年間翻了一番。不少學生認為中國年輕人敢於嘗試、快速行動，這種信心是他們缺少的。這種觀察折射出德國Z世代的開放心態：一方面擔憂本國社會停滯，另一方面希望借鑒他國的活力與創造力。對他們而言，未來不再意味着沿襲既定路線，而是主動尋找新的可能。

　　這種社會參與意識和價值觀的轉向，也延伸到職業選擇上。越來越多的德國年輕人不再追求穩定的公司職位，而是選擇創業、跨界嘗試或國際化發展，關注可持續性與社會意義。他們希望所從事的工作與自己的價值觀一致，希望不僅能通過職業謀生，更能成就自我。這種轉變被視為危機中成長的一種適應策略——現實感更強、行動更審慎的新世代姿態。這種趨勢正在悄然重塑德國的經濟結構與創新生態。

　　Z世代的選擇，正在重新定義德國社會的節奏。從職場文化到消費模式，從社會參與到價值認同，Z世代不再是迷失的一代，而是在複雜世界中努力尋找確定性的一代。他們以現實主義應對挑戰，以創造力和開放心態塑造未來，他們的選擇與行動，正成為德國社會轉型的新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