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西裏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中文日活動上，巴西學生與中國工藝品合影

文/《環球》雜誌記者 趙焱（發自裏約熱內盧）

編輯/劉娟娟

　　與全球Z世代一樣，這一代巴西青年也是在移動設備、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環境中長大，對科技産品及其應用有着天然的親和力。他們依賴網絡，習慣於通過網絡獲取信息、交流互動、購物娛樂，享受網絡帶來的便利。但同時，這代青年有時會被貼上“懶惰”“享樂”“離經叛道”等標籤，儘管他們也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

　　在巴西，Z世代是充滿活力和創新精神的一群人，同時巴西社會的多樣性與不確定性也給他們帶來更多挑戰。

重視個人興趣與發展

　　來自聖保羅的盧卡斯是一名游戲愛好者，他最初通過Twitch開始游戲直播，憑藉幽默風趣的解説和高超的游戲技巧吸引了大量粉絲，後來他與游戲公司合作，成為一名全職游戲主播。

　　伊莎貝拉來自裏約熱內盧的貧民社區，她通過視頻網站學習化粧技巧，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作品，憑藉自己的高超技藝和獨特風格，迅速積累了大量粉絲，之後她開設了自己的線上化粧課程，幫助其他貧困地區的女孩學習化粧技能，實現經濟獨立。

　　如果沒有網絡，盧卡斯很難將自己的興趣轉化為職業，伊莎貝拉也不可能跨越階層，走出貧民社區。互聯網讓他們有了更廣闊的人生舞&。

　　在傳統職業領域，Z世代的青年們在就業市場中也佔據着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預計到2030年，1/3的在職專業人士將來自這一代人，在某些行業他們甚至將佔據超過50%的勞動力。

　　Z世代擁有原生的數字形象和受科技塑造的世界觀，這為企業帶來了新的期望。但也正是因為他們更重視個人發展，導致他們離職率更高。根據德勤《全球2025年Z世代和千禧一代》調查報告，Z世代傾向於不斷變化，企業為留住這一群體面臨着更多困難。

　　28歲的馬特烏斯·貢薩爾維斯在聖保羅一家跨國公司從事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工作，他説：“我們不能讓工作定義我們，我們也不能僅僅在周六、周日或公司派對時才感到快樂。我們並不是懶惰，而只是將工作作為平衡生活的一部分。”

　　巴西商業顧問、品牌策略師、多代溝通和未來工作領域專家達爾博斯科博士認為，年輕人離職的原因包括：

　　——難以適應企業發展環境。儘管Z世代能夠熟練地使用技術和進行創新，但他們期望的工作方式與許多公司的現實情況仍然存在明顯差距。

　　——期望與現實不符。Z世代追求目標、靈活性和快速晉陞，但當他們遇到僵化的工作環境、有限的成長機會和僵化的工作政策時，挫敗感便會油然而生。

　　——抗壓能力不足。Z世代是壓力和焦慮程度都很高的群體，這在職場中表現尤為突出。他們在追求即時滿足的環境中長大，習慣於快速獲取信息、使用社交媒體，並享受即時數字消費。這种經歷讓他們往往難以忍受工作中的冗長流程或負面反饋。

　　——職場代際衝突。目前同一家公司裏最多有五代人共存，這創造了一個多元化的環境，但也容易引發觀點和語言上的衝突。老一輩重視等級制度、資歷和紀律，而Z世代則更看重自主性、靈活性和真實性。這導致了一種緊張的環境，細微的認知差異可能會演變成反復出現的摩擦。

更加關注社會議題

　　在亞馬孫森林砍伐問題上，許多巴西Z世代青年利用社交媒體發起#DefendaAmazonia（捍衛亞馬孫）運動，呼籲政府和企業保護亞馬孫雨林。

　　而在黑人權利運動中，一些Z世代青年組織游行示威，反對警察暴力和種族歧視，並利用社交媒體分享黑人的歷史和文化。

　　如今的Z世代更加關注社會議題，對貧富差距、種族歧視、性別不平等、環境問題等社會議題高度關注。他們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利用社交媒體發起倡議，呼籲變革。

　　在巴西這樣一個多文化、多種族的國家裏，雖然Z世代依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但他們對巴西傳統音樂、舞蹈、美食和藝術有着濃厚的興趣，並積極參與相關活動。他們還善於將傳統文化與現代元素相結合，創造新的文化表達方式。

　　比如BATEKOO就是一個由黑人社群發起的派對和文化運動，通過音樂、舞蹈和時尚表達巴西黑人文化。它迅速在Z世代青年中流行，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

　　巴西Z世代在關注社會問題的同時，也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他們對傳統政治體制的運作方式持懷疑態度，特別是對政治腐敗深惡痛絕。但相較於傳統的政治參與方式，他們更傾向於通過社交媒體和社群組織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

為情緒消費

　　25歲的埃絲特·佩雷拉周末晚上總會和朋友們出去小酌兩杯，每年也都會和幾個好夥伴到海邊租一間度假屋放鬆兩三天。

　　埃絲特看上去過着一種衣食無憂的生活，但事實上她剛工作一年，雖然是在看上去收入不錯的金融行業就職，但本地大學畢業生收入並不高，要熬幾年後才能進入B甚至A消費階層。讀大學時她與同學合租，工作後反而回到家裏與父母同住，因為生活成本太高，只得“啃老”節省。

　　埃絲特這樣的Z世代青年有着與前幾代人截然不同的消費模式。根據麥肯錫的《巴西消費者狀況》研究報告，經濟活躍人口中最年輕的群體承受着最大的生活成本壓力，同時也是消費支出最多的群體，而他們消費支出的領域並不是其他幾代人認為必不可少的消費。

　　這份在今年8月進行的調查顯示，雖然嬰兒潮一代（出生於1946年至1964年之間）、X世代（出生於1965年至1980年之間）和千禧一代（出生於1981年至1994年之間）財務狀況更穩定，收入也更豐厚，而Z世代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最大，因此生活成本更高，但Z世代仍然希望增加支出。

　　當被問及“考慮到他們已經消費的産品和服務，他們是否打算在未來3個月增加支出或犒勞自己”時，59%的Z世代受訪者回答“是”，比例高於千禧一代（53%）、X世代（42%）和嬰兒潮一代（32%）。

　　麥肯錫合夥人兼消費品業務顧問佩德羅·費爾南德斯説：“Z世代在疫情前後開啟職業生涯，按説應該勒緊褲腰帶。但他們通常是將家庭預算減少，增加的支出用於個人享受。或者説他們會減少對所有缺乏情感吸引力物品的支出，例如清潔産品等，同時保持對高端能量飲料和啤酒的熱愛。”

　　費爾南德斯&&，Z世代在提升時尚、服裝和旅游等類別的購買意向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即使在高通脹的情況下，這些類別的購買意向仍保持上升趨勢。

　　埃絲特説：“我們這一代人更多追求情緒價值、社交價值，周末的小酌並不是我們的享樂主義，而是讓我能夠從緊張的工作中暫時解脫出來，而且很多有效的社交也許能讓我更迅速地達成自己的小目標。”

應對精神孤獨及現實壓力

　　18歲的安娜來自巴西利亞，她每天花大量時間在Instagram上，她看到其他人的自在生活，自己感到非常沮喪。她説：“我總是覺得我不夠好，不夠漂亮，不夠成功。我害怕錯過什麼，害怕被別人評判。”

　　20歲的若昂生活在裏約熱內盧的貧民社區，父母希望他能夠成為家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但他需要工作來幫助家庭維持生計。他同時打幾份零工，每天工作超過10個小時。他説：“我感到很孤獨，沒有人理解我的壓力。我的朋友們都在玩樂，而我卻只能工作。”

　　來自薩爾瓦多的17歲少年佩德羅曾目睹許多暴力事件，包括槍擊和幫派鬥毆。他説：“我每天都感到害怕，害怕我的家人受到傷害，害怕死亡。”

　　過度依賴網絡的負面影響、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壓力、社會不平等和暴力，困擾着許多巴西Z世代青年。

　　英國牛津大學福祉研究中心聯合蓋洛普、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等機構編制的《2025年世界幸福報告》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現象：19%的年輕人&&，他們沒有可以依靠的人來獲得社會支持。這些數據揭示了一個悖論：他們越是依賴數字技術，似乎就越感到情感孤立。

　　研究結果表明，Z世代的“存在空虛”現象日益嚴重，即使在技術進步和數字高度互聯的時代，不少人仍難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意義。

　　巴西幸福與福祉科學專家雷納塔·裏維蒂説，Z世代面臨着超負荷的工作、經濟不穩定、氣候危機和社會不平等等問題，這些加劇了他們的沮喪和無力感。她建議，除了老一輩在年輕人遇到困難時要主動伸出援手外，Z世代也應該重新發現生命的意義，“我們並非需要拼命地追尋非凡的目標，我們真正能夠構建的，是在日常體驗中尋找意義。”

　　裏維蒂總結説，恢復Z世代的情感健康取決於三個方面：重建真正的紐帶、認識到集體責任和重新點燃夢想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