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在法國巴黎總統府愛麗舍宮，法國總統馬克龍（右）與印度總理莫迪準備出席歡迎晚宴。為期兩天的人工智能行動峰會10日在法國首都巴黎的大皇宮拉開帷幕

文/毛克疾

編輯/胡艷芬

　　最近發布的一個消息，正強烈刺激着印度IT産業的神經。印度最大IT服務企業塔塔諮詢公司（TCS）宣布史上最大規模裁員計劃——到2026年3月將裁撤1.2萬個崗位，約佔員工總數的2%。這一決定不僅令數以萬計的家庭陷入不安，也讓整個印度社會第一次直觀而強烈地感受到“人工智能（AI）衝擊”可能帶來的影響。

　　此外，今年初開源大模型“深度求索”（DeepSeek）橫空出世，以開源模式，以及低成本、高效能的特徵震動全球，讓印度業界不禁自問：為什麼這樣的突破誕生在中國，而不是素以IT産業聞名的印度？

　　長期以來，以IT為主的服務業出口是印度經濟的支柱産業，不僅帶來大量外匯、就業機會，還成為印度的驕傲。然而，在AI浪潮下，這一支柱産業正在經受嚴峻考驗。面對技術替代、地緣政治摩擦以及全球産業鏈深度重塑，印度必須回答一個關乎未來的重大問題：這艘以“人力優勢”著稱的IT巨輪，將在AI時代保持航向，還是迷失於風暴中？

印度“服務神話”的光環與陰影

　　要理解當下印度IT産業的深度焦慮，就必須回溯其過去30多年的發展軌跡。

　　20世紀80年代，印度逐漸走上一條不同於東亞地區“先製造、後服務”的發展道路。通過政策扶持並深度利用勞動力稟賦，印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産業跳躍”——繞過大規模工業化，直接走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産業結構。在印度1990年代實現經濟自由化之後，IT服務業幾乎一夜之間成為印度最具國際競爭力的名片。

　　真正讓印度聲名鵲起的是世紀之交的“千年蟲危機”。當時，全球軟體系統普遍使用兩位數字&&年份，因此2000年的到來可能導致程序錯亂，導致大規模系統癱瘓。面對這一緊迫的威脅，大量跨國企業不得不尋找外包夥伴。這時，印度程序員憑藉廉價的IT服務、流利的英語表達能力，以及高度服從的工作文化，一舉承接全球海量的程序修復訂單，成為公認的“可靠後&&公室”。這不僅為印度帶來可觀的外匯收入，更是為印度贏得了在全球IT服務市場的聲譽。

　　印度政府敏銳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相繼採取設立軟體産業園、&&出口補貼政策、豁免硬體關稅、推動技術引進的政策措施，為印度IT産業快速壯大提供了保障。塔塔諮詢（TCS）、印孚瑟斯（Infosys）、威普羅（Wipro）、馬恒達科技（Tech Mahindra）等企業在這一時期迅速崛起，業務遍佈歐美，奠定了印度“服務外包大國”的基礎。

　　印度IT服務業自此保持了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1993年至2022年間，印度服務業出口以年均14%的複合增速擴張，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到2022年，印度已成為全球第二大IT服務出口國，僅次於愛爾蘭，佔全球15%的市場份額。更重要的是，這一産業極大緩解了印度長期的貿易逆差，為國家經濟穩定提供了關鍵支撐。正因如此，印度成為後發展國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發展樣本。

　　印度模式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巧妙避開了製造業對基礎設施的高要求。相比需要鐵路、公路、能源網絡全面支撐的工業化，IT服務業只需點狀的現代化園區和寬帶網絡即可運營。更關鍵的是它繞開了印度僵化的勞動法，最大化發揮了“英語+低成本+規模化”的人才優勢。這一獨特生態位，既讓印度在全球産業鏈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為無數青年帶來了階層躍升的機會和體面的工作。

　　然而，光環背後也有隱憂。印度IT業的崛起更多依賴“人力套利”，而非自主創新——它源源不斷向全球市場輸送低成本的程序員勞動力，卻鮮有具有原創性的技術與産品。這種模式在過去30年有效，但當AI浪潮襲來，似乎正變成一種新的“資源詛咒”。

創新短板與“人力困境”

　　儘管印度IT産業在全球市場十分耀眼，但一個尷尬的事實始終無法回避：印度是世界的“後&”，卻從未成為創新的“前&”。

圖為印度舉行軟體展

　　30年來，印度業界幾乎沒有推出一款在全球市場叫得響的原創軟體——沒有自主品牌的操作系統、瀏覽器、社交媒體&&，也沒有形成類似思愛普（SAP）、甲骨文（Oracle）那樣的企業管理軟體體系。除了Zoho（印度知名辦公軟體公司）和Finacle（印度軟體巨頭印孚瑟斯開發的銀行核心系統解決方案）在細分領域擁有一定影響力，大多數印度IT企業都停留在“服務供應商”的角色。印度在外包鏈條中守着相對穩定，但缺乏深度的利潤。

　　學界甚至用“錯過所有快車”來形容印度IT業的發展軌跡。從桌面軟體到移動應用，從社交網絡到短視頻，每一波數字經濟浪潮都未能在印度孕育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型IT企業。就算是在印度國內市場，局面也從未改變。當TikTok被莫迪政府以安全理由封禁後，印度本土曾出現大量模仿應用，但大多為粗製濫造，用戶體驗感差，最終只是曇花一現。這種原創産品的系統性缺位，反映出印度體制與模式的深層問題。

　　客觀而言，印度IT人才在國際市場上的確供不應求。印度最優秀的相關專業畢業生往往第一時間被硅谷、華爾街的高薪崗位招走，從微軟、谷歌到到奧多比（Adobe），印度裔高管比比皆是。剩下的中高端人才則被跨國公司在印度諾伊達、古爾岡、班加羅爾的研發中心直接雇用。印度本土企業雖然吸納了龐大的程序員群體，但多集中在低附加值崗位。人才的“虹吸效應”導致真正具備創新潛力的精英難以扎根本土，形成嚴重的“腦力外流”現象。

　　更深層的矛盾在於，印度企業缺乏對創新的激勵。塔塔諮詢、印孚瑟斯等巨頭在壟斷性市場結構下已經形成穩固的盈利模式。它們更願意通過擴充人力規模來滿足客戶需求，而不是冒險進行投資研發；寧願雇用低技能勞動力拉長項目周期，也不願投入高技能人才以提升效率。這導致大量程序員陷入重復性工作，而整個行業被鎖死在低端服務的鏈條上。

　　數據最能説明問題。2024年，印度研發支出僅佔GDP的0.65%，産值約254億美元。對比我國科技部的統計數據，2024年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3.6萬億元人民幣（約合5053.5億美元），佔GDP的比重為2.68%；在美國，基於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報告，2023年全美研發投入為94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3%到3.5%，據此推算，2024年全美研發投入約為9700億美元，佔GDP的比重約3.3%。

　　而且，印度的差距不僅體現在絕對規模上，還體現為研發文化與生態的缺失。印度缺乏完整的創投-研發-産品化鏈條，也沒有足夠的風險資本支持初創企業，因此即便有創新和研發的想法，也常常因融資困難和市場壟斷被扼殺。

　　在這樣的環境下，印度IT企業很少冒險進入新興領域。它們更像是“工時工廠”，按需為西方客戶提供勞動力，而不是“創新引擎”。

　　這一困境的代價正在顯現。對印度年輕人來説，進入IT行業曾是躋身中産階層的綠色通道，但隨着工資增長停滯與AI替代加速，這一夢想正在破碎。與此同時，製造業發展不足，使得印度缺乏為這些青年提供替代就業的産業支撐。

　　可以説，印度IT産業的輝煌背後，其實是一種以“低成本勞動力”為核心的商業模式，而非以“技術創新”為驅動的産業邏輯。這種模式一旦遭遇AI的降維打擊，其脆弱性將全面暴露。

AI與地緣政治的雙重衝擊

　　如果説過去30多年印度IT産業的成功依賴於人力成本優勢與全球化紅利，那麼在2025年之後，這兩個支撐點已同時動搖。人工智能技術迅速進化，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保護主義政策大行其道，正在醞釀一場可能改變印度未來的嚴酷風暴。

　　長期以來，印度程序員被視為“低價高效”的勞動力資源。無論是代碼調試、數據庫管理還是技術支持，印度企業都能用遠低於歐美的成本完成任務。然而，這一優勢正在被AI迅速侵蝕。ChatGPT、Claude、Gemini等生成式AI工具，已經可以高效完成過去由大量印度程序員承擔的重復性工作。這些工具能夠以更快、更便宜的方式完成大量外包任務，讓印度的“人力差價”優勢瞬間蒸發。

　　TCS宣布裁員1.2萬人的消息，就是AI替代效應的一個縮影。雖然TCS沒有明確提及AI，但業界普遍認為，這正是自動化和智能化驅動的結果。今後，企業仍需要人類程序員，但主要集中在複雜、創新和戰略性崗位，而對中低端、重復性的崗位需求將大幅下降。這意味着，印度龐大的IT就業人口可能面臨“結構性失業”。

　　事實上，AI對印度IT産業和從業者造成的衝擊並非突如其來。2015年前後全球AI熱潮就已顯現，但印度IT巨頭並未積極應對。它們沉浸在龐大的人力外包市場中，靠低成本勞動力套利獲得穩定利潤。

　　除了技術衝擊，印度還不得不面對來自最大市場——美國的政策打擊。印度IT服務業出口的一半以上依賴美國客戶，塔塔諮詢、印孚瑟斯等巨頭超過60%的收入來自北美市場。這種過度集中於單一市場，一直是印度模式面臨的風險。

　　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對印度商品加徵25%的關稅，8月底更以涉俄貿易為由進一步將對印關稅提高至50%。雖然這些措施主要針對貨物貿易，但隨之而來的政治氛圍又深度波及印度服務業。不久後，美國參議院推出《阻止就業崗位國際轉移法案》，擬對所有外包服務加徵25%的稅費，其直接目標就是阻止企業將崗位繼續外包給印度等低成本服務提供國，以此推動“就業回流”。

　　如果這一政策落地，印度IT企業將首當其衝受到影響。不同於製造業可以通過多國布局轉移産能，服務業外包的鏈條更短、更集中。一旦美國市場出現壁壘，印度難以快速找到替代市場。換句話説，印度很可能失去賴以支撐出口的半壁江山。

　　事實是，AI的興起正在幫助美國完成“服務業回流”。過去，美國企業將大量後&工作外包給印度，是因為後者成本優勢顯著。但如今，AI能夠在本土完成許多任務，再輔以保護主義政策，外包的必要性正在迅速下降。雖然特朗普最看重的是“製造業回歸”，但AI正讓“服務業回歸”更具現實性。比起高投入的製造業，服務業回流的門檻更低、速度更快，對就業的帶動也更直接。對印度而言，這無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衝擊。

　　AI和美國政策的雙重衝擊，使印度IT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對印度來説，這不僅是産業挑戰，更可能演化為社會與政治危機。目前，印度IT産業直接就業人口超過540萬，間接帶動就業達數千萬。如果大規模裁員潮蔓延，青年失業率勢必攀升。考慮到印度已面臨超過8%的失業率，這一數據攀升可能引發更廣泛的社會不滿，帶來更大政治壓力。

　　更嚴重的是，IT服務出口是印度彌補貨物貿易逆差的關鍵支柱。2023年，印度服務出口達3250億美元，抵消了約2500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逆差。如果這一支柱動搖，印度可能面臨外匯儲備壓力、盧比貶值與輸入性通脹等連鎖反應。這不僅關係到經濟穩定，更直接影響莫迪政府的執政前景。

應對措施與未來選擇

　　面對上述壓力，2025年以來，印度政府和産業界已啟動一系列“緊急應對”措施，試圖挽救搖搖欲墜的IT神話。

　　在“深度求索”引發震動後僅10天，印度電子與信息技術部（MeitY）便宣布啟動國家級AI計劃，公開徵集多用途大模型的研發提案。政府協調信實工業、塔塔集團等財團貢獻算力，並以補貼價格從私營雲服務商和數據中心調集近1.9萬個GPU，用於科研團隊開發本土模型。其決策之果斷、速度之快，在印度科技史上並不多見。

　　然而，問題也顯而易見。印度高等教育體系培養了大量合格的程序員，卻未能形成一支能夠與國際頂尖研究團隊競爭的科研群體。儘管政府對算力進行補貼，但缺乏原創性算法、語料庫和應用生態，將印度的AI發展焊死在“追隨者”層面。

　　在企業層面，一些印度IT巨頭也意識到轉型迫在眉睫。印孚瑟斯和維布絡（Wipro）相繼宣布，在未來3年內加大對AI研發與員工再培訓的投入，嘗試從“人力外包”向“智能外包”過渡。塔塔諮詢則提出將更多資源投入到高端諮詢和系統集成業務，減少對低端編程工時的依賴。

　　同時，跨國公司在印度設立的全球能力中心（GCC）也可能成為轉型突破口。這些中心不僅負責後&支持，還逐漸承接研發、法律和財務等高附加值任務。如果印度能夠借這些&&提升本土人才的能力，推動知識溢出，也許能逐步擺脫“低端鎖定”的困境。

　　不過，轉型的代價不可低估。數百萬個依賴低技能崗位的從業者，如何在短時間內適應AI時代的要求？再培訓和技能升級不僅需要鉅額資金，更需要教育體系和産業結構的深度調整。若無法實現平穩過渡，大規模的“人才錯配”將成為印度社會的潛在隱患。

　　對印度而言，當前所面臨的不僅是一次産業危機，更是一次對國家戰略的考驗。一位印度行業專家説：“深度求索也許是對印度最好的提醒。它讓我們明白，不能再把過去的成功當作未來的保證。”

　　印度IT業的未來，最終取決於它是否願意真正擁抱和趕上以創新為核心的當今時代。

　　（作者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