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7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菲律賓海外就業署一個辦事處內，人們排隊等待辦理海外就業手續

文/《環球》雜誌記者 聶曉陽（發自馬尼拉）

編輯/吳美娜

　　在耶路撒冷，我見過推着輪椅、細心照顧老人的菲律賓女傭，她們用溫和的口音與病人對話，給古老而緊張的聖城增添了一絲溫情；在日內瓦，我遇到過一位陪伴外交官家庭全球奔走的菲傭，她照顧着別人的孩子，一年都見不到親生孩子幾次，那種複雜的神情，既有驕傲，也有壓抑的失落……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你幾乎都有可能遇見菲律賓人。

　　典型的還包括中國香港。最近我在香港讀到一個頗為荒誕又意味深長的新聞：幾個菲傭在業餘時間通過網絡視頻自學牙科知識，竟然開了一個“黑牙醫”診所。新聞令人莞爾，卻也讓人心頭一沉。那背後是一種被迫的創造力與無奈的生存姿態——在異鄉，她們不僅要照顧他人的家，還要尋找屬於自己生活的出口。

“隱形”的存在

　　在馬尼拉，有一次朋友忽然對我説，如果我有認識的合適的菲傭，可以推薦給他，因為他家的女傭已經提出辭職，準備去沙特打工。到臨別時，那位才20齣頭的年輕女孩顯得格外興奮，眼神裏滿是憧憬與好奇，仿佛要去闖蕩一個更遼闊的天地。

　　在菲律賓，這樣的故事幾乎天天發生。出國工作不僅是一種謀生方式，更被許多人視為一種“機會”。在馬尼拉，不僅有大量專門介紹去海外務工的中介公司，大街小巷的墻壁、電線桿上也貼滿了形形色色的廣告：去中東做護士，去歐美當護工，去新加坡或中國香港做家政，甚至到郵輪和遠洋貨輪上工作。“高薪”“包食宿”“改變人生”等廣告詞，帶着一種不容拒絕的誘惑。

　　接觸這些菲律賓女傭與外勞，你會發現，她們普遍勤勞能吃苦，能在悶熱的廚房里長時間勞作，也能在主人尚未開口之前，察覺並補上家中遺漏的瑣事。而且，她們特別有分寸感，既能默默承擔起繁重的家務，又懂得在交流中保持適度的克制與恭敬，不逾越主客之間的界限。許多人甚至擅長“隱形”，能在完成所有清潔、洗滌與烹飪後悄然退下，讓主人幾乎感受不到她們的存在。

　　在馬尼拉的許多公寓樓裏，總能見到那種小小的保姆間，面積狹窄，僅能容納一張單人床和一隻櫃子。人們習慣客氣地把菲傭稱作“幫工”，她們在幹完一天活後，往往就躲進自己的保姆間。即便裏面沒有空調，只有一盞昏黃的燈泡，她們也能在裏面一待就是幾個小時，甚至一整夜。那是一種讓自己消失的姿態。她們把笑容與禮貌留在客廳，把疲憊與寂寞帶回那扇輕輕關上的小門背後。

菲傭們在中國香港的郊野公園自娛自樂，跳起歡快的舞蹈

　　這些小小的保姆間，像是馬尼拉公寓樓裏的一種隱秘建築學符號。對外籍僱主而言，那是“幫工”的專屬空間；但對菲傭自己而言，卻是一方屬於她們的“隱身之所”。外界的嘈雜、家庭的差事、主人的目光，都在那扇門關上的瞬間被隔絕開來。她們在這個社會的空間分佈中，被劃分進狹小的角落，卻以堅韌、耐心與習慣性的克制，將這種空間轉化為自我庇護的“安全區”。

　　這種姿態，也延續到她們走出國門後的日常。菲律賓外勞遍佈中東、中國香港、新加坡乃至歐美，你或許在商場裏看不見她們，卻會在清晨的地鐵裏看到三三兩兩穿着整齊、手裏拎着便當的菲律賓女人。她們喜歡結伴而行，彼此交換僱主的脾氣、分享轉賬的渠道、互相傳遞打聽來的工作機會。這些看似零散的交流，慢慢織成一張跨越國界的勞工網絡。

　　在這張網絡中，最顯著的特點仍然是“分寸感”。許多菲傭會自覺不去打聽主人的隱私，不在主人朋友到訪時露面。這是一種高度專業化的“隱身術”。她們知道自己的價值在於“讓生活更順暢”，而不是“成為生活的中心”。

　　然而，這份隱身的代價是沉默與壓抑。她們習慣於把情緒隱藏在狹小的保姆間，把疲憊傾訴在海外的視頻電話裏。每到發薪日，她們會把大部分錢寄回家鄉，那些匯款支撐着孩子的學費、父母的藥費、兄弟姐妹的小生意。可以説，菲律賓的外勞群體，用自己的辛苦工作，維繫着一個家庭，甚至是國家的經濟命脈。

漂泊在外

　　“我們是一個到處都在漂泊的民族，”一位馬尼拉的學者曾這樣對我説。我更願意把這看作是一種“離散文化”，一種遍佈全球的遷徙與牽掛之中生成的菲律賓特色的鄉愁。這種“離散文化”並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帶着明確歷史印記。

　　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衝擊全球，菲律賓國內經濟停滯。1974年，馬科斯政府頒佈《勞動法典》，第一次把“海外就業”寫入國家政策。那一紙法律，從此成為一條深刻改變無數家庭命運的分水嶺。從那時起，走出國門成為國家鼓勵、制度推動的出路。80年代，政府又設立了海外就業署，集中管理勞工派遣，把原本零散的務工潮流，變成一條有章可循、規模龐大的遷徙之路。

2003年3月26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一名菲律賓籍工人在一座在建樓房裏砌墻　

　　根據各類統計，目前約有1000萬菲律賓人長期在海外生活，相當於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他們中有人早已成為移民，定居在北美、歐洲或澳大利亞；也有人以合同工的身份漂泊在外，被統稱為“海外菲律賓勞工”。菲律賓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2023年，有超過200萬人持短期或長期工作合同，在全球各地謀生。

　　也就是説，“1000萬”是常年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菲律賓人群體，那“每年200萬”，則是這支離散大軍不斷更新的流動部分。數字背後的差異，其實揭示了菲律賓離散文化的獨特形態：它不是單向度的出走，而是一種持續的流動。許多菲律賓外勞簽的合同只有一年或兩年，到期之後，他們可能回到故鄉休整一陣子，又再次啟程去往新目的地。一份簡歷，幾乎就是一張小小的世界地圖。

　　這種流動性讓“歸鄉”成為一種不穩定的概念。每一次回國，都只是“中場休息”。等到下一個合同到手，分別立刻到來。父母在外漂泊，孩子在家鄉長大；兄弟姐妹多年聚少離多；夫妻常常在機場分別又相聚。這種節奏，慢慢塑造了一種特別的家庭觀念：感情不是每天的陪伴，而是靠寄回來的匯款、視頻通話裏的問候以及節日時的一頓團圓飯來維繫。

　　也正因為如此，菲律賓的“離散文化”帶着一種遷徙的底色。它不同於那些一去不回的移民故事，而更像一種循環往復的航行。就像古代海上的商旅，他們離開港口，遠行數年，帶着貨物與消息歸來，然後又再次出發。只不過，如今“貨物”換成了匯款，歸來的“消息”是世界另一端的生活片段。

“想象的共同體”

　　這種遷徙感，甚至延伸到整個社會心理。菲律賓是一個宗教氣氛濃厚的國家，但在禱告之外，人們更熟悉的是離別和等待。這個國家的現代經驗，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這種不斷地出走與回歸之中被塑造的。在幾乎每一個菲律賓家庭都有親人在外漂泊的環境下，菲律賓不只是一個地理上的群島國家，更是一種遍佈全球的“想象的共同體”。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勞工、護士、海員和家政人員，用他們的身影，把“群島”延伸成了全球網絡。

　　無論身處何地，只要有菲律賓人在，就能生長出一個小小的社區。在洛杉磯的天主教堂，每到周日彌撒，外勞們會穿着整潔的衣服聚在一起，唱起熟悉的聖歌，那旋律瞬間把人帶回馬尼拉的街頭。新加坡的植物園裏，休假的女傭們席地而坐，打開從家鄉帶來的塑料飯盒，裏面是腌魚、烤豬肉、拌上醬油和醋的米飯。她們一邊吃，一邊聊孩子、父母、老家村裏的新鮮事。

　　這樣的場景幾乎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能見到：在多倫多的冬夜，幾個外勞聚在出租屋裏煮熱湯，唱卡拉OK；在中東的工地宿舍，工人們把舊吉他傳來傳去，唱起流行的塔加洛語歌曲；在羅馬的廣場上，菲律賓護士們下班後相約合影，身後是古老的石柱與噴泉。只要聽見熟悉的歌聲或語言，菲律賓人便會立刻聚在一起，分享食物，分享故事，分享思念。

　　這種“分享”不僅是情感的慰藉，也是一種文化的延續。身在他鄉的菲律賓人，常常通過節日把社區凝聚起來。聖誕節是最隆重的時刻，即便是在沙漠中的宿舍，他們也會找來綵燈、紙星和簡陋的聖誕樹，把冷清的空間點亮。有人説，菲律賓人的離散文化，就像椰子樹的種子，無論漂落到哪個海岸，都能扎根、生長、開花結果。

　　菲律賓中央銀行的數據顯示，海外勞工寄回的匯款常年維持在數百億美元的規模——2024年甚至突破383億美元，佔到國民經濟總量的八分之一左右。經濟學家稱它是“無形的支柱”，是國家外匯最穩定的來源。因此，對於很多菲律賓人來説，全球化不是抽象的經濟概念，而是切身的生活經驗：母親在香港，父親在利雅得，孩子在馬尼拉，親情拉扯跨越半個地球。

　　離散不僅是經濟現象，更是一種文化。在菲律賓的歌曲裏，離別和思念是反復吟唱的主題。20世紀70年代，歌手Freddie Aguilar的一首《Anak》（《孩子》），唱出了父母對子女的叮嚀與惆悵；到21世紀，許多流行歌曲和卡拉OK必唱曲目，仍然圍繞着“遠方”“回家”“思念”。

　　電影裏，2008年的《Caregiver》（《看護》）曾在菲律賓引起轟動。片中，莎朗·庫內塔飾演一位中學教師，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不得不放棄自己熟悉的講&，前往倫敦做護理員。她在異國醫院裏摸索、忍耐、被輕視，也一次次在夜深人靜時掩面而泣。可當她把工資寄回家鄉時，又會在電話裏裝作輕鬆，只説“我很好”。這種掙扎與孤獨，讓影院裏無數菲律賓觀眾默默拭淚。

　　文學作品中，這樣的敘事更為豐富。菲律賓著名詩人何塞·加西亞·維拉早年就描寫過流亡與漂泊。當代，像傑西卡·哈格德恩的小説《食欲》，則把菲律賓人的離散命運與國家歷史、政治記憶交織在一起。許多年輕詩人也把海外勞工的思念寫進短詩：機場、匯款單、電話、時差，成為他們詩句裏的常見意象。

　　在這些作品中，“離開”不是選擇，而是一種命運；“歸來”並非圓滿，而往往伴隨着陌生與裂痕。文學和電影之所以能打動菲律賓人，是因為它們再現了整個社會的集體經驗：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一個人在海外，都有關於離別和重逢的故事。

“我的家人需要我”

　　離散還改變了菲律賓的身份認同。菲律賓人常説：“我們有兩個家，一個在這裡，一個在那邊。”這種跨洋的生活，讓他們更容易理解多元，也更容易感受孤獨。我曾在米蘭的一家小餐館見到過一位菲律賓廚師。他説自己已經在意大利待了20年，孩子也在這裡上學，可是他仍然堅持寄錢給回馬尼拉的父母，供他們在每年颱風後修房子使用。“我不知道我到底算哪的居民，”他説，“但我知道我的家人需要我。”

2003年3月22日，在設在菲律賓總統府內菲外籍勞工家屬免費電話中心，一名老婦人和她的孫子、兒媳婦在給國外工作的親人撥打電話　

　　離散還對菲律賓社會産生了更深的影響。它塑造了一種“跨洋的家庭結構”。許多家庭成員長期不在國內，家裏的撫養責任落在祖父母或親戚身上。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常常缺少父母的陪伴，這些“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孤獨感、被遺棄感以及身份認同的困擾。他們在電話或視頻裏叫着“爸爸”“媽媽”，卻在現實生活裏對父母的形象漸漸模糊。久而久之，親子關係變得疏遠，而這種裂痕往往要等到孩子成年後才被真正看見。

　　同時，它也強化了“匯款依賴”的經濟模式。海外匯款的確改善了無數家庭的生活條件，從住房、教育到醫療，都因此得到保障。但也讓菲律賓經濟過度依賴外部收入，一定程度上拖慢了國內産業的升級與創造力的培育。這個矛盾在中呂宋的一個小城市裏有過生動的注腳：那裏有一座像體育館一樣大的咖啡館，每到周末幾乎座無虛席。朋友告訴我，這座城市幾乎家家有人在海外打工，正是海外匯款支撐起了這裡的消費熱潮。如果沒有外勞，整個城市的餐飲業恐怕會瞬間萎縮。

　　當然，離散也讓菲律賓在某些方面更加強大。每一次出國，都是一次文化的交流與回流。海外勞工不僅帶回金錢，還有觀念與習慣。加拿大的護士帶回社區醫療的理念；中東的家政工人學會尊重不同宗教節日；意大利的工人掌握新的手藝。這些經驗在菲律賓社會中長期積澱，形成一種跨洋性格：既扎根於本土，又與全球緊密相連。

　　離散也讓這個國家在一次次的離別與重逢中，學會了堅韌，並擁有了更廣闊的世界感。它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片段重新聯結，也讓這個群島國家在漂泊中保持完整。它是菲律賓的痛，也是菲律賓的力量。

　　馬尼拉機場大廳裏總是擠滿了人。有人笑，有人揮手告別，有人則默默垂淚。這樣的場景，仿佛在訴説一種集體的命運。漂泊讓菲律賓的根須伸向世界。這個國家也許永遠都會有一部分人在遠方，他們用金錢、用記憶、用文化，把故鄉與世界編織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