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在日本千葉縣，反對者在參政黨的街頭演説活動中表達抗議

文/《環球》雜誌記者 馬琼

編輯/吳美娜

　　在前期日本主辦的非洲開發會議期間，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宣布，將日本4個地方自治體分別認定為非洲4個國家的“故鄉”。讓人料想不到的是，這一原本旨在促進友好交流的舉措，卻在日本社交媒體&&上被扭曲為“移民將會大規模定居日本”，導致相關城市的政府機構短時間內被大量表達憤怒的電話和電子郵件所淹沒。JICA不得不緊急出面澄清，強調此舉是為了加深日非之間的交流，日本並不會促進移民接納，此舉也不涉及特別簽證的發放。

　　該事件可謂近期日本排外情緒持續升溫的一個縮影。此前的7月，日本新興右翼政黨參政黨在參議院選舉中公然打出“日本人優先”的口號，該政黨議席數明顯增加，政治存在感顯著增強；10月21日當選日本第104任首相的高市早苗近期也頻頻在外國人問題上發聲，強調訪日外國人頻現不當行為，主張實施嚴格的“外國人政策”。

　　日本，這個長期以“單一民族”自居的島國，近年來在全球化浪潮與國內人口萎縮的雙重衝擊下，正經歷着前所未有的撕裂。一方面，少子老齡化迫使日本不得不依賴大量外國勞動力從事經濟活動；另一方面，排外情緒在社交媒體與政治操弄下持續發酵，甚至催生出極右翼政黨的崛起。這种經濟需求與社會情緒之間的矛盾表象背後，折射出日本社會深層次、多維度的矛盾與困境。

排外情緒涉及多個層面

　　日本國內排外情緒的日益增強在多個層面均有所體現。

　　日本媒體過度聚焦並放大外國人涉及的犯罪、交通事故等問題，致使民眾對外國人的不信任感與日俱增，部分民眾開始抱怨外國人威脅公共安全。

　　這種排外情緒的升溫，也與日本民眾對當前經濟形勢和生活狀況的強烈不滿密切相關。近期，在日本，以大米為代表的各類生活必需品價格持續上漲，這一現象迅速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不少民眾認為，物價的大幅攀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國人造成的。

　　在日元大幅貶值和訪日外國游客大量增加的背景下，外國人在日本展現出的強勁消費力，與日本民眾所承受的生活壓力形成鮮明對比，這同時也引發了日本社會對“過度旅游”現象的擔憂。在京都、東京等熱門旅游城市，當地居民抱怨，大量游客的涌入不僅擠佔了原本屬於本地人的生活空間，還致使物價和房租不斷攀升，進一步加重了他們的生活負擔。

　　在社交媒體&&上，一些宣傳日本政府在獎學金、社保補助等方面給予外國人優待的不實言論廣泛流傳，進一步激化了民眾的不滿情緒。

　　針對民眾的排外情緒，7月中旬，日本政府在內閣官房下新設“與外國人有秩序共生社會推進室”，作為協調涉外國人事務的跨部門常設機構，應對在日外國人非法滯留、犯罪等問題。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着手就“在日外國人上限”問題展開討論，並在房屋買賣政策、經營管理簽證政策等領域採取進一步收緊舉措。

　　以房屋買賣政策為例，日本東京千代田區政府近日向所有地産開發商發出正式請求，明確要求今後在千代田區新建公寓時，必須增設“5年內禁止轉賣”條款，同時規定同一買主不得購買同一棟樓內的多戶房産。

　　在經營管理簽證（日本入國管理局為歡迎在日本創業定居的人士設立的簽證類型，取得後最長可在日本停留5年）政策方面，根據日本政府&&的新法案，經營管理簽證的資金門檻將從原來的500萬日元（1日元約合0.05元人民幣）大幅提高至3000萬日元，並且要求申請者雇用至少1名常勤員工（不包含申請人本人）。

　　“現在已經限制得挺嚴格了，去入國管理局，有很多資格確實比原來難辦下來了。但是日本勞動力不足又需要引進外國人，真的挺難平衡的。”在日本工作近20年的北京女性劉瑛（化名）對《環球》雜誌記者説。

外國人不可或缺

　　儘管排外情緒高漲，但日本當前最迫切的現實矛盾在於：經濟與社會運行高度依賴外國勞動力和人才。

2024年7月28日，人們在日本神奈川縣相模湖交流中心參加追悼活動，悼念二戰時期死於修建相模湖水庫的多國勞工

　　日本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導致勞動力嚴重短缺。日本厚生勞動省8月29日公布的人口動態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兒（含在日外國人）數量為33.93萬人，同比下降3.1%，創1969年有可比數據以來新低。此外，2025年上半年死亡人數為83.68萬人，“人口自然減少”規模達49.75萬人，創歷史新高，勞動力缺口持續擴大。

　　另有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日本的外籍居民人數約為377萬。從年齡結構來看，20多歲和30多歲的外籍居民佔比超過半數。這些外籍居民中的外籍勞工超230萬人，較2008年激增4.7倍。

　　日本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引進外籍勞工是緩解日本國內經濟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有效途徑。日本經濟新聞社和日本經濟研究中心針對本國47位經濟學家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66%的經濟學家認為外籍居民的增加將改善日本財政收支狀況，因為年輕的外國勞動力不僅能彌補人手不足，還能繳納相當數量的稅金和社會保險費。

　　這些年輕的外籍勞工在建築、護理、農業等勞動力短缺的領域發揮着重要作用。如果沒有他們，日本的許多基礎行業難以運轉，甚至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例如，在農業領域，隨着日本農戶老齡化，年輕的技能實習生等外國勞動者已成為實際作業勞動的重要支撐。“很多行業日本人自己不願意做，比如房屋拆除之類的工作，都是外國人在做。”劉瑛説。

　　日本總務大臣林芳正此前在相關記者會上也&&，“為確保我國順利向成長型經濟轉型，吸收海外活力是不可或缺的。”

外國人“背鍋”的真相

　　當前，日本政府正積極採取行動，向社會澄清網絡上有關對外國人優待的失實信息。針對網絡上流傳的“外國人享有生活保障優待”這一説法，日本前厚生勞動大臣福岡資麿向媒體明確&&：“生活保障的處理方式不會因申請人是外國人而有所差異，也就是説，政府不存在優先照顧外國人的情況。”

　　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數據顯示，在約164萬戶領取生活保障的家庭中，以外國人為戶主的家庭比例約佔2.9%。該比例與外國人在日本總人口中的佔比基本一致。厚生勞動省的相關負責人進一步説明，在過去20年裏，外國人作為戶主領取生活保障的比例始終維持在3%左右。

　　針對部分日本民眾提出的“外國人拉低了日本人工資”這一觀點，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的平均月薪為24.2萬日元，而日本本土勞動者的平均月薪為33萬日元。工資差異主要源於外國勞動力的結構特點，他們大多集中在年輕、低學歷、技能型崗位。例如，技能實習生的月薪僅約18萬日元。不過，具備高度專業背景的外國勞動者，其平均月薪甚至超過日本本土勞動者。

　　基於此，很難得出外國勞動力的存在拉低了日本整體工資水平的結論。日本一橋大學比較經濟史教授森口千晶認為：“實證研究表明，外國勞動力和日本本土勞動力主要呈現互補關係，並未對日本人的工資水平以及失業率産生負面影響。”

　　此外，針對外國人犯罪這一備受關注的問題，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在過去30年間，在日外國人的總數從130萬大幅增長至370多萬。但在同一時期內，外國人刑法犯的檢舉人數卻呈現截然相反的趨勢——從2005年的1.4萬人持續下降至2025年的9700多人。這表明，儘管在日外國人口數量顯著增加，外國人犯罪的實際數量卻在不斷減少。

　　“我很生氣，非常生氣。外國人承擔了許多我們日本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他們對於我們的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用謊言去造謠中傷、排斥外國人，作為一名日本人，我絕不能容忍這種行為。”在前段時間的參議院選戰期間，一名日本年輕女性手持寫有“‘日本人第一’是煽動歧視”的標語，在街頭接受媒體採訪時如此&&。

　　還有日本人直言，“這是在把所有社會問題‘甩鍋’給外國人”，“排外是弱者才會選擇的手段。”

日本多元共生困境何解

　　儘管經濟上依賴外國人，日本社會對外國人的接納程度卻遠未達到與其經濟需求相匹配的水平。這種矛盾，反映出日本在“日本人優先”與經濟現實之間的掙扎。

　　日本經濟新聞社與東京電視台近日聯合開展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認為“應擴大外國人接收規模”的佔45%，認為“不應擴大”的佔46%，二者比例基本相當，反映出日本社會在該問題上呈現出明顯的撕裂態勢。

　　這種撕裂，不僅體現在民眾之間，也影響了政策的制定。政府一方面需要引進外勞來維持經濟運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回應排外情緒，加強對外國人的監管。這種矛盾的政策導向，進一步加劇了社會撕裂。

　　在前不久的參議院選舉期間，街頭常常上演這樣一幕：部分候選人高呼“日本人優先”“日本人第一”等口號；與此同時，還有很多民眾舉牌表達反對，他們大聲疾呼“排外是可恥的”“拒絕排外主義”。

　　有分析認為，面對人口萎縮與排外情緒的雙重困境，日本需要重新審視其“邊界”。一方面，外國勞工的引入是緩解勞動力短缺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社會包容度的提升卻是共生社會的基礎。長期研究移民政策、外國人勞動者及人口政策的日本國士館大學教授鈴木江理子認為，日本政府需為外國人完善社會環境，構建全國性的支持體系，而非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待外國人。

　　鈴木江理子分析稱，韓國在相關領域的經驗值得借鑒。韓國較早廢除了以技能轉移為名義的勞工制度，構建起政府主導的外國人接收體系，並制定《在韓外國人待遇基本法》，賦予永久居留者地方參政權。與韓國不同，日本目前仍依賴民間主導的外國人接收體制，且缺乏相關綜合性法律，這使得外國勞工的低工資和不公平待遇等問題長期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觀察人士認為，日本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能否突破“有限的邊界”——既要在經濟上接納外國勞工，又要在文化上構建包容社會。否則，人口萎縮與排外情緒的惡性循環，將讓日本陷入更深的危機。正如鈴木江理子所言：“若因外國人來會帶來麻煩而拒絕他們，日本只會走向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