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3日，觀眾在作為紀念館的拉貝故居內參觀

文/《環球》雜誌記者 樂艷娜

編輯/馬琼

　　中國南京小粉橋1號，拉貝舊居。在侵華日軍攻陷南京那段慘痛的歷史時期，有600多名中國人在這裡得到了當時身為南京國際安全委員會主席的德國人約翰·拉貝的保護。1999年，南京市政府決定將擬建設的道路改道，永久留下這幢作為歷史見證的小樓。

　　德國柏林西郊，拉貝墓碑。周圍是從中國南京移栽而來的竹子、梅花和菊花，基座前鋪有雨花石。墓碑前方矗立着拉貝半身雕像，其下立有紀念碑，用中德雙語鐫刻着：“感恩——永遠銘記拉貝先生的國際人道主義善舉！中國·南京。”

　　“中國人民紀念拉貝，是因為他對生命有大愛、對和平有追求。”托馬斯·拉貝把中國領導人對爺爺約翰·拉貝的這句評價，印在自己的著作《拉貝與中國》首頁。他説，自己訪華已近20次，每次都深深體會到中國人民對拉貝的深厚感情。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拉貝毅然留守南京，同多位國際友人共同設立“國際安全區”，救助中國百姓，並詳細記錄日軍暴行，為歷史留下如山鐵證。從南京到柏林，人們共同紀念拉貝滿懷勇氣與大愛的選擇，從苦難歷史中汲取力量，續寫友誼與和平的新篇章。

“中國的辛德勒”

　　從1908年到1938年，拉貝先後在中國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生活工作30年，中國也成了他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故鄉”。他曾説，“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時代，都在這個國家愉快度過，我的兒孫都出生在這裡，我的事業在這裡獲得了成功。”1931年，拉貝轉至南京工作，1934年開始在小粉橋1號定居，這裡也是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南京辦事處。

　　托馬斯在採訪中向《環球》雜誌記者展開一幅南京城的老地圖。地圖上一小塊灰色陰影區域，正是不到4平方公里的“國際安全區”。那是數以萬計中國民眾在絕境中的希望之所。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野蠻侵入南京，在隨後的6周內，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當時，年過五旬、擔任西門子公司常駐南京代表的拉貝被推舉為安全區主席。拉貝等國際安全委員會成員在學校、教堂、西門子廠區等建築開闢了25個緊急避難所，冒着生命危險“説服日本人承認安全區可為中國人提供庇護”，並四處奔走為安全區找大米和煤炭等生活物資，為約25萬名無辜中國平民提供了避風港。

7月30日，在位於德國柏林的西門子歷史檔案館，歷史學家埃瓦爾德· 布勒歇爾展示《拉貝日記》部分原件

  拉貝自己在南京的住所也是這25個緊急避難所之一。在位於德國柏林的西門子歷史檔案館內，有一份日期標記為1938年1月的電報複印件。這份電報由拉貝從南京發往西門子德國總部，介紹了他在辦公樓，也是其住所內安置了302名男性、300名女性，其中包括126名10歲以下兒童的情況。每名避難者的姓名、性別、籍貫、職業都一一記錄。

　　1938年新年，西門子難民收容所的難民在院子裏排隊向拉貝三鞠躬，並獻給他一塊大紅布，上面寫着“您是幾十萬人的活菩薩”，後人還稱他為“中國的辛德勒”。

　　“在當時的條件下，少數人的力量不足以拯救整個南京，但他一直在努力救護身邊的人。”托馬斯説。

“你肩負的是歷史的責任”

　　“生者不能自保，死者不能入土為安。暴行每天都在發生，實在難以一一列舉。” 自1937年9月起，在南京的住所裏，拉貝每天以日記的形式詳實記錄了南京大屠殺前後他的所見所聞，日記一直持續到1938年2月。

　　日記共計2100多頁。南京拉貝故居展板中有部分摘抄內容，比如他在1937年12月14日寫道：“開車經過市區，我們才曉得破壞的巨大程度。車子每經一二百米就會壓過屍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屍首。我檢查過，子彈是從背後射進去的，看來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從後面被打死的。”

　　托馬斯告訴《環球》雜誌記者，拉貝不僅在日記中記錄親眼見證的歷史，返回德國後還整理了多份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報告，因此遭到納粹德國的審問和警告，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頓，這本日記也一直被默默塵封，鮮為人知。

　　直到1995年，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計劃撰寫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在調研過程中偶然發現《拉貝日記》，她輾轉&&上了拉貝的外孫女萊因哈特夫人。1996年12月12日，萊因哈特夫人在紐約向世界公布了這份日記，它被公認為是記錄南京大屠殺最重要、最詳實的史料之一。

　　托馬斯回憶説，爺爺的日記和書信都保存在一個老木箱中。在他小時候，家人很少主動提及戰爭年代的事情。當他告訴父親自己想對日記展開研究時，父親嚴肅地説：“你肩負的是歷史的責任。”

　　托馬斯坦言，日本右翼勢力曾向他發出種種威脅，但履行“歷史的責任”是自己心中的志向。後來，托馬斯將系統整理過的《拉貝日記》南京部分的手稿捐贈給了中方。

“你待我以誠，豈敢相負”

　　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忘記拉貝的無畏義舉。南京拉貝故居的展板上，講述了中國人民與拉貝的兩個故事。

　　二戰結束時，63歲的拉貝已經失業。1948年，南京人民得知拉貝生活窘困，當時的南京市參議會成立了救助拉貝勸募委員會，很快將募集的2000美元匯給拉貝。從1948年6月到1949年4月，南京人民每個月都會給拉貝寄一包食品。

　　8月7日在德國柏林拉貝墓前拍攝的憑吊者留下的紙條

  1950年，拉貝因中風在柏林去世，他的親人將他安葬在柏林西郊的教堂墓園，後因租借期逾期，墓園管理方要求收回墓地。南京市政府得知消息後，不僅出資續租墓地，而且為他重新修葺了紀念墓園。

　　“你待我以誠，豈敢相負。”一名參觀者在留言簿上寫下這句話。

　　南京人梁爽在德國學習工作十幾年，常帶着從中國來的家人、朋友、同學前往拉貝墓前憑吊。“感謝他，在那種至暗時刻保護了那麼多中國民眾。”

　　為弘揚人道主義精神與和平理念，托馬斯和家人在全球創辦了6所約翰·拉貝交流中心，中國有兩所。在位於北京聯合大學圖書館的約翰·拉貝交流中心，中心首席專家梁怡説，拉貝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展現出寶貴的人性光輝，與他在中國工作生活多年的經歷和對中國的深厚感情密不可分，“他原本就是一個深愛中國的人”。

　　托馬斯已受邀參加今年9月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活動。“因為我的家族與中國的&&，我覺得自己也是中國的一部分。”托馬斯説，他願和中國人民一道，將這段戰火中結下的深厚友誼傳承下去。他的兒子馬克西米利安·拉貝如今正在努力學習中文，希望通過溝通交流，讓更多人了解拉貝與中國的故事。

　　（參與記者：張遠、褚怡、夏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