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經過英國海頓一家就業中心

文/曹濤（發自倫敦）

編輯/胡艷芬

　　夏洛特（Charlotte）關掉臥室主燈，只開一盞檯燈，將自己置於一個安靜的小空間內。電腦屏幕發出的光映在臉上，她神情專注，若有所思。這是一位以一等榮譽學位從英國羅素集團名校熱門專業畢業的年輕人。

　　手邊畢業照中的夏洛特笑容中透着自信，但此刻，當她填寫第101家公司的在線申請表時，信心已在動搖。她正在申請的這家公司位於倫敦郊區，主營衛浴用品。她所申請的“初級市場助理”職位與其專業能力的相關之處，只有“溝通能力”一項，而薪資在扣除房租和學生貸款後所剩不多。

　　夏洛特嘗試在標準化的申請表中展示個人特點和積極態度。與此同時，她也體會到現實與期望之間的差距。這不是她一個人的經歷，在英國，越來越多的畢業生發現，大學學歷不再能直接帶來穩定的就業機會。教育擴張、經濟結構變化、人工智能（AI）技術的應用，以及僱主標準的調整，共同導致了當下的局面——高學歷未必代表更高的職業起點。對這一代年輕人而言，這涉及職業發展、社會流動和身份認同等多方面議題。

學歷“通貨膨脹”

　　要理解夏洛特的困惑，必須先剖析背後那個存在已數十年的結構性矛盾——高等教育擴張速度超過高技能崗位增長速度。

　　自布萊爾政府以來，過去30多年裏，英國高等教育不斷擴大招生規模。大學精英教育的成色減退，大眾性增強。雖然擴招旨在促進社會公平，但經濟未能同步創造出足夠多的高技能崗位，這導致了所謂大學文憑“貶值”。這種學歷的“通貨膨脹”現象表現為：學歷像被過度發行的貨幣，即使“面值”（學位等級）不變，但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實際“購買力”（獲得好工作的能力）卻被嚴重稀釋了。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證實了這一點：英格蘭勞動者中，“過度資歷”的比例在發達國家中較為突出。更深層的含義在於，這場危機已不再局限於金字塔尖，而是呈現出普遍化的趨勢。無論手持的是本科學位還是博士文憑，都同樣可能在就業市場上面臨“降級就業”的風險。

　　這種結構性供需失衡，從根本上影響了教育與職業之間的&&。當教育投入與職業回報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教育體系也面臨一定壓力。

　　與此同時，求職大軍卻日益龐大，導致競爭更加激烈。英國學生僱主協會（ISE）的數據揭示了這一趨勢：在2023～2024年度，平均每個畢業生職位收到的申請達到創紀錄的140份。這一數字相較前一年暴增59%，更是ISE自1991年開始收集相關數據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這意味着，即使是最優秀的畢業生，也可能面臨數百名求職者的競爭壓力。

就業“三重山”

　　英國當前就業市場面臨多維壓力，具體表現為三大關鍵因素的共同作用。這些因素相互影響，加劇了求職者尤其是初入職場群體所面臨的挑戰。

　　挑戰之一是經濟周期壓力及企業保守的用人策略。疫情影響的持續、通貨膨脹以及商業環境的不確定性，共同推動英國就業市場進入低谷期。在此背景下，企業傾向於優先留用經驗豐富、可即刻創造價值的員工，並相應減少對新人和畢業生的培養投入。

　　例如，傳統上吸納大量畢業生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及大型諮詢公司，近年來均大幅削減了早期職業階段招聘崗位。這一變化顯著提高了高校畢業生進入高薪資、高技能行業的門檻。根據就業搜索網站Indeed的數據，與2024年同期相比，畢業生職位發布量下降了33%，創2018年以來新低，顯示一年間畢業生就業機會減少近三分之一。

　　挑戰之二是AI技術革命及其導致的結構性衝擊。與經濟周期性的調整不同，AI帶來更深遠且體系化的變革。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層面：一是崗位替代，新一代生成式AI具備處理以往由初級員工承擔的大部分認知和行政任務的能力，如數據整理、報告撰寫、客戶溝通等，相關崗位因此面臨自動化取代風險；二是技能結構重構，AI不僅導致崗位減少，更促使企業對人才技能提出新的要求，即能協同AI，並有效利用AI工具解決複雜問題。

　　也就是説，企業需要的是“即插即用型”人才，這就暴露出大學教育與市場需求之間的脫節，畢業生普遍面臨“所學非所用”的困境。

　　儘管目前尚無直接證據證明AI導致畢業生職位整體銳減，但相關趨勢已初現端倪。如人力資源、項目管理、市場營銷、媒體與傳播等崗位，和疫情前相比職位發布量分別下降27%、37%和48%。由於這些領域的初級職位通常由畢業生擔任，崗位流失對其就業空間影響很大。

　　挑戰之三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價值鏈重構。在運營成本和技術進步的雙重驅動下，全球化進入新階段。英國本土企業將標準化、低附加值環節轉移至海外，自身則聚焦高附加值、創新性核心業務。這一趨勢，雖有助於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但同時加速了本土就業結構的調整，抬高了畢業生就業門檻，對求職者核心技能的要求日益提高，甚至要求畢業生必須具備獨特的、難以輕易被外包的核心技能。

　　當夏洛特在求職網站上與本土數百名畢業生競爭時，她或許沒有意識到，她的競爭者，甚至可能身處地球的另一端。

　　在英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監管政策日益嚴格的背景下，英國企業正將越來越多的業務流程——數據分析、客戶服務、軟體測試——戰略性地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一個位於倫敦的公司，可以輕易地將它的初級工作，外包給一支在印度“硅谷”班加羅爾辦公且訓練有素的團隊。

　　上述三大挑戰因素交織成一種系統性障礙，顯著增加了英國大學畢業生的求職難度。經濟波動收緊崗位供給，AI技術推動崗位和技能需求轉型，全球化擴大了競爭範圍，對畢業生和早期職業人才的影響尤為顯著。

就業的區域差異

　　目前，英國就業機會在地域上呈現出顯著的不均衡分佈。在全國範圍內，就業機會主要向倫敦及英格蘭東南部地區集中，數據顯示，超過一半的畢業生職位分佈於此。依託全球金融、科技和創意産業中心的區位優勢，這些地區持續吸引着高素質人才。

　　相較之下，倫敦以外地區呈現出不同發展態勢。數據顯示，非倫敦地區大學畢業生從事無需學位工作的比例上升至42%，高於1993年的31%；在林肯郡和坎布裏亞郡，該比例分別達58%和52%。這些數據反映出“高學歷低就業”問題在非倫敦地區愈發突出，教育投入未能有效轉化為本地經濟産出。

　　崗位缺乏進一步促使人才遷移，優秀畢業生傾向於流向機會更集中的地區。這種本地就業機會的匱乏，啟動了一個難以逆轉的循環：本地缺乏高技能崗位，導致優秀畢業生被迫流向機會集中的倫敦；而人才的持續流失，又進一步削弱了本地産業升級和創造高質量就業的潛力。

　　這種流動削弱了本地産業升級及優質就業崗位的創造能力，並加劇了地區間的發展差距。這不僅體現為經濟層面的不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社會結構，“機會均等”的承諾在不同出生地間的實際表現存在差異。

重構職業發展模式

　　夏洛特的求職還遠未結束。那份或許會在幾週後到來的錄用通知，無論她接或不接，都只是一個逗號。她真正的職業發展命題，是如何在薪酬、前景與內心價值的迷霧中，為自己導航。而她的求職困惑與期待，恰是這個時代的一個縮影。

　　人們熟悉的那條由“教育”通往“穩定就業”的路徑，正經歷着根本性的動搖。大學文憑不再是打開確定性未來的“金鑰匙”。這不僅帶來了個體在時代浪潮中的自我定位難題，更考驗着整個社會——能否為人類自身構建一個更富彈性的成長空間？

　　如何應對這一挑戰，需要的不是零敲碎打的修補，而是一場深刻的認知革命。未來的職業發展，必須超越學歷與崗位的線性捆綁，轉向能力、適應力與生命價值感的有機融合。

　　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使命不再是簡單的知識輸出，而是點燃思辨、創造與跨界整合的火種。企業必須重新審視自身角色，從單純的僱主轉變為人才生態的共建者。而政策的指針，也需要從冰冷的經濟數據，轉向關懷個體命運，通過産業、區域與教育的協同設計，去澆灌機會更均等、成才路徑更多元的社會土壤。

　　與此同時，AI正以一種不可逆轉的力量溶解着職業的傳統邊界。對於像夏洛特這樣的年輕一代來説，工作也早已超越謀生手段的定義，而是深刻關聯着身份認同與自我實現。當一紙文憑不再意味着“成功”，而僅僅作為人生起點上的一個變量，整個社會最需要的，其實是為年輕人建立一個新的行動框架——一個由終身學習的契約、超越文憑的技能認證，以及鼓勵試錯的社會安全網共同編織的支撐體系。路徑的精彩在於其多樣，而成功的偉大在於其廣義。

　　（作者係英國Haleon-葛蘭素史克消費保健品首席機器學習架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