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英國“現代奴役”
英國高等法院外景
文/《環球》雜誌記者 趙小娜(發自倫敦)
編輯/馬琼
英國曼徹斯特市中心,霓虹燈下的一家美甲店,櫥窗裏貼着“美甲特價20鎊”的招牌,吸引着絡繹不絕的顧客。玻璃門後,一名瘦小的越南女孩正低頭為客人修整指甲。她叫小阮,今年只有16歲。儘管腰背挺直,目光卻始終低垂。
從踏上英國土地的那一刻起,小阮便成了人販子口中的“債務人”。偷渡到英國的“路費”搖身一變成了數萬英鎊的天價債務,而她從未見過一張欠條。所謂的工作不過是個幌子。每天,小阮在美甲店工作超過12個小時,吃住就在後面的儲物間,周圍除了工具箱,就是塑料桶。小阮的護照、手機和身份證明早被收走,與外界的&&隨時都可能被徹底切斷。
她被反復告誡:如果膽敢逃跑,下場就是被警方抓走、遣返回國,家人也將受牽連。終日生活在恐懼中,小阮腳踝上仿佛被戴上了一副無形的鐐銬。
受害者無法説“不”
小阮的故事是英國一家反奴役救助&&記錄的真實案例,這樣的故事在當今英國並非個例。警方在偵破一起美甲奴役案中,甚至在毛絨玩具中搜出6萬英鎊現金。而那些被剝削的少女們卻連溫飽都無法保障——她們大多數是偷渡來到英國,被人販子販賣至各地的美甲店,為了“還債”被迫日復一日地勞動,卻從未真正掙到一分錢。
這不僅僅是黑工問題。根據英國2015年《現代奴役法案》的定義,現代奴役是指通過強迫勞動、債務奴役、人口販賣、性剝削等手段剝奪個體自由意志、獲取非法利益的犯罪行為。與歷史上鎖鏈加身、鞭笞驅使的舊時代奴隸制不同,現代奴役沒有明晃晃的鐵鏈,卻以無形的枷鎖——恐嚇、欺騙、債務和身份控制等,將受害者牢牢禁錮。
一些偷渡而來的移民、本地的弱勢群體與無依無靠的未成年人,最終被裹挾進這條隱秘而冷酷的剝削鏈條。對於那些來自越南、阿爾巴尼亞等地的偷渡者而言,非法身份與語言障礙讓他們成為剝削者最容易得手的“獵物”。
在英國本地,流浪漢、癮君子、經濟拮據者同樣容易被犯罪團夥鎖定,誘騙至“現金友好型”行業從事受剝削的工作。
更令人痛心的是,不少兒童與青少年被視為“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的目標,頻繁出現在毒品交易、美甲店、洗車場等灰色地帶。
2024年,英國國家轉介機制(英國的政府系統,旨在識別和支持“現代奴隸制”的受害者)登記的現代奴役潛在受害者人數達19125人(其中31%為兒童),人數創下歷史新高。據反奴役組織“未現”(Unseen)估計,全英的實際受害者可能超過13萬人。更可怕的是,現代奴役並不止於地下經濟,在表面上合法的營業執照、稅務登記、收銀機背後,也可能潛藏着一條條鎖鏈。
英國國家犯罪局曾警告説:“現代奴役的受害者無法説‘不’。”這正是現代奴役最陰狠的地方——它不靠鎖鏈,不靠槍口,卻用隱形的手段,將人的自由與尊嚴層層剝奪,最終連“反抗”兩個字都變得奢侈。
反奴役治理進行時
面對層出不窮的現代奴役案件,英國政府並非全無行動。2015年,英國率先通過了《現代奴役法案》,將強迫勞動、債務奴役、人口販賣等行為定為重罪(嫌疑人最高可判無期),並設立國家轉介機制為受害者提供援助,同時要求大型企業發布供應鏈反剝削的透明度聲明。
然而,法律框架雖已搭建完備,現代奴役卻並未絕跡,反而在地下經濟與正規市場的夾縫中“進化”得更加隱蔽。為此,英國政府在2025年3月推出了新版《供應鏈現代奴役與人口販賣企業指南》,試圖用更具體、可操作的標準斬斷這道無形枷鎖。
這份指南對企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嚴格要求:全面審視自身全球供應鏈,徹底披露供應商分佈和高風險環節;內部政策必須與國際勞工組織公約、《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接軌,杜絕國際國內雙重標準。
2020年7月13日,一名顧客在英國倫敦一家美甲店接受美甲服務
根據法律要求,企業需要主動識別供應鏈中的奴役風險,尤其是在製造業、農産品加工行業以及涉及海外勞工等被普遍認定為高風險的領域,企業需建立一套系統性的盡職調查機制和舉報監督體系,對供應商進行審計,暢通受害者求助渠道,避免剝削問題被掩蓋。
更重要的是,企業必須用硬性數據來證明反奴役行動的成效——例如有多少高風險供應商完成整改、員工培訓覆蓋率達到何種程度等,以量化指標檢驗過去流於形式的承諾。法律還要求,反奴役工作不應停留於企業年報裏的口號表述,而要滲透進企業文化和日常管理。企業還需面向員工與供應商開展有針對性的培訓,讓每一位參與者都能識別剝削風險、履行反奴役責任。
分析認為,這不僅是一份指南的更新,更是一場企業社會責任的“賬本式盤點”。英國政府希望用制度設計迫使企業從口頭表態走向自我審查,讓責任從道德呼籲落地轉化為清晰的行動方案。同時,英國還修訂了《公共採購法案》,賦予政府採購方更大裁量權,可以拒絕與存在奴役風險的供應商合作。這意味着,“反奴役”已不再只是道德要求,而是直接關係到企業能否獲得政府訂單的硬性規則。
誰在拽緊“隱形枷鎖”
美甲店裏的“小阮”們,為何會走到這一步?其背後,遠不止“人口販賣”那麼簡單。
首先是英國勞動力市場自身存在的結構性矛盾,無聲地將她們推向深淵。英國“脫歐”之後,合法移民銳減,低技能崗位“用工荒”蔓延至建築、養老、美甲、洗車等多個行業。消費者卻早已習慣於5英鎊洗車、20鎊美甲,勞動力成本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巨大落差,讓部分商家鋌而走險,用“看不見的工人”維持運營。現代奴役便在這道縫隙中悄然滋生,成為支撐低價競爭的隱形支柱。
移民政策的不斷收緊也在加固這道枷鎖。近年來,英國陸續&&《國籍與邊境法案》《非法移民法案》,以強硬手段遏制偷渡與非法滯留。初衷雖是維護邊境安全,但現實卻是將大量已身處英國的無證移民徹底關在了合法就業的大門之外。
這些人沒有身份、沒有工卡,連銀行賬戶都無法開設,為了生存,這些“無名者”只能滑向“不問身份、只看利潤”的灰色勞動力市場,絞進剝削鏈條上的無聲齒輪。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執法資源的匱乏與打擊重點的錯位,讓現代奴役案件屢禁不止,形成“高發低罰”的尷尬局面。《現代奴役法案》雖設下嚴刑峻法,地方警隊卻往往因人手不足,不得不將有限資源優先投入毒品、暴力等高顯性犯罪,對藏身美甲店後屋、洗車棚下的剝削行為,往往因“取證難、成本高”而被放置一邊。2024年,通過國家轉介機制登記的潛在受害者接近兩萬人,但真正被起訴的案件不足500起,定罪率低於2%。
除了執法疲軟,受害者自身的脆弱性也讓這道枷鎖愈發隱秘。非法身份、語言障礙、長期的精神控制,使她們即便面對警方,也因恐懼與不信任而選擇沉默。在一些受害者眼中,報警並不意味着重獲自由,而可能是直通拘留所與被送上遣返航班的“自首”。更有甚者,在被“解救”後依然選擇回到剝削者身邊,只因“那裏至少有飯吃,有床睡”。人口販子日復一日的恐嚇——“你是非法的”“警察不會幫你”“逃了活不成”,讓這些人早已失去求救的勇氣。她們的身體或許在倫敦、曼徹斯特的街頭,心卻被牢牢鎖在無形的囚籠之中。
治理上的困境遠不止於此。英國各地警方、移民局、反奴役組織、勞工監察部門之間缺乏高效協作,信息壁壘重重,受害者在繁雜的程序中被反復推諉,最終被官僚體系遺忘。即使立法與政策不斷精細化,執法上的“力不從心”,也讓現代奴役在現實中依然是一門“低風險、高回報”的生意。
這一問題的根源,最終繞不開“非法移民治理”這一龐雜議題。數據顯示,被國家轉介機制接收的受害者中,阿爾巴尼亞(13%)、越南(11%)等非法入境者佔據相當比例。2024年,約5600名潛在受害者因害怕被遣返,拒絕尋求法律幫助。對她們而言,被剝削雖苦,卻好歹能在英國茍且生存;而一旦求助,等待她們的或許是被驅逐出境,重返貧困。
現實中,反奴役與移民執法二者間矛盾重重。打擊非法入境的強硬政策,一定程度上反而削弱了對奴役受害者的保護,讓原本可以被解救的人越陷越深。諾丁漢大學人權實驗室的研究顯示,移民身份的不穩定性,顯著提高了兒童與年輕人淪為被奴役對象的風險。而現行的庇護與移民政策,不僅未能有效防範此類風險,反而在客觀上為其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在專家看來,打擊現代奴役絕不能簡單等同於打擊非法移民。若反奴役被治安思維所主導,忽視了受害者保護,最終只會讓問題愈發隱蔽、難以治理。唯有真正將反奴役從執法口號轉化為受害者導向的治理體系,才能撼動這道無形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