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在美國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爆發爭吵

文/趙晨 劉念

編輯/吳美娜

　　特朗普重返白宮不足百日，美歐之間不僅重現了關稅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軍費分攤、是否退出《巴黎協定》和世界衞生組織等“特朗普1.0時代”的“老問題”，還增加了爭奪定義西方“自由”和“民主”價值觀話語權的“新矛盾”。

　　今年2月中旬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安會）上，美國副總統萬斯抨擊歐洲民主、移民等問題的一系列言論令許多與會者震驚，他稱歐洲的“最大威脅來自歐洲內部”，公開質疑當前歐洲價值觀是否值得美國捍衛。此番言論隨後遭到歐洲各國政要譴責。一些與會者認為，美國政府更迭帶來的不確定性正在加劇美歐關係的破裂，跨大西洋鴻溝正在加深，美歐雙方在社會價值觀和民主本質上的更深層次分歧嚴重。

　　烏克蘭危機成了美歐裂痕的放大器。美俄直接談判烏克蘭危機解決方案，使歐洲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被進一步邊緣化。這場西方“內戰”，令二戰後美歐共同倡導的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更顯飄搖之態。

　　“我們看到西方已逐步開始喪失集體性，西方集體的破碎已經開始。”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3月3日説。《紐約時報》巴黎分社社長、專欄作家羅傑·科恩更是直言，“特朗普在擁抱俄羅斯以及拋棄傳統盟友的路上會走多遠，還有待觀察，但‘西方’可能已經消失了。”

跨大西洋關係演變

　　二戰結束以來，西歐國家“順從”地融入美國主導的多邊經濟機制，加入以北約為核心的軍事聯盟，成為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歐洲一翼。

　　由於美國號稱實行“仁慈的霸權”（benign hegemony），自詡為世界秩序與和平的“守護者”，充當歐洲和亞洲不可或缺的“平衡者”，因此冷戰結束後，歐洲依然願意接受一個“自律”的美國所塑造的“單極世界”，或者説願意接受“美利堅帝國”的保護。

　　然而，隨着歐洲經濟在20世紀下半葉的復蘇和快速增長，以及歐洲一體化的深入推進，21世紀初，歐洲聯盟（歐盟）已發展為與美國比肩的全球頂尖經濟體，甚至在某些時期，其國內生産總值（GDP）一度超越美國，位居世界第一。這使歐洲在經濟領域擁有了與美國“叫板”的資本。

　　歐盟將自身定義為“市場性力量”和“貿易性力量”，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強調與美國的經濟相互依賴關係，並宣揚美歐共享價值觀基礎上的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使得跨大西洋關係呈現為三重復合體：歐洲在安全上倚仗美國，在經濟上力求與美對等，同時通過北約、七國集團等多邊機制“綁定”並“規訓”美國。

　　但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美國國內政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4年兩次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反映出美國國內的政治思潮已偏離“自由主義”主基調，以“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為主張的民粹主義漸成主流。儘管歐洲主要國家和歐盟也同樣經歷了民粹主義思潮衝擊，內部民粹政黨冉冉升起，但主流建制派政黨仍可勉強掌控政府。

　　從理念到實踐，美國發生的諸多變化不僅加劇了歐洲在貿易、外交等領域的擔憂，還加深了歐美之間的戰略分歧和信任危機，尤其是價值觀領域的差異日益凸顯。歐洲主流政黨及美國民主黨在社會議題、移民問題、宗教問題的“左傾政策”成為特朗普政府的“眼中釘”，激發其上&後對歐洲的憤怒和不屑。

　　今年2月14日萬斯在慕安會上發表主旨演講，讓在場歐洲高官面面相覷，沉默不語。他還拒絕與東道主德國總理朔爾茨會面，反而在演講結束後與德國選擇黨領導人魏德爾閉門密談，凸顯美國新一代執政團體對歐盟和主要歐洲大國的蔑視與敵意。

　　萬斯的講話並非孤立事件，美國政府效率部負責人埃隆·馬斯克，也多次在社交媒體&&公開支持魏德爾和英國極右翼政黨改革黨黨首法拉奇。

　　歐盟和英法德等歐洲大國在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選舉後，對於美國將重啟“特朗普1.0時代”破壞自由貿易和國際秩序的舉措，對歐洲的鋼鋁等産品徵收關稅，退出多項國際組織和條約，在巴以問題上偏袒以色列等等可能有所預判。但他們似乎並未料到，美國會從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角度“教育”歐洲何為“政治正確”。

美國的變化是主因

　　曾經共同作為西方代言人的美歐雙方，為何會從“密友”變為“路人”？美國自身實力下降和戰略重點轉移，是導致跨大西洋關係裂變的結構性因素。

　　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和科技優勢的相對喪失，令民主和共和兩黨均出現戰略焦慮，保障歐洲安全不再是美國的戰略重點，維護跨大西洋聯盟和“自由國際秩序”漸漸變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這一變化自奧巴馬政府時期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便已顯現。

　　特朗普在其首個總統任期就曾稱歐盟是美國的“敵手”，聲稱歐盟不能每年享受着1510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順差，卻讓美國人花錢保衛歐洲的安全。開啟第二屆總統任期後，他更將邊界安全（主要是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安全）和太平洋地區行動等視為優先事項。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公開&&，美國不能再繼續“專注於歐洲的安全”。他還指示五角大樓制定方案，2026財年要削減500億美元國防開支，接下來5年內每年削減8%的國防預算。美國從歐洲抽身的意願表露無遺。

　　在此基礎上，美國政治極化的國內政治因素對美歐關係産生了外溢擴散影響。特朗普政府對歐政策的轉向，既源於個人“私怨”，亦出於政治“私心”與現實“私利”考量。作為一名政治素人初入白宮後，特朗普便成功利用美國民眾對自由派民主黨政策的不滿，特別是對移民優待、犯罪寬容、性別認同自由化、激進的種族平等訴求和貿易自由化等符合所謂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議題的反感，重塑美國原本主流的共和黨，使其轉變為反全球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強烈反建制的另類政黨。

　　美國兩黨政治紛爭多樣。2021年特朗普下&後，民主黨主導的司法機構對其提起四次刑事訴訟，險些將其送進監獄，特朗普將歐洲主流政黨視為美國民主黨的“幫兇”，對歐盟及德、法、英等國“自由派”領導人幾無好感，反而在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身上找到了諸多共鳴，後者長期受到歐盟排擠，奉行民族保守主義，與特朗普推崇的反建制政治路線高度契合。

2024年7月5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俄羅斯總統普京（右）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會談結束後舉行聯合記者會

　　從特朗普的親密“戰友”萬斯和馬斯克的言行來看，特朗普顯然期待更多反建制派領導人在歐洲政壇“複製”自己的“成功”，削弱歐盟內主流自由派的統治地位。

　　特朗普多次&&，如果自己是總統，“俄烏戰爭永遠不會發生”。他將俄烏衝突歸因於拜登，並在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月28日的“白宮爭吵”中&&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他“一起經歷了”拜登設計的“虛假的政治迫害”，即“通俄門”。

　　特朗普新一屆政府班子對其“忠誠度”很高，秉承其意志採取“越頂外交”策略，繞過歐洲盟友，直接與俄羅斯談判，拋棄了拜登政府與歐洲的“協調一致”模式，使歐洲在烏克蘭停火及戰後重建問題上幾乎喪失了話語權。

　　但歐洲方面依然堅持固有立場，選擇站在烏克蘭一邊，認為烏克蘭的失敗意味着歐洲的失敗。如果烏克蘭無法繼續堅持作戰，歐盟的東翼將不得不直面來自俄羅斯的“威脅”。

　　一些歐洲國家已經開始為美國完全撤離歐洲做準備。據歐洲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的分析，若缺少美國支持，歐洲需額外增加30萬軍隊，並在短期內每年增加至少2500億歐元的國防開支，相當於國內生産總值的3.5%，遠超當前大多數成員國約2%的國防預算。

　　3月4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公布一項8000億歐元的“重新武裝歐洲”計劃，建議暫停歐盟成員國財政赤字上限的規定、提議歐洲投資銀行修改借貸條例，以促進對軍工項目的投資。馮德萊恩3月11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舉行的歐洲議會全會上發表演講呼籲，放棄對美國和俄羅斯的幻想。“幻想時代已經結束，歐洲需要為自己的國防承擔起更多責任。”

“歐洲覺醒”加速

　　“美國優先”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出發點，歐洲更像是可操縱、施壓甚至榨取直接利益的對象，美國的要求給歐洲帶來了巨大壓力。

　　例如，特朗普要求歐洲增加從美國進口石油和天然氣，否則對歐徵收高額關稅；北約歐洲成員國需將國防開支從GDP的2%提高至5%，這意味着它們必須採購更多美制武器；在俄烏衝突的和平談判中，歐洲方面被美國冷落在一旁，卻被迫承擔烏克蘭的安全保障責任。

　　特朗普聲稱的與普京保持“非常好的關係”使得歐洲在俄烏衝突中的處境愈加複雜。在其和平計劃中，歐洲和烏克蘭的利益是與俄達成重大交易的籌碼。然而，烏克蘭問題錯綜複雜，歐洲和烏克蘭均不會任由美俄隨意擺布，停火談判也難以一蹴而就。有一點需要注意，美俄關係深層次的變化取決於多種因素，特朗普政府當前與俄羅斯方面的“熱絡”，難以説明美俄關係本質層面的變化。這也使得有關局勢更趨複雜。

　　如果説“特朗普1.0”時期，歐洲國家仍抱有僥倖心理，認為他的激進言辭和政策並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歐美關係的結構，那麼在“特朗普2.0”時期，歐洲已逐漸意識到，這種做法並非短期的偏差，而是美國戰略轉向的一部分。這意味着歐洲在全球經濟治理和安全格局中角色轉變的開始，預計歐洲將減少對美國的經濟和安全依賴，擴大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減輕美國保護主義政策帶給歐洲的經濟壓力。同時，歐洲將積極討論戰略自主和防務問題，其關注重點是如何提升自身能力，確保在北約“休眠”時能夠採取有效行動。

　　（趙晨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歐洲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劉念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研究生；本文截稿時間為2025年3月14日18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