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芝加哥大學提供的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的照片

文/《環球》雜誌記者 許蘇培

編輯/劉娟娟

　　人的心理和行為多大程度上影響着經濟？

　　“過去30年，經濟學領域正在發生一場最重要的革命，他就是這場革命的中心人物。”曾預測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曾這樣評價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

　　2017年，塞勒因其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突出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塞勒致力於經濟學和心理學等交叉學科的研究，主張人在經濟活動和決策中的有限理性，挑戰了經濟學傳統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甚至用《理查德·塞勒因殺死“經濟人”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樣吸引眼球的標題，描述“非理性人”與“經濟人”的交鋒。

　　1945年出生的的塞勒如今依舊活躍在教學一線，其代表性的“助推”理論也在公共政策設計領域持久而深刻地影響着世界。在他的引領下，一大批經濟學家進入行為經濟學研究領域，不斷發展理論和實證檢驗方法，讓行為經濟學從曾經飽受爭議的邊緣學科，變成主流經濟學研究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架橋人——在研究中連接經濟和心理分析

　　一度，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的男廁小便池裏都蝕刻了一隻蒼蠅的圖案。據設計者介紹，蒼蠅圖案讓男士解手時找到了瞄準的靶子，集中注意力提高準頭，能夠減少80%的“旁逸斜出”，有效降低了機場的清潔成本。

　　這是塞勒個人最喜愛的有關“助推”的例子，他把它寫進了與卡斯·桑斯坦合著的《助推：如何作出有關健康、財富與幸福的最佳決策》一書。翻閱塞勒的著作，我們會看到大量如“畫蒼蠅”這般生動的案例，用來説明他學術研究所指向的重要結論：人作為所有經濟活動和決策的主體，會受到各種心理作用的影響，理性不足，經常“犯錯”。而通過一些設計和“助推”，有助於解決問題，更好決策。

　　塞勒先後執教於羅徹斯特大學和康奈爾大學，1995年至今任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教授。不同於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核心的“芝加哥學派”，挑戰市場自我調節和“經濟人”假設的塞勒堪稱是一名“芝加哥反派”。也難怪塞勒在獲得諾獎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半開玩笑説：“我比較肯定的是，這是第一次當校長、教務長和系主任談論起我時，沒有用到‘讓人討厭’這個詞。”

　　自稱不擅長數學的塞勒主動向心理學靠攏，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研究中連接經濟和心理分析。在理論研究中，他在反常行為、稟賦效應、跨期選擇、心理賬戶等方面作出重大貢獻；在實際應用層面，他通過“助推”思想和選擇設計來分析和解釋消費者行為和包括社會福利政策、儲蓄投資研究在內的政府政策行為。塞勒特別關注三個心理因素：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通過探究這些心理因素的後果，他展示了這些人類特徵如何系統地影響個人決策和市場結果。

　　“塞勒在個人決策的經濟分析和心理分析之間架起了一座橋。”“他讓經濟學更符合人性。”瑞典皇家科學院在宣布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這樣説。

鬥爭者——從西方經濟學邊緣走向主流

　　剛得知獲獎時，塞勒感慨，諾獎的肯定對他來説意義非凡，因為自己在40年前開啟這項研究時，“行為經濟學還是一片荒野”。1980年，塞勒完成第一篇相關領域的學術論文《消費者選擇的實證理論》，之後屢遭大型期刊退稿。而到了2014年，這篇文章已經成為這一領域被引用居首的經濟學論文。

　　行為經濟學是如何一步步由邊緣走向主流的？以塞勒為代表的一大批極具開拓思想和鬥爭精神的經濟學家的不懈推動，居功至偉。

　　普通人在日常決策中無法做到完全理性，這一點毫無爭議。然而經濟學模型需要簡化，追溯到亞當·斯密時期的經濟學理論，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經濟人”假設：個體在經濟決策中具有完全理性，能夠在完全信息的前提下實現效用或利益最大化。這一假設幫助經濟學家建立嚴謹的數理模型，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中得到廣泛應用。

　　隨着理論和實證研究的發展，“經濟人”假設的局限性越來越明顯，經濟學家開始通過引入越來越多現實世界的複雜性，不斷完善和修正“經濟人”模型。也正是在對傳統經濟模型修正的合流中，行為經濟學迎來發展的春天。這其中，塞勒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面向業界同行，塞勒在《美國經濟評論》和《金融學期刊》等知名期刊上發表大量文章，列舉違反傳統微觀經濟理論的經濟行為實例；針對大眾讀者，他出版了《贏家的詛咒》《準理性經濟學》等多本行為經濟學暢銷書；服務政府機構，“助推”理論幫助全球多個國家和組織優化公共服務設計，減少政策成本。2020年，世界衞生組織發起了“行為洞察計劃”，聚焦包括流行病、疫苗接種和年輕人群的風險承擔問題等在內的多項公共衞生問題。

　　曾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將自己的獲獎歸功於塞勒，稱後者是“首位將心理學引入經濟學，開創了行為經濟學”的學者。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對塞勒也給予了很高評價，認為他比“其他學者更能提升行為經濟學的地位，並幫助將行為經濟學的經驗付諸實踐”。

傳道者——從“助推”到“胡推”

　　2021年，塞勒與老搭檔桑斯坦帶着《助推（終極版）》一書回歸。相比於13年前的版本，終極版在“情境的微小改變能夠極大地産生影響，可以用來為善，也可以用來作惡”這一觀點上進一步展開，提出了“胡推”理論。考慮到塞勒愛開玩笑的個性，必須澄清這本書不是在愚人節當天發行的。

　　什麼是“胡推”？舉個生動的例子：一家報紙允許你一鍵訂閱，但要求你在有限的時間內打電話取消訂閱，這就是在利用胡推。胡推會增加阻力，阻止人們實現目標。

　　不難看出，儘管“助推”和“胡推”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如此貼近，但在學術價值上，“胡推”仍然只是塞勒在序言裏也謙虛提到的對“助推”理論的拾掇和修訂。2021年底，塞勒還透露自己準備與芝加哥布斯商學院的助理教授一起編輯《贏家的詛咒》的新版本。

　　儘管總是自詡為“出了名的懶人”，但塞勒在為行為經濟學背書站&時可謂相當勤奮。塞勒曾跨界出演過電影，在2016年奧斯卡獲獎電影《大空頭》中， 塞勒出現在拉斯維加斯賭場。“把人想象成以邏輯指導行為的動物，實在是瘋狂之舉。”這正是他在電影中的&詞。他終其一生都在論證這句話：誰都不是“明白人”。

　　時至今日，塞勒依舊沒有殺死“經濟人”，行為經濟學的發展也面臨着種種質疑。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行為經濟學缺乏全面的理論框架，塞勒提出的“自由主義家長制”也引發了政策干預倫理的爭議，甚至被批評為“溫和的父愛主義”。

　　對於這些批評和質疑，塞勒在自己《“錯誤”的行為》一書中早有回應。他説：“我們不應該再找藉口，而應該豐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將人的存在和相關性考慮在內。值得高興的是，我們無須拋棄已經掌握的經濟學和市場知識。對於‘假設所有人都是理性經濟人’的理論，我們也不必棄之不理，它可以作為研究的起點，為建立更符合實際情況的模型奠定基礎。”

　　“當然，採用新方法的人與捍衛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人會發生很多爭吵，這些爭吵也並不總是有趣的。但是，正像一次糟糕的旅行在經歷過後，它可以成為很好的故事題材，這些爭吵也讓行為經濟學變得越來越強大。”這一真誠的辯白，展現了這位經濟學家的人文情懷和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