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香港1月10日電 題：旅居香港22年：一位澳大利亞人的中國情緣
新華社記者方棟 仇博 王申
他是一名在香港生活了22年的澳大利亞人。
他高大健碩、聲音洪亮，他的香港太太身材嬌小、性格內斂。他喝咖啡、吃袋鼠肉，卻也煎中藥調理身體。他習慣説英語，但結交的中國朋友卻比外國朋友更多。他的很多親人都在澳大利亞，但到中國內地卻比回祖國還頻繁。
他説，自己越來越像中國人而非西方人。“學貫中西”之後，他想做一名文化使者，促進中國和世界的交流。
他是丹尼爾·斯祖克，但更喜歡別人叫他的中文名字：宋啟鋒。
香港是我第二家鄉
1995年，宋啟鋒第一次來香港旅行就喜歡上了這裏。
相較于故鄉悠閒舒適的田園牧歌式生活，香港高高聳立的樓宇、步伐矯健的上班族、緊張又充滿活力的空氣，讓年輕的宋啟鋒感覺這才是他心之所屬的地方。
“興奮緊張、生機勃勃，讓我感覺眼前一亮！”這就是香港給他的第一印象，“我馬上意識到香港能給我提供無限的可能性，能開啟自己的事業、結識更多的朋友、了解多元文化。如此的多樣性和機遇在澳大利亞並不常見。”
1999年初，他正式開始了在香港的旅居生活。那時，香港回歸剛剛過去一年多，仍有人對“東方之珠”的未來發展心存疑慮。
然而，宋啟鋒卻沒有絲毫擔心。
“當時我對香港回歸前後的背景了解並不多，但我在香港看到了機會和可能。”宋啟鋒説。
宋啟鋒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22年來，他親眼見證了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並取得了更大的發展成就。
這期間，他不僅在咨詢和培訓行業開創了自己的事業，還重逢了在墨爾本讀大學時的香港女同學，並和她相愛、結婚。香港對他而言已經從“他鄉”變成了“第二家鄉”。
出于對香港的真摯感情，宋啟鋒對“修例風波”中的暴力亂象深感痛心，對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會重新恢復和平與秩序，由衷地感到高興。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那天，我心裏幾乎立即獲得了平靜和寬慰，我不再感到無助，不再為‘攬炒’而擔驚受怕。”他説，“墻上那些含有煽動言論的涂鴉被清理掉，暴力和破壞活動幾乎絕跡了。一切都過去了，那個安全穩定的香港又回來了。人們終于找回了久違的安全感，可以重新享受生活了。”
宋啟鋒期待，在恢復穩定之後，香港能夠打破發展桎梏，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放眼更廣大市場，去迎接更大的發展機遇。
我覺得自己更像中國人了
為何在香港一待就是22年？宋啟鋒笑道，愛情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初到香港不久，宋啟鋒和現在的妻子意外重逢。他的妻子出生在中國內地，很小便跟隨家人來香港定居，高中畢業後留學澳大利亞。他倆在墨爾本是大學同學，在校園時代雖並不算熟悉，卻在香港的工作和生活中慢慢走到了一起。
“從出生地到生活習慣，我們在許多方面都不一樣，但是關係卻一直很好，我們也沒有太多的文化摩擦。我想是因為我們都非常尊重彼此的文化傳統，都抱著開放的態度，積極嘗試、了解和學習。”他笑著説。
為了更好地融入東方文化，宋啟鋒夫婦專門找人為他起了這個中文名字。他説，“宋”字和他英文姓發音很像，而“啟鋒”則象徵著他不怕困難、有闖勁的性格。
宋啟鋒也還記得第一次接觸中藥時，苦澀的湯藥讓他“嘗”而卻步。但他逐漸感受到中藥對身體的益處，體驗了中醫“望聞問切”的問診方式，嘗試了自己煎出一劑湯藥，更對中醫陰陽平衡的治療理念産生了興趣。
“在我太太的幫助下，我適應了香港的生活，對東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在很多方面，我都覺得自己更像中國人而不是西方人了。”他説。
宋啟鋒和妻子去過很多內地城市，既有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也有二三線城市。無論到過多少地方，他還是常常驚訝于內地的發展速度。
“每次來到一個新的地方，我都會對城市的發展和變化感到驚喜。內地城市進步的速度是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從未見過的。”他説，“在許多城市中，古老與現代交相輝映，美不勝收。”
願做中西交流的橋梁
宋啟鋒覺得，自己和香港很像很像。
“香港好似一座連接東西方的橋梁。”他説，來自內地的企業和人才期待走向世界，而來自海外的人們則希望了解內地、進入內地。
在澳大利亞出生長大、在香港成家立業，51歲的宋啟鋒深諳東西方文化，並在香港發揮所長。
“在香港生活的這些年裏，我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著橋梁的角色，幫助內地和海外的人們建立聯繫，幫助內地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幫助外國公司在內地開展業務。”他説。
宋啟鋒喜歡稱自己為“文化向導”，幫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認識彼此、相互學習。
“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種經濟模式、一種文化傳統、一種語言。世界更加有趣，也更復雜。這也正為不同文明通過相互學習來解決棘手的問題創造了條件。”他説。
宋啟鋒認為，中國不僅擁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而且正引領數字創新和新興科技發展，還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現出很強的治理能力。
在與妻子的日常生活中，宋啟鋒感悟出，小到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大到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想要順暢地交流，就需要摒棄固有的偏見，真誠地尊重對方的傳統，努力去了解和感悟。
“正是在內地的多次旅行之後，我才真正了解中國。”他説，“在中國，我從沒感到過壓抑，從未擔心過安全問題，比在其他很多國家時都感到更放松、更平靜、更安寧。”
“如果來自不同文明的人們都能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流學習、共同進步，那麼世界也會因此變得更美好。”他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