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0年各項數據的發布，南北經濟發展差距引起熱烈討論。有聲音認為“北方失守”“中國迎來大南方時代”；也有聲音認為中國區域經濟不能人為齊步走，要正視差距，尊重經濟地理髮展規律；還有聲音認為，未來區域綜合發展要擺脫唯GDP論……那麼，此次南北差距形成的真實原因到底在哪，南北經濟強弱是否就此一錘定音，未來區域綜合發展的新機會又在哪裏？就此，新華網連線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和工信部賽迪城市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
少論“西東”，大談“南北”？
“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討論並非首次出現”，劉守英表示， 長期以來，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討論，主要聚焦在東、中、西部地區。
“東西部差距討論具有合理性，但此次南北差距討論帶有很強的炒作性”。他分析認為，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就在沿海，所以沿海地區領先發展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隨後國家也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來解決東、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問題。
劉守英坦言，目前南北經濟發展存在客觀差距，但不並能得出北方失守的結論。“區域經濟發展水準在不同時期受産業要素流動影響較大。”他説。
他舉例，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國科技創新的中心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區。因開放不足和開發較晚，中國西部地區一直存在科技創能力不足等短板。但近年來，包括重慶、四川和陜西等省市在內的西部地區紛紛走上以數字智能科技創新推動産業發展的道路。
數據顯示，目前，數字經濟已成為中國西部發展的主軸。2019年四川省的數字經濟總體規模已超過1.4萬億元，重慶、陜西等省市的數字經濟規模也超過了5000億元。
“得益于移動互聯網的滲透，在以資金網絡、商業資訊網絡、物流網絡為代表的三大基礎服務普及上，東西部地區的差異不斷縮小，甚至跨越了傳統的‘胡煥庸線’。”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數字經濟助力中國東西部經濟平衡發展——來自于跨越“胡煥庸線”的證據》報告如此指出。
對此，王高翔表示，東西部差距的變化，恰恰説明區域經濟差距的存在是一種正常現象，地區資源稟賦疊加産業要素，在不同發展階段會産生不同的發展結果。
區域建設需要“新三觀”
“目前南北差距的存在，是‘新地理觀’‘新産業觀’和‘新要素觀’相互作用的結果。”王高翔認為，“新三觀”既是形成區域間發展差距的原因，也是未來破題的關鍵。
他解釋，現代航空、高速鐵路及跨境鐵路等發展紅利所形成的“新地理觀”，加速了西南內陸地區從“內陸腹地”變為“開放前沿”，有效對接了東部沿海地區的外向型經濟資源，形成了局部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增量；區別于傳統産業，人工智慧、互聯網、智能制造等高新技術産業與創新型經濟，在新一輪經濟增長中比重逐漸增大。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佔GDP比重已經達到36.2%；此外，高新技術産業發展所依賴的勞動力、人才及科技創新等發展要素，加速向優勢地區聚集，進一步刺激了要素流入區域的經濟增長。
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對此，王高翔表示，除了重視“新三觀”，未來區域協調發展也需要加快做好機制建設，逐步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場，消除地方性區域産業壁壘和市場壁壘，推動産業要素在城市間按照市場規律自由流動。
正視差距，不能人為“齊步走”
劉守英也強調，未來應該讓要素跟著機會走，不能違背市場規律。“尊重區域發展的差異性，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發展模式，尋找跟各地相適應的發展路徑。”他説。
他比較擔心的是，片面比較經濟差距，會形成社會情緒壓力和發展誤導。尤其是，為了追求“齊步走”進行違背市場規律的人為幹預。他分析，相對于單純比較GDP，每人平均GDP更能反映資源配置的效率。
此外，“GDP不能成為衡量區域發展綜合水準的唯一尺子。”王高翔則建議，在高品質發展的大的背景下，未來應該建立更加多元，更能滿足以人為核心的區域發展多維度評價指標體係。（財經翻譯官 採寫/黃浩 視頻/陳正 海報/楊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