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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3 07:42:01 來源: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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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裏的男工。

長安鎮夜晚的小攤販。

到長安打寒假工的大學生。

顧西原站在新廠裏,面帶愁容。

長安鎮傍晚下班時分,工人們離廠。

長安鎮一家承接3D打印業務的公司。

一個小女孩兒在街邊寫作業。

長安汽車站等車的人。

工廠的零件。

  中國有12個長安鎮,唯獨它,最不像鎮。

  這個只有81.5平方公裏的小鎮,2019年GDP超過760億元,是廣東省東莞市32個鎮街中最高的,是中國內地很多縣城的數倍。它與深圳一河之隔,往西是虎門,往南是珠江口。有一句話能夠顯示出這裏“世界工廠”的地位——“東莞堵車,全球缺貨”。全球每年生産的智能手機,每8臺中有1臺是這裏生産的,因為vivo與OPPO是長安鎮烏沙村的“租客”。

  這裏94%的人都是外地人,這裏的租客,大致分兩種:老板、工人。顧西原也是烏沙村的“租客”。他租賃的廠房離OPPO工業園區的直線距離只有500余米,不過比不了OPPO,他的企業只是生産一些不起眼的風機、五金制品或者衝壓模具。那些配件,是中國制造業産業鏈條上不那麼被關注的一環。

  往年過了正月初七初八就喧鬧起來的長安鎮,在2020年的春天,因為疫情,顯得格外安靜。

  2020年2月7日,東莞市公布15項減租減稅等措施,支持莞企共克時艱。即便如此,一些負面影響還是無法消除。原本每個月能夠拿下300萬元訂單的生産線,閒置近半,顧西原告訴記者,這次全球疫情對他的衝擊高達50%。

  5月2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一組數據顯示,2020年1-4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12597.9億元,同比下降27.4%。

  按照原計劃,顧西原準備在2020年轟轟烈烈地幹一把,實現“産值過億”。先是2019年3月,他在湖南省一個縣簽下新智能農機的生産項目,並注資900萬元成立一家新公司,接著在東莞市東城區租下三層樓置辦了新的廠房,與一家全球著名的德國風機制造商簽下2000萬元的風機生産合同。

  一切都擱置了。

  打工的日子

  把部分企業搬離長安,轉移到中部,顧西原作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

  長安路邊,卷簾門上挂著的花花綠綠的招牌上,多寫著“五金”“機械”“模具”“不銹鋼”“拋光”。2018年的數據顯示,這裏聚集著五金模具生産企業1500多家、個體工商戶6800多家。老板們常説,不出長安,可以買到你需要的任何配件。在穿鎮而建的太安路,買模具甚至比買煙都容易。

  完整的産業配套,是很多企業老板很難割舍下長安的理由之一。但他們也發現,多年以前長安的很多優勢,正在消失,比如房租、招工、人力成本等。

  黃代菊早就察覺到長安以及制造業的微妙變化。他已在制造業裏摸爬滾打31年,他的一家模具加工廠開了24年。眼下,員工忙著用3D技術打印出白色耳機殼兒。

  廠子的規模不斷縮小,工人越來越難招,如今每年保持著300萬元左右的流水。“可能比上世紀90年代掙3萬元更難過日子。”身在其中的他,看得很淡。“吃鮑魚是過,吃青菜喝粥也是過。”

  1973年出生的黃代菊,用一口粵語普通話説,“廣州以前是沒有工業的。東莞這邊就是一片爛地。” 如今門外就是省道上的一架疊起的立交橋,貨物經此流向世界。

  有人用“富得流油”來形容長安鎮;有媒體2008年曾報道該鎮修建可容納4000人辦公的政府大樓,引起爭議;本地農民別墅群的社區新居與打工者擁擠簡陋的集體宿舍共存于此;房價已漲至每平方米3萬元。

  “這大街上估計都看不到一個長安本地人。”一個外地人説,他們(本地人)大多就是靠租金,家裏要是有廠房的人,根本就不愁吃穿。

  25年前,小學文化水平的21歲的顧西原,成為長安當年數十萬流動人口中的一員。

  他之所以來長安,是因為北漂7年回到四川老家後,從老家人那裏嗅到了工廠的味道。“進廠,是很向往的一個工作。進廠就是工人了嘛,這個階層就提高了一下,想想都爽。”

  顧西原有5個姊妹。他當年去北京的時候,父親説,“出去一個,能把家裏的口糧存著,也不錯。”13歲的他便揣著貸款貸來的100元,只身前往北京。在建築工地打過工,在北京圖書館擦過玻璃,在通縣磨過豆腐,在鹵煮店當過小工,他從沒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1995年春天,顧西原背著鋪蓋卷,坐著火車到了東莞。

  初來乍到,長安就讓他餓了肚子。這個21歲的小夥子和他的兩個老鄉,找工作的時候,被查暫住證的治安大隊收走了身份證,包括手腕上的表和藏在鞋裏的錢。後來他們才知道被假治安大隊騙了。

  他們不得不在一個老鄉開的早餐店賒早餐吃,賒了一個星期之後,還沒找到工作,老鄉再也不讓他們吃了。

  他更沒想到的是,在這裏,男人找工作有點兒困難。一個原因是男工已經太多了,另一個原因是男工愛打架。後來還是一個老鄉説好話、賣可憐,他們三個才進了一個首飾廠做焊工。

  那段日子,他每天要焊七八千個首飾,手指頭磨破了,包扎好繼續幹,一天掙10元。後來廠裏來了一位做模具的師傅,他們聽説是老板專程叫他過來的,給他買了機票,月工資3000元。

  “我一年都掙不到3000塊錢!”顧西原那時候就想,“我一定要學這個玩意兒。這個地方不能幹了。”

  後來他托一位老鄉,進了一個臺灣老板的五金廠,再後來去了一位香港老板開的衝壓制品廠。從一個月300元的普工幹起,到升為模具科主管,顧西原花了8年的時間。起初,工廠要從包括顧西原在內的三個工人裏選一個人,學習做模具,最終留下了他。

  有人用詩描述過行業:將一塊堅硬的鋼材/打造成你想要的模樣/汽車外殼/手機配件/礦泉水瓶/生活的形狀/皆可成模。但實際上的工作並無詩意,那時,顧西原最害怕的是沒活幹。“你要知道,沒活幹可能會被炒掉。”

  “那時來這個地方打工的人實在太多了,每天有人找不到工作。”顧西原説,“當時哪裏有紅紙,就説明有招聘,往往紅紙一貼出去,不到十分鐘,就一二百人圍在那裏,哪怕有時候只招一個人。” 那時的工廠從來不愁招不到人。

  長安鎮《人口普查情況表》顯示,1982年本地戶籍人口2.55萬,無外來流動人口。1990年外來流動人口3.11萬,2000年55.99萬,2008年69.01萬人。曾經逃港成風的小鎮,成為外來務工者蜂擁而至的地方。

  從“不挑剔”到“挑剔”

  在顧西原的印象裏,21世紀開頭的幾年,是長安鎮發展最快的幾年。“衝壓機都是印鈔機,一臺機一天可以做到兩萬塊錢!”也是那段兒時間,“我們民企覺醒了。”顧西原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自己就是在2003年年底,從打工仔,變成了“老板”。

  在顧西原眼裏,那是中國制造業“野蠻生長”的年代,也是最容易賺錢的年代。

  據《長安鎮志》的數據,長安鎮的外資企業2002年達到了1666家,其中“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企業1312家,民營企業數量達到512家。在後來的十幾年間,民營企業數量不斷增長,並逐漸超過外資企業數量。

  2005年曾有媒體報道,在長安鎮600多家民營企業中,有60%從事機械模具五金行業生産和銷售,“中國五金模具重鎮”已初具成效。在顧西原的記憶裏,那幾年眾多小廠慢慢崛起,並慢慢吞掉了大廠。他坦言,那時候他辦廠“純粹是為了賺錢”。

  他們做過啤酒瓶的開瓶器,做過音響、電腦配件,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時,他們還做過300萬個奧運會紀念品。一個從辦廠之初就跟隨顧西原的老員工説,那是“拿來什麼做什麼”的日子,“不挑剔。”至今開瓶器的模子還在廠房裏放著,最早購入的衝壓機已經褪色。

  “我們搞技術的不懂跑業務。客戶來圖,我們加工。”顧西原記得,起初的一部分單子,一定程度上是靠“酒”拉到的。顧西原至今酒量也並不算好,在辦廠之前很少喝酒。後來不得不常常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但生意就是在宴席上談成的。

  多年以後,顧西原回憶起來覺得,那時候工廠的生産模式比較粗放,但也正是在2008年,很多大事擠在一起了,先是南方暴雪,接著是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奧運會,從未聽説過的“金融危機”,這些讓他走到了人生最困難的時候,並之後迎來了他對中國制造的第一次思考,在與工廠的第一次轉型。

  “那陣子想死的心都有。天天有人打電話要錢。”顧西原説,他只好關機躲債,後來一度發不下工資,靠賣工廠裏的廢料維持生活。很長一段時間,接不到一個單子,尤其是外貿訂單。那一年他察覺到金融危機來,是與索尼簽下的訂單暫停交貨。原本每個月要交50萬元的貨,一下子停了,那是工廠一大半生産量。

  過去17年裏,他的廠搬了5次,大多數時候都是為擴大生産規模,唯獨2008年那次是因為縮小規模而搬遷的。工廠從高峰時的50多個工人,滑落到包括他和妻子在內只剩4個人。那段時間,長安鎮上廠子倒閉的倒閉,搬遷的搬遷,老板跑路的跑路。

  直到後來朋友介紹了一個做風輪的單子,讓他報價。“別人都是報10萬元一套,我一算3萬元,答應他20天出樣品。”顧西原很是感動,“老板當場就給了3萬元。”他説當時大概一個星期沒在床上睡過覺,困了就在沙發上躺一下,僅剩的幾個員工拼命地做,“機器一響,就睡得香。”那個産品也讓他一下子從2008年的金融風暴中“回血”。

  曾經引以為傲的全國出口創匯第一鎮,遭受重創。顧西原覺得,當年之所以自己能夠以那麼低的價格拿下那一單,是因為他懂技術。2008年過後,他開始思考很多像他一樣的五金廠,在風暴中倒下的原因。倒下的原因有三角債、經營不善、資金鏈斷裂等。

  “都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徒弟,都是簡單的加工單,有些是貿易公司轉過三手的加工單。”顧西原覺得,不能再亂七八糟的什麼都做,要建立起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在做過一係列調研之後,他決定專注于與“風”有關的産品的開發與生産。這也是多年來他的優勢所在,以及2020年能夠與挑剔的德國風機制造商簽下訂單的緣由。

  妻子張小燕記得,也是2008年過後,生意開始進入網絡時代,他們不再簡單地依靠線下找關係、靠喝酒拉單,而是將店鋪挂上網絡,一些訂單主動找來了。

  相比于自己的小本生意,那一年不少港資、臺資的大廠也死掉了。“他們人多,管理成本高,反而是小廠開支少,靈活,生命力強。”但顧西原心裏清楚,“中國的制造業還是香港、臺灣地區,幫我們支撐起來的。我們從那裏學到了技術,然後慢慢地成長起來。”如今顧西原身邊的這群70後老板們,年輕時大多都在港資或臺資企業裏當過打工仔,那時候的長安鎮90%是香港、臺灣的商人投資建廠。顧西原覺得,即便他們在這裏賺了錢,也是他們“應該賺的”。

  制造業的困境

  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走出來,顧西原的生意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長安鎮也開始“騰籠換鳥,”淘汰落後産能,推進地方的轉型升級,“著力打造中國電子信息産業重鎮和中國機械五金模具名鎮”。

  這裏的山被開發成旅遊景區和高爾夫球場,農田推成廠房,這裏的土地在18年前,就已經只剩下十分之一的耕地留給農民,陸地面積因工廠大樓的興建而變得緊張起來,海岸正向珠江三角洲繼續延伸,企業偷排造成的環保污染問題日益突出。

  那些街道含著安、宏、振、興、富、榮、盛等這些美好的字眼,太安路邊醫院樓頂打出的“工傷“招牌,引人注目。

  鎮上這家醫院的骨科醫生,同時也是長安人的唐志宏眼裏,也感受到長安鎮微妙的變化,多年以來,工傷類的病人少了。

  “以前每個月能收到十幾二十個,現在能遇到一兩個就不得了了。”嚴重程度也在降低,以前他見到過一整個胳膊斷了,或者手掌都壓沒了。如今一般都是小傷,比如有時候工人自己錘到自己的手指頭。

  “最底層的手工制造最容易出事。”唐志宏説,許多制造業,多在服裝廠、五金模具廠之類。2008年後逐步轉型,大量“三來一補”的服裝廠紛紛搬離,他們像當初從香港搬到內地一樣,再搬去東南亞或者內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另謀出路。一家當年沒搬走的做縫紉機的港資企業,後來把規模壓縮到十分之一。

  很多人都意識到,長安鎮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消失。緊接著,用工荒、原材料價格上漲、社保負擔增大、環保、消防的壓力增大、廠房租金不斷上漲,“野蠻生長”結束,中國制造業迅猛發展的前30年的諸多優勢,有的也正一點點消失。顧西原的感覺是,從2015年開始,一種比較悲觀的情緒,在他所熟悉的民營企業圈子裏蔓延開來,他們一年比一年覺得制造業發展艱難,利潤空間被不斷擠壓。

  企業為招不到合適的工人發愁,曾經與顧西原在同一個港資五金廠打工的工友,轉型生産機器人,開始嘗試用自動化取代人力;房租從每平方米8元漲到每平方米28元,甚至更高,近年來廠房多被二手房東把控,租金不斷抬高,有朋友在幾年前遷往東南亞辦廠。

  有老板笑稱:“我們是在給房東打工。”

  “因為你做實業的老板開始就不會想到這些,就不想到這些歪歪腸子,像我們腦袋裏面肯定想的是這個産品、研發。”顧西原告訴記者。

  長安鎮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政府也意識到了二房東的問題,他們也在想辦法解決。在那些貼著“招租”的廠房,記者電話去問時,基本上很難找到不是二房東的廠房。他們大多是從村委會那裏拿到房子,再轉手賣出去。

  一個生産電風扇的老板,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假如我們賣出去的是10元的東西,按正常材料成本佔60%,減掉供應商的材料還剩4元,人工成本按10%至15%,增值稅13個點,扣除其他管理費10%,可能只剩兩元,兩元裏還有房租和公司一些其他開支。顧西原説,最終算下來“産品出來不賺錢咯”。

  “我們中小民營企業,解決了很大一部分就業。”顧西原的一位朋友説,“利潤沒了,還怎麼搞研發和創新?”

  “制造業中低端我們已經做不來了,現在中端也飽和了。”黃代菊瞅了瞅自己腳上的那雙舊運動鞋,“我們穿的鞋,都是在這邊做。”但那些廠子,在2008年前後,就已經陸續轉移,“有一個廠子一萬七八千人,全沒了。”一個在長安待了十多年的工人説,下班時人流如織的場面,已經消失不見多年。

  顧西原身邊已經有朋友前往東南亞,原因主要是考慮人工成本。“工資1500元一個月,是咱們這邊兒的一半還低。”“成本是低,但是這些人做事不如中國人勤快。”很多人都説,那不過是30年前中國的樣子,也是30多年前長安的樣子。

  從勞動力角度來講,東南亞的勞工並沒有中國勞動力那樣吃苦耐勞,他們不願加班更擅長“維權”;從産業鏈上來説,制造業産業鏈復雜多樣,長安鎮完善的産業配套意味著更高的生産效率。最終那個前往東南亞的廠,以“虧了幾百萬”告終。何況搬廠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等到2019年,遷與不遷,顧西原已不再猶豫。

  2019年3月,顧西原在湖南省一個縣簽下新項目,準備在那裏的工業園區新辦一個廠房。當地給他提供了地租、稅收等方面的政策優惠,人工成本也會降低。

  最近,顧西原奔波于湖南新廠與東莞老廠之間。他正在慢慢地將他的戰線拉到內地。但新的問題是,産業配套相對而言,不如長安鎮,“比如你想在那兒買一個螺絲,可能都買不到。”所以他做了兩手準備,他先不放棄長安的廠房,同時將一部分生産線遷往內地,以更好地過渡。

  他的一個朋友告訴記者,“往人工便宜的方向地方去,本身就不是一個長久之計。你真的要想長久,就要用機械手代替人。”可顧西原覺得,終究會有工作是機器無法替代的,而且各項成本仍然在抬高。一家機器人生産企業,與顧西原一同在湖南這個縣簽下了新的生産項目,同時決定保留長安鎮的廠房,作為展覽與銷售的地方。

  長安鎮理發店老板手裏的推子,在2008年後,推過的人就越來越少了。那是一個位置比較偏的小門面,屋裏有6把椅子和一個學徒。顧西原在這裏剪了近20年頭發,價格從5元到10元,再到20元。那時候請了五六個姑娘做幫手,如今只有老板一人在店裏忙活。

  以至于當顧西原告訴老板,自己準備去湖南開廠時,理發店的老板提醒他,給自己留個位置。

  “讓我最擔憂的一件事”

  “現在讓我最擔憂、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後繼無人。”顧西原不止一次提到這件事,“我們現在沒有可培養的年輕人。”

  他擔心廠子裏的技工被挖走,也焦慮招不到更好的技術人才,“人才是企業最核心的。”他説,在他目之所及都是銀灰色的金屬制品的院子裏,工人主要是70後、80後,已沒什麼年輕人願意來學這門技術。“我們這一代人老了怎麼辦?”顧西原問道。他又想起20年前,那個不愁沒有學徒的長安。

  據《工人日報》報道,高職擴招的2019年,湖南一所職校的招生人數創了建校以來最高紀錄,其中護理、會計、電子商務等專業異常火爆,然而模具設計與制造專業兩次招生只招到16人,慘不忍睹,後被迫停開。該專業是那所職校的招牌。

  顧西原想用企業文化和宏大的理想,留住工人。他要求《弟子規》每個人都要會背,院子的墻上張貼著“仁義禮智信”的字樣,有時候顧西原會跟員工們談他的理想。有工人告訴記者,其實他們並不是很在意背誦《弟子規》這回事兒。企業的理想,他們甚至不那麼關心。他們只是希望在過年回家前,能夠快一點兒拿到工資和獎金,以及漲薪。

  一個跟著顧西原幹了多年的員工,最近在考慮要不要離開,因為“工資太低”。顧西原也知道,“現在我們做企業,做到這樣子不完全是為賺錢,首先我要養活跟著我的兄弟。”

  一家長安鎮的人力資源公司,每年能夠招來數萬名大學生,送往廣東的各種工廠,比如比亞迪、富士康,打寒假工、暑假工。他們更多的是想來掙些零花錢,體驗體驗生活。一旦問他們畢業後是否願意進廠,他們都搖頭。

  “我們的下一代小孩兒,你要問他幹什麼?‘我要做網紅。’人人都做了網紅,誰來做事?誰來做制造業?”顧西原所知道的那些年輕人,有的去送外賣,有的去開直播,有的去跑銷售。人的流失,制造業幾乎沒有招架之力。但他還是覺得,沒有制造業,中國的經濟是不行的。

  最近一個做網紅孵化的老板拉他一起吃飯,帶他參觀網紅孵化基地,看他是否有興趣投資。顧西原很謹慎,他還是更相信實業,風口上的一些領域他一般不會去碰,包括房地産。在顧西原眼裏,“很多項目是經濟泡沫,如果爆炸,會死得很慘。”

  “如果一定要説有藍海的話,那就是你最懂的那個行業。”他曾經被拉去投資做美容護膚品,最後錢也賠進去了。他只當花錢買了教訓。“力不到,不為財。”這是他信奉的準則。

  他也相信,這個充滿不確定的2020,一定挺得過去。 (見習記者 李強文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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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周楚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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