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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辯保“6” 6位經濟學家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增長

2019年12月23日 08:38:10 來源: 新京報

  圍繞著保“6”這一主題,中國經濟學界近日展開了大討論,此次社科院世經所組織召開的研討會上多位經濟學家就多個話題展開了探討。

  中國潛在經濟增長水平到底是多少?政策還有多大空間?徐高和王勇都表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約束在需求而不在供給,要實施擴張政策。陸挺則表示,政府應該珍惜已經不大的政策空間,用市場化改革的方法去穩定乃至提升經濟增長潛力,而不是短期的刺激。

  余永定此前提出,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重點依然是基礎設施投資。這是否可行?陸挺認為,目前資本回報率在持續下降中。但王勇認為,中國的基建投資不只是以往的“鐵公基”,還有很大的空間。盡量減少低效率投資很難,但不能因噎廢食。

  近年來,不少人提出,人口紅利的消失導致中國經濟增速下行。那麼,老齡化到底是影響中國經濟的快變量還是慢變量?殷劍峰認為,人口老齡化這一慢變量正在變成快變量。陸挺表示,雖然老齡化是慢變量,但未來十年變化會更大。

  對于改革與增長的關係,徐高和羅志恒都認為,不能把促改革與穩增長對立起來。“以改革的名義來淡化對經濟增長的追求,是打著改革的旗號來否定改革。”徐高説。此外,對于提振民企信心,多位經濟學家都認為,關鍵在于政策要保持一致性,不能變來變去。

  焦點1

  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到底是多少?

  徐高:有人以潛在增速水平下降來論證我國應該放任經濟增長的下滑,這是將西方經濟學的概念硬套在中國而得出的誤讀。所謂潛在增長水平,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概念,指的是不會帶來如物價加速上升這樣的副作用的增長水平。在西方經濟學中,潛在增長水平代表的是經濟增長的潛力,是經濟中資源充分運用而實現的增長水平。如果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下降了,那就是經濟的供給能力增速下降了,宏觀政策對這樣的增長放緩無能為力,只能放任。這也是有人認為我國應該放任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潛在增長水平這個概念本身沒什麼問題,問題出在把這個概念盲目套用到中國經濟上。事實上,觀察中國經濟可以得到兩點重要的結論。

  第一,中國經濟實際增長水平長期低于潛在增長水平。而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認為,經濟一定圍繞潛在經濟增長水平運動,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速不能長期低于潛在經濟增長水平。這是因為主流宏觀經濟學不相信市場在長期都不能達成資源的有效配置。但中國經濟仍然處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市場並非資源配置的唯一決定因素。比如,種種因素導致了在我國的收入分配中,消費者部門獲得的份額偏低,而消費者之外的部門獲得的份額過高。在這些扭曲因素的影響之下,我國長期處在産能過剩、需求不足的狀況下,經濟增長水平長期未達到其最大可能。也就是説,我國經濟增長水平長期運行在潛在經濟增速之下。

  這一點結論是非常關鍵的。因為如果相信經濟增長會圍繞潛在增長水平運動,那麼過去十年我國經濟增長的減速就一定會被解讀為潛在增長水平的下降所致。但我國的經濟增長長期低于潛在增長水平,就不能用增長速度的下降來論證潛在增長水平下降,更不能因此而認為應該放任經濟增長的下滑。

  第二,從數據上也能清晰看出中國當前增長的約束在需求而不在供給。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GDP真實增速與通脹明顯負相關——這是經濟處在需求約束下的明證(需求引發的經濟波動是價量同漲同落)。需求約束下,經濟長期運行在潛在經濟增長水平之下時,宏觀政策會體現出“乘數效應”——一塊錢政府開支的擴張能帶動幾塊錢總需求和總産出的擴張。同樣,需求的萎縮(不管是政府的需求還是民間的需求)也會有“乘數”效應,帶來更大幅度的總需求的萎縮。此時,如果政府放任經濟下滑,經濟中向衰退方向的自我強化之惡性循環會被開啟,經濟狀況將會惡化至大規模企業倒閉、大規模工人失業的境地。

  因此,要正確理解西方經濟學概念的內涵,不能將其盲目套用到中國經濟身上。對中國這麼一個産能過剩、需求不足,增長潛力並非充分發揮的經濟體來説,宏觀政策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大有可為。此時不能再實施緊縮的宏觀政策,而是需要持續刺激需求,推動經濟增長。

  陸挺:這次有關保六的辯論觸發了新一輪有關中國潛在經濟增速的討論。有關我國潛在經濟增速的估算,學界有各種方法和結果,但受限于數據質量和各種不確定性,最後的結論很難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2015至2017年,大規模實行刺激政策,前置了很多需求,比如,汽車購置稅減半前置了汽車的需求。2015年至2017年的寬松政策類似一個難得的政策實驗,在全球經濟同振復蘇和我國大規模需求刺激的背景之下,我國在2016年至2017年的實際GDP增速分別為6.7%和6.8%,表明當時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速應該在6.8%以下。

  第二,我們還要區分開潛在經濟增速與潛在的潛在經濟增速。潛在經濟增速指的是當下的潛在增長速度,就是給定現在各種制度條件和資源約束,經濟比較合理的增長速度,不存在經濟“過熱”和“過冷”的情況。潛在的潛在經濟增速指的是,通過ABCD等措施的長期改革,中國經濟的很多潛力被挖掘出來而達到的一種經濟增速。如果兩者不進行區分,把潛在的潛在經濟增速當作是潛在經濟增速,會帶來政策決策的失誤。比如中國通過長期改革才能實現的潛在的潛在經濟增速是7%,現在實際增速是5%,如果認為7%是潛在經濟增速而採取一定的財政貨幣政策,實際上這是“看錯病”了——應該用市場化改革的方法去穩定乃至提升經濟增長潛力,而不是短期的刺激。

  第三,林毅夫老師此前有觀點認為,如果中國進行一係列的改革,經濟還有20年以8%幅度的高速增長時期,並以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經驗作為論據。我對此持有不同的看法,這些例子是二戰以後除了能源國家以外最成功的從發展中經濟體轉變到發達經濟體的例子。但我們也要看到,過去100年或二戰以後,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後來並沒有成為日本、韓國那樣的發達經濟體。作為中國人,我也希望中國經濟能夠保持中高速增長,但這中間是有很多前提條件的。滿足這些前提條件,靠的是制度的改變,而不是在短期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一定要去達到8%、7%或6%的經濟增速。我們一定要考慮到一些問題,比如:擴張的貨幣、財政政策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中國現有的金融風險有多大?

  最後,不少觀點認為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尤其是過去十年來我國的宏觀問題都是總需求不足的問題,我們認為這種觀點過于教條——不能正視過去十年GDP增速節節下行的客觀事實。這種建立在通脹水平較低和所謂的産能過剩之上的觀點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忽視了物價指數本身的嚴重缺陷和過去十年中全球原油價格和電商發展等因素對物價指數的影響。二是錯將局部領域的産能過剩當做整體性的嚴重需求不足。實際上,除了幾個遭遇明顯的需求衝擊的特殊時段外,部分領域的嚴重産能過剩不僅不是潛在增速高于實際增速的證據,反而表明我國潛在增速由于資源錯配和投資效率降低而不斷下行。

  王勇:從人均GDP而非總量GDP規模來看,中國經濟離世界前沿還存在巨大差距,因此還具有很大的增長潛力。我國市場存在很多扭曲的現象,還存在巨大的技術模倣空間,在很多地區勞動力成本依舊低廉,而且制度和政策存在改善的空間,所以我們的後來者優勢並非已經枯竭,經濟增長潛力目前應該仍然超過6%。當然我們要達到這個潛在增速需要做很多事情,但並不能就此認為中國經濟的潛力不夠。如果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讓公眾與決策者都形成一種普遍性的中國增速低于6%的預期,那麼很有可能會導致社會投資與消費信心不足,讓悲觀的預期自我實現。

  焦點2

  政策還有多大空間?

  陸挺:對政府而言,在制定執行逆周期調節時,確實面臨不少制約因素。我們已經習慣認為還有相當大的政策調控空間,但實際上,過去十年中連續三輪的刺激已經把政策空間用掉了絕大部分。

  從經常項目盈余看,我們的經常項目順差已經變得很小,如果要刺激,一般情況下都會出現逆差,只有兩種辦法彌補:消耗外匯儲備或增加外債,但實際上這兩個辦法都已經用上了。現在我們的外匯儲備已經非常接近3萬億元的紅線了,我們既要擴張,又要守住紅線,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外債。但中資企業的美元債已經從2014年的2000多億美元上升到了將近9000億美元。此外,投資回報率大幅降低是約束信貸擴張的另一重要因素。

  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逆周期調節政策確實有必要,政府應該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但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還在下行,潛在增速目前可能已經在6以下。政府應該珍惜已經不大的政策空間,慎用寬松政策,用好寬松政策。尊重經濟規律,將提高政府投資效率放在制定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位置。在執行寬松政策的同時需真正推動以市場化為核心的結構性改革,這樣才能減緩潛在經濟增速的下行。

  羅志恒:當前經濟形勢下,不能把正常的逆周期調節等同于放水刺激,也不能把逆周期調節同改革對立起來。“保6”不是保某個具體的數值,而是保信心和預期。這就需要財政、貨幣、匯率政策協同發力,且財政政策優于貨幣政策。

  從短期經濟形勢看,在貨幣政策效果有限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應承擔更大責任,且財政政策是結構性政策,可以解決貨幣政策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建議2020年財政政策更積極,上調赤字率和專項債發行規模,赤字和專項債達到兩個“3萬億”,支持減稅和基建。此外,要優化減稅降費方式,從當前主要針對增值稅的減稅格局轉為降低社保費率和企業所得稅稅率,提升企業獲得感。2019年中國政府推出了2萬億元減稅降費計劃,預計全年減稅規模將達到2.3萬億元。但減稅效果有待加強,因為減增值稅可能存在兩個問題:減增值稅可以降低整個社會的成本,但並不能減少單個企業的成本,增值稅的減少並不能直接改善企業的利潤;同時,減增值稅存在二次分配效應,減稅的利益被上遊企業或者國有企業拿走較多。

  貨幣政策方面,當前的形勢是通縮而非通脹,豬價上行更多是供給不足導致的,而非總需求過熱,不應掣肘貨幣政策。該降準降準,該降息降息,通過小幅、高頻、改革的方式降息,引導實際利率下行;疏通利率傳導機制,改善流動性分層,提高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在貸款中的比重。

  王勇:從需求不足的角度看,中國經濟應該實行擴張政策。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使用了包括後來的四萬億投資在內的一係列刺激政策,以提振總需求。根據模型分析,如果是總需求不足導致相對衰退,那麼價格下降;而如果是總供給不足導致,則價格應該上升。我們過去10年現實中主要面臨的是通縮壓力而非通脹壓力,這説明我們主要問題在于總需求的不足,而且實際産出應該低于自然産出,否則四萬億等一係列擴張性刺激政策應該帶來通脹而不是通縮。我們更不應該在需要擴張性政策時反而執行緊縮性的順周期政策。

  此外,對于小國來説,世界的需求是外生給定的,但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説,外需是內生的。因此,我們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並不只是通過教科書模型上的通過國內市場來驅動政策發揮作用,還應該同時考慮對國際市場的影響轉而帶給中國經濟的正面影響。比如,中國實施“一帶一路”計劃,如果效果好,就能夠使得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提高,進而也可以提高中國的外需,同樣可以産生經濟的“乘數效應”。我們需要有大國思維,有更長期的考慮,跳出已有教科書模型,考慮財政政策的作用。

  焦點3

  基建投資還有多大空間?

  陸挺:對于基建投資,我們要面對一個問題——不斷下行的投資回報率。可以通過模型估算,使用各種各樣的投資回報率,中國現在的投資回報率確實還比較高,尤其是考慮外部整體效應。但客觀上要看,過去幾年中國確實面臨一個問題:投資回報率在下行。過去十年我國的固定投資佔GDP的比例(投資率)穩定在43%到48%之間,實際和名義GDP增速卻不斷下滑。在投資率較為穩定的情況下,不斷下行的經濟增速反射出資本回報率的持續下降。

  資本回報率下行帶來以下幾方面的影響。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潛在經濟增長下降;其次金融資産尤其是銀行資産質量的下跌,以寬松貨幣政策為基礎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刺激效果減弱,並可能增加係統性金融風險,縮小了下一輪政府擴張性政策的空間;最後是導致經常項目惡化,間接增加金融風險,也會縮小未來政策空間。

  王勇:估算投資回報率我們需要突破單部門模型的思維,既有回報率低的産業和項目,也有回報率高的産業和項目。即使是基礎設施投資,我們在不少方面依舊存在短板。為什麼我們一想到基礎設施投資仍然只是“鐵公基”?中國的基建投資不僅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鐵公基”,在A(人工智能)B(區塊鏈)C(雲計算)D(大數據)等新興産業上依然還有很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空間。

  比如,隨著創新重要性的提高和老齡化的到來,中國需要大力提升人力資本投資。但我們現在好的學校足夠了嗎、醫院足夠了嗎、養老機構足夠了嗎、健康産業發展好了嗎?與教育、健康、創新等人力資本相關的産業還存在巨大的不足。

  實際上,隨著舊的産業被淘汰,新的産業會不斷出現,而且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很多新的産業並非需要自己創新,而是承接發達國家的産業,這其中包含著巨大的投資需求。

  當然,我們確實需要考慮防止浪費性基建的問題,需要有一套合理的機制保證在事前論證,事中監督和事後評估的流程盡量規范化、實質化、專業化。盡量減少低效率投資。正確估算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因為涉及公共品、耐用品、社會效益以及一般均衡效應,是一件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很難,但別無他法,不能因噎廢食。

  焦點4

  老齡化是慢變量還是快變量?

  陸挺:在人口和就業方面,中國經濟在過去20年最大的變量首先是農民工群體的變化。按照國家統計局統計,2000年時中國農民工數量為7849萬人,而到2010年為25278萬人,年均增長率為11.9%,而此後的8年年均增長率僅有2.2%,2015-2018年間的年均增長率更是下降到了1.3%。這中間道理很簡單,中國在高速工業化前有一個巨大的剩余勞動力人群,但這個人群的數量是較為固定的,是一次性的,並非取之不盡的。

  農民工數量是一個快變量,中國的老齡化是一個慢變量。但即使老齡化作為慢變量,和其他國家相比,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21年間有些也有較大變化,未來十年變化會更大。由于獨生子女政策和經濟發展,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在過去幾十年發生很大變化,比如説0-14歲人群佔總人口的比例從1982年的33.6%被腰斬到2010年的16.6%,只用了28年時間。這個數字説明什麼呢?同2002年相比,中國20-34歲人群佔總人口的比例,到2030年下降一半,到16%左右。我們難道不應該認真考慮未來十年年輕人口佔比快速下行這個事實嗎?

  殷劍峰:2010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跌破10%,2012年之後繼續下滑。為什麼經濟增速持續下滑?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總量已經很大,增速自然會下滑,這是經濟學外行的“規模論”。決定經濟增速收斂的是人均GDP,人均GDP越高,經濟增速越慢。比較日本、韓國經濟增速進入“6時代”時,兩個國家的人均GDP分別為19328美元、12652美元,而中國這一數據是7755美元。從城市化率的數據看,韓國、日本在經濟進入“6時代”時,城市化率的數據分別為73%、79%,而中國這一數據是59%。為什麼中國在人均GDP這麼低、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時候就進入“6時代”,甚至很快進入“5時代”?從老年撫養比來看,韓國、日本在經濟進入“6時代”時的數據分別為10%、9%,而中國這一數據是15%。

  在西方經濟學界,有個熱門的話題——長期停滯(潛在增長率下滑),而長期停滯這一現象的核心問題就是人口老齡化。1938年,美國經濟研究會(AEA)主席Alvin Hansen指出,大蕭條開啟了一個持久失業和經濟停滯的時代。2013年,美國財政部原部長Lawrence Summers提出,2008年全球危機是長期停滯的開端,持久高失業、總需求不足、零利率甚至負利率。2015年,Barry Eichengreen提出長期停滯的幾個因素:第一,意願儲蓄上升,意願投資下降;第二,人口老齡化;第三,技術進步停滯。

  其中,日本是發達經濟體陷入長期停滯的代表國家。2019年,Lawrence Summers表示,發達經濟體都在面臨日本當年面臨的問題——長期停滯。

  日本經濟增速從1964年跌到10%以下,僅用7年(1971年)就進入“6時代”,然後迅速進入“5時代”、“4時代”和“3時代”。1990年泡沫危機後,增速降低到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之下,陷入“長期停滯”。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原因是總需求不足,關鍵是投資需求不足。在總需求中,萎縮程度最大的是資本形成。也就是説,從總需求看,長期停滯的典型特徵是投資需求不足。而投資需求不足的關鍵因素在于MPK:經濟增長=MPK×投資率。決定MPK的因素:第一,人口結構,勞動力佔總人口比重;第二,技術進步;第三,存量資本的配置效率。其中,人口結構對後兩者又有內生性的影響,老齡化是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關鍵因素。

  回到中國,為什麼2010年後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跌破10%,2012年後繼續快速下滑?這是因為與日本當年一樣,因為影響中國經濟的MPK和投資率同時下滑。也是在2010年,中國迎來了人口拐點——在人口紅利時期,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的“三高”增長帶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在2010年後,隨著老齡化時代的來臨,儲蓄率、投資率、潛在經濟增長率均開始下降。如果把日本1960-2018年的老年撫養比與中國1992-2018年的老年撫養比做一個對比可以發現,中國的數據與日本1960-1986年的數據高度吻合。如果根據日本1986年以後的數據預測中國2019年後的情形,恐怕未來中國的老年撫養比會迅速上升。也就是説,人口老齡化這一慢變量正在變成快變量,其直接和突出的表現就是2010年後MPK和投資率的快速、持續下滑。

  應對老齡化需要採取“三支箭”的政策組合:其一,基于中央財政、而非地方財政的擴張財政政策,通過國債發行增加財政支出,而財政支出需要投向與“人”尤其是“年輕人”相關的領域,包括提高人力資本的教育投資和鼓勵生育的措施——最簡單比如説就是生育一個孩子獎勵10萬元,而不是用財政支出去搞大規模基建、甚至浪費財力的各種運動會展覽會;其二,配合財政擴張的貨幣政策,以國債作為吞吐基礎貨幣的主要工具,增加央行的國債持有量;其三是加快結構改革,真正讓市場發揮決定作用。

  王勇:我個人認為生育率應該馬上立刻徹底放開,一胎化的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已經越來越強。我看不到任何一條站得住的理由在現在還要控制我國的生育率。如果非要進行歧視性的人口政策,我也認為只是要在貧困地區,尤其是重男輕女思想比較嚴重的貧窮地區,重點宣傳一下養孩子的客觀成本以及對孩子教育的重要性,父母陪同孩子的重要性,不要不負責任地亂生。城市化、民工、留守兒童的問題需要特別關注。放開生育率以後,還將會有利于提升短期與長期的消費需求。

  焦點5

  如何看改革與穩增長的關係?

  徐高:現在中國經濟學界有一個不好的傾向——把改革和穩增長對立起來。在過去,改革是一個神聖的詞匯,代表著美好的未來。但現在一提到改革,就好像我們不會再有高增長了,把改革變成了一個負面的詞匯。這正在損害改革的聲譽。改革當然要改。改革是為了實現更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但如果經濟增長都沒有了,還談什麼高質量。我們國家能有現在的國際地位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是來自于改革開放後持續40年的高速增長。我們現在還沒有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還遠遠沒有實現,此時以改革的名義來淡化對經濟增長的追求,是打著改革的旗號來否定改革。

  管濤: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內容看,穩增長和促改革並不是0和1的關係,並不是有你無我的關係。從會議公告可以看出,還是堅持“穩”字當頭,但強調的是如何實現“穩”,是通過強刺激來“穩”,還是通過改革和調整的方式來“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是,要把宏觀調控貫徹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要通過破除體制機制的障礙來激發主體的活力。也就是説,面對當下的經濟形勢,肯定要採取一定的措施,只不過不再是過去那種傳統的方法——把改革放到一邊,先通過財政、貨幣等手段進行刺激。如果繼續走“老路”的話,結構性問題會越堆積越多。

  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上,我認為,總體上我們政府的幹預還是太多了,發揮市場作用的成分有點少。因此,我們要避免在穩增長中走回頭路。

  王勇:為保6增長,正確的短期宏觀政策與促進中長期發展的制度改革並不矛盾,甚至是相輔相成,正向激勵的。

  比如,我的研究發現,僵屍企業在各自行業的所有企業數目中所佔比重,上遊産業最高、下遊産業最低,這在邏輯上進一步印證了我與我的合作者在2012年提出中國的“垂直結構”問題,即上遊核心産業國企壟斷,下遊産業民營主導並開放的結構性問題。改革的方式就是要打破那些與國防戰略安全並無實質關聯的上遊産業的行政壟斷,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更加充分地競爭,這樣才能優化上遊産業的效率,進而通過投入-産出表的産業關聯,有利于促進下遊産業的發展和整體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再比如,隨著我國“領先型”、“換道超車型”、“戰略型”這三大類的産業比重越來越高,自主研發與創新的重要性與迫切性與日俱增,而我們國家在知識産權保護、創新人才培養、高質量的基礎教育、落後地區的義務教育的普及等方面仍舊非常落後,需要大力進行制度性改革與大量追加投資。人力資本投資是回報率最長、折舊率最低、最能增加幸福感的擴張性政策,人力資本投資不僅包括學校教育、職業培訓與文化藝術旅遊産業的發展,還包括在醫療、體育、養老等産業上的健康投資。

  焦點6

  如何提振企業家信心?

  管濤:我認為,提振企業家信心的關鍵並不在于政府是否實行刺激政策,更重要的是,任何政府的政策不要反復無常、變來變去,不要一會兒熱一會兒冷。比如,在中國經濟要穩增長的時候,政府機構一哄而上,搶著給企業送溫暖。但一説要收縮調控政策,開始對企業實行“一刀切”。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豬肉價格問題都是這方面的典型表現。

  對于當下的經濟形勢採取的政策同樣如此。中央提出,鑒于風險點、不確定性較多,要做好動態評估和預案。面對當下經濟形勢,要採取什麼政策、要得到什麼政策目標、要做哪些犧牲?——要隨時評估這個過程,並隨之調整政策力度,這樣的話才能保持政策內在邏輯的一致性,才能保持自己的戰略定力。如果政策老是變來變去,肯定也是不行的。

  羅志恒: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重要原因是民營企業家精神和地方政府企業家精神受到抑制,尤其是企業家信心的下降。近年來,去杠桿、去産能、加強環保等改革和政策的大方向都是好的,初衷也是好的,但是執行中卻誤傷了民企,出現了信用分層、融資歧視等情況,使得企業家的信心和預期不穩,不願意擴大投資。2018年上半年政策相對較緊,下半年提出“六穩”,政策轉松,2019年一季度經濟短暫企穩後政策轉為偏緊,年中開始政策又寬松。總之,我們當前亟須加強政策的可預期性同時避免擺動太大、強化政府的法治與契約精神、落實所有制中性,真正讓民企安心,提振其信心。

【糾錯】 [責任編輯: 劉緒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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