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臺可用微信支付及支付寶付費的美食車。

　　隨著第三方支付不斷加快開疆拓土的速度，針對支付機構的監管制度和技術也在不斷更新完善。

　　2017年3月，網聯平臺上線；4月，支付機構備付金逐步實現集中存管；5月，央行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委員會，強化監管科技（RegTech）應用實踐；7月，“反洗錢”新規將實施，非銀行支付機構等首次被納入責任主體范圍，大額現金交易的人民幣報告標準也由20萬元調整為5萬元。

　　在此背景下，新規會對支付行業産生怎樣的影響？監管未來會有哪些新動向？

　　就以上熱點問題，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長黃震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的專訪。

　　中國的“試點”相當于“監管沙盒”

　　《瞭望東方周刊》：對支付行業乃至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一直存在一種聲音認為，管太松容易亂、管太緊又發展不起來，這當中的平衡，你認為該如何把握？

　　黃震：當行業出現問題，監管就要糾偏。

　　2016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清晰界定了支付機構的定位，堅持小額便民、服務于電子商務的原則。

　　第三方支付其實應該做小額支付業務，而不是大額的理財通道的支付。這是一個初衷，要讓它回到這個初衷上去。同時，也要考慮到生態的協調，第三方支付和銀行的支付要平衡發展，都應回到初衷、回到不同模式的本意上去。

　　《瞭望東方周刊》：國外對金融創新的監管，包括英國、新加坡、日本等國家相繼推出了所謂的“監管沙盒機制”，一時成為熱門。你認為中國的互聯網金融監管能否也能借鑒其經驗？

　　黃震：“監管沙盒”是英國人提出的，就是監管機構在可控的范圍內測試金融新産品、新服務，讓他們試錯和糾錯，達到既保護消費者、又鼓勵金融創新的目的。

　　其實我們國家所謂的“試點”，在某種程度上，跟監管沙盒的想法是不謀而合的。比如先從第三方支付做一些試點，作為一個科技領域進入，然後逐漸規范地發展，發放牌照，納入監管，然後再逐漸放開，這就是一個試點不斷推廣的過程。

　　早在2013年，我國對互聯網金融監管就提出了“軟法管理”、“柔性監管”等思路，只不過我們沒有把它叫“監管沙盒”，實際上都大同小異。

　　《瞭望東方周刊》：我們觀察到，因為第三方支付的迅速發展，在其基礎上也衍生了非常多的新型的金融服務，如何在讓金融更好地服務用戶的同時，降低金融混業的風險？

　　黃震：針對第三方支付而言，在其龐大的賬戶基礎上可以提供的服務是極其廣泛的，包括余額寶、微粒貸等，都是典型的互聯網金融創新。這必然産生跨界和混業的趨勢。

　　我認為，對于跨界混業的監管，不是繼續維係分業監管，那麼監管是無法覆蓋新業務的，而應該採用新的技術，從機構監管轉變到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從過去靠人管轉變為用技術來管，通過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的技術及時監測到及時進行預警，甚至是處置。

【糾錯】

責任編輯： 劉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