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2月21日電 2月21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共享早餐鋪”裏看“經濟韌性”》的報道。
凌晨2點，蔣大才一家三口準時帶着鍋碗瓢盆“入駐”別人家的飯店。
從此時到早上10點，這8個小時是蔣大才一家的營業時間。他們和店主共用營業執照。
這家位於北京市西城區盆兒胡同的飯館，緊挨兩所中學、一個菜市場和幾個人口稠密的小區。料峭春寒凍得人直哆嗦，凌晨2點的胡同裏瞧不見一個人。不遠處的菜市口大街上，深夜燒烤店已經送走了最後一撥客人。
52歲的蔣大才説：“再晚一點開張我們就忙不過來了。”
不到20分鐘，三人就麻利地佈置出一個早餐攤。麵糰、肉餡、餛飩皮……從食材到廚具餐具，甚至垃圾桶，都是他們自帶的。
26歲的兒子蔣小虎準備揉面做小籠包時，母親張道群已經在每張桌上擺好了蘸料，蔣大才已經打好豆漿，小米粥正在鍋裏翻滾，窗戶上挂起了水珠。
店裏最受歡迎的是10元一屜的包子，每天大約要消耗15斤面，能賣百來屜。4元一碗的豆腐腦排第二。這兩樣主打餐品最費時費力，必須在早餐高峰前準備好。相對不費事的油餅、油條和餛飩隨後準備。
不到3點，店裏迎來第一個食客。“一屜包子，一碗豆腐腦。”這位剛下夜班的出租車司機打起招呼，“哪天來的？”
“一過正月十五就來了。包子現包，豆腐腦還沒好，得等15分鐘。”應答這位老主顧的工夫，小虎和母親已經包好了幾個包子。
的哥剛坐下，店裏又擁進8個年輕人，要了包子和餛飩。
“他們是附近開健身房的。”在一旁做豆腐腦的蔣大才説，早餐店倚賴熟客，他們大多住在附近，早上買菜或者送孩子上學後的家長，都會在這裡吃早點。
凌晨三點半，蔣大才一家三口在包包子。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典標攝
這家早餐店沒有招牌，門口擺着一張泡沫板做的簡易菜單。從2008年開始，這塊泡沫板就跟着這家人轉戰前門、西四、北沙灘、八寶莊和天宮院，見證了5000多個長夜與朝霞。
“這些地方少的待半年，多的五年。”蔣大才記得，西四和八寶莊的生意最好。
“在西四，我們只管做包子，不擔心賣。”蔣大才回憶，一天能用完一袋50斤的麵粉，是現在的三倍多。好的時候，2天3袋面都不夠。可惜趕上飯店拆遷，他們只在西四幹了三年。
靠着在八寶莊4年攢的錢，他們6年前在安徽蕪湖農村老家蓋了三層樓的別墅。現在的飯店只容得下15張桌子，而八寶莊的共享餐廳有30多張桌子，每天早上座無虛席。
“村裏不少人都蓋了別墅。”蔣大才説，很多同鄉在北京幹餐飲，但自己和他們交集並不多，“都是各幹各的”。
記者多次後半夜走訪發現，廣安門南街至菜市口大街，右安門東街至廣安門內大街，這塊4平方公里的街區內至少有4家“共享早餐店”，老闆大多來自安徽。
前幾年，因為北京背街小巷整治，蔣大才的早餐鋪從八寶莊轉移到大興，直到4年前才在這落腳。
一直以來，他們都是租用別人飯店的“空閒”時間。瘦小的蔣大才1989年就到北京，曾經在建築工地幹過。在他的記憶裏，那時很多早餐鋪就已經是“共享”模式，比共享單車還早出二十多年。
“月租金從最初入行時的一千多、三千多，慢慢漲到現在的上萬元。”負責管錢的張道群一直在忙，只是偶爾插話，“去年飯店還漲過一次租金。”相應地，原本9塊錢一屜的包子，也漲了1塊。
“飯店租金加上每月五千多的房租，現在掙的和替別人打工差不多。”談到經營情況，原本話不多的張道群慢慢打開話匣子。她指着兒子説，如果他是女兒，出嫁之後我們倆就吃力了。
街上出現環衛工的時候，前排桌子上已經整齊摞着蒸好的包子。蔣大才走進臨街2平方米不到的小房裏炸油條和油餅，張道群開始忙着包餛飩……
這天，送完最初的兩撥客人後，一直到5點，早餐店除了記者，沒有其他顧客。
一個小時後，路上行人和車輛漸漸多了起來，哈着白氣的顧客上門，店裏馬上熱鬧起來。
天微亮，路燈滅。不到8點，店裏迎來“早高峰”，15張餐桌坐滿了人。張道群不時地小跑起來，小虎忙着算賬端碗，蔣大才炸油條的鍋裏翻着油花。
“包子沒了。”
“豆腐腦、餛飩也沒了。”
“油條沒了，油餅要嗎？”
9點以後來的顧客，要麼有啥吃啥，要麼抱憾而去。
9點30，白天飯店的服務員出現了，他們開始往店裏搬運食材。
蔣大才一家開始熟練地收拾餐具、打掃衞生。
10點一過，蔣大才一家騎着2輛三輪車消失在人流中。
到了家，三人還得分工清洗鍋碗瓢盆，午飯後一起準備晚上需要的食材，一直忙到下午三四點，從晚上6點開始睡覺，第二天凌晨一點半又開啟“新的一天”。
“這幾天的生意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了。”對於未來，蔣大才計劃等孩子結婚後，就收攤回家，“到時自己也幹不動了”。
他告訴記者，在老家結婚得在市裏買房，加上裝修，得花不少錢，“一時半會退不了休”。
學過幾年英語的小虎有更多打算。他曾想到國外賣包子，沒料到遇上老外沒聊兩句就擠不出話來。眼下，他盤算着先做好包子，再開幾家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