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電影比較悲觀，但我個人比較樂觀。”在位於北京大望路的工作室裏，賈樟柯聊起自己入選《紐約時報》2025上半年十佳影片的作品《風流一代》，還有電影行業的當下與未來時，言語間不乏信心與期待。
誠如凝結22年時光的影片《風流一代》，復活了消逝的歲月。銀幕裏，賈樟柯的作品始終與時代共振，執着追問“時間如何雕刻中國人”；銀幕外，他通過搭建&&，以多重身份為行進中的中國電影出一分力，擔一分責。
《山河故人》海報
《風流一代》劇照
賈樟柯在影片《狗陣》中的劇照
1.《風流一代》：22年素材打底
剛開始剪輯《風流一代》時，賈樟柯常常被他二十多年前拍攝的素材衝擊得渾身顫抖。那些用五花八門器材拍攝的視頻記錄了過去的街道、人群、聲音，讓他已經消失的記憶再度復活。
影片告別放映的最後一場在山西大同舉行，這也是電影的主要取景地之一。片頭在大同公園門房唱歌的幾位大姐來到放映現場，唱起了二十多年前她們唱過的《別問我是誰》。歌聲依舊婉轉，只是她們當中最年輕的，如今也已47歲。時光的迴旋鏢就這樣扎到跟着打拍子的全場觀眾身上，也包括賈樟柯本人。再次看到自己攝影機裏的拍攝對象，他百感交集。
《風流一代》中，時間成為最核心的拍攝對象。橫跨22年拍攝的1000小時素材被濃縮在111分鐘的電影裏。環境場景的改天換地、演員臉上的風刀霜劍，都在用一種無法反抗、不容辯駁的無聲語言宣示着時間的力量。
1000小時的素材，光是統一制式便於剪輯，就花了好長時間。“比如2001年是用DV拍的，素材存儲在磁帶上，要轉制時已經打不開了，連對應的播放器都沒有了。”在剪輯&上重看這些素材，除了感慨時過境遷，賈樟柯更真切地體會到當年上學時老師説過的“電影是復活的藝術”。“我們的記憶是碎片化的，跟電影一樣。電影媒介的特點就是碎片化，利用剪輯把碎片化的影像縫合成一個整體。一部電影看著感覺很流暢，實際上都是碎片組成的。那段死去的時間已經消失在長河裏，再也回不來了，但當你去把它剪輯成電影中的一部分時，時間又復活了，裏面的人也復活了，而且就停留在當時的年齡。這在情感上的衝擊力太大了。”
片中不光有過去，也有當下。夜跑、智能機器人、網紅經濟等當下熱門事物也被賈樟柯捕捉到作品中。其中，網紅“下六興哥”本色出演一位在短視頻中唱跳懷舊粵語歌曲的主播。賈樟柯透露，他關注“下六興哥”已久，有時候每晚睡覺前都去看看他在唱什麼歌、跳什麼舞，因為他的音樂世界留在了過去，讓賈樟柯想起《站&》裏的那群主角。那群縣城文工團演員老了以後的境遇如何？生活是否辛勞？是否還在唱歌跳舞？賈樟柯牽掛着他們，於是把“下六興哥”放到了電影裏。
有次晚上去勘景，突然聽見後面一陣“嘩嘩嘩”的聲音，賈樟柯回頭一看，黑壓壓一片人跑過來，然後他才知道還有一群人專門夜跑。他覺得很震撼，於是將這一場景作為《風流一代》的結尾。片中，趙濤飾演的巧巧穿着反光的運動裝備，匯入夜跑的人流，發出一聲吶喊，這也是全片唯一一句對白。這段表演來自趙濤的即興發揮，她希望所有女性都能感受到這聲吶喊。
《風流一代》上映後，也有一些不一樣的聲音。有人質疑賈樟柯用舊素材“炒冷飯”。賈樟柯有自己的理解：“為什麼今天博物館還會展示青銅器？你能説因為青銅器是戰國的，就沒有價值嗎？影像的價值跟文物類似，哪怕是22年前拍的影像，沒有公開過，沒有形成一個新的整體，它就是嶄新的影像。”
2.創作：不再拍長時間跨度電影
《小武》《三峽好人》等賈樟柯早期作品，聚焦的都是一時一地人物的某種處境，比如《小武》故事發生在春天中的幾天，《三峽好人》是夏天中的幾天。2014年，44歲的賈樟柯産生了用電影展現一段較長時間的興趣，“在很長的時間裏，人究竟會面臨哪些生命中必然出現的問題，比如生老病死，人會怎麼樣改變。”《山河故人》從此開啟了賈樟柯對大時間跨度的探索，與後來的《江湖兒女》《風流一代》共同構成了他的三部曲。
賈樟柯坦言，人到中年以後，他在創作上更傾向於通過大跨度時間來觀察人與社會，獲得一種整體性的感知。寫完《江湖兒女》劇本後，同事一開始並不同意，認為剛拍了一個時間跨度十幾年的電影，緊接着再來一個，會讓人覺得重復。賈樟柯也猶豫過，但後來他意識到，某個階段導演自身是什麼樣子，就會拍什麼樣的電影。“也許過了某個年齡，對某種電影不再感興趣，也就拍不出來了。所以我後來想，不要為外部聲音所左右，就拍自己想拍的。”
如果説《山河故人》是賈樟柯近年創作中最關鍵的轉變節點，那麼在接連完成三部長時間跨度的電影后，他對這類創作已不再着迷，“未來四五部電影都不會採用這麼長的時間跨度。”
至於生活上的變化，賈樟柯笑言，自己可能沒以前那麼容易“激動”了，能夠包容很多東西。2017年接受採訪時，他就説，自己對達成共識一點都不感興趣，“我們過去在爭論上消耗太多了，特別是現在互聯網時代，大家吵來吵去，精力都花在了這上面。在生活態度上我的改變就是，現在不苛求自己做的事情被所有人認同，我自己認同就行。反過來説，我還在提出我的觀點，但是我不捍衛它。你有誤解或者有反對意見，你可以説，我也可以不作回應。”
就像賈樟柯這幾年因為眼睛怕強光，開始常年戴墨鏡，結果招來不少誤解和麻煩。一開始他還不厭其煩地解釋，可後來有時候忘了説，難免被有的人認為他太裝或者耍大牌。“總不能到每個地方都解釋一遍，無形之中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後來也就無所謂了。”
賈樟柯深感生命的短暫，作為一位以影像為媒介的創作者，他覺得最終所有的思考要形成作品，作品才是導演的載體。“我過去有很多公共發言，會跟人爭論，現在不會了。大家保留彼此的意見，讓時間給出答案。”
對於時代的變化，賈樟柯認為首先要去感受和理解，“整個社會的改變，是大家共同參與、共同推動的。日常生活中，你支持什麼、願不願意發聲，都非常重要。如果你心中有一種理想的生活，就要表達出來，去支持那些與你價值觀一樣的事情和聲音。”
賈樟柯的作品被認為能敏銳地捕捉到時代變遷，在二十多年不間斷的表達中持續記錄時代。對此，他認為這是他選擇的創作方法。“每個導演對電影的理解差異性很大，比如盧米埃爾兄弟認為電影就是紀實，梅裏愛認為電影是戲劇，是科幻片。當你覺得電影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對真實世界的復原時，你就很容易捕捉到這些東西，因為你面對的是真實世界，真實世界包含非常多的時代元素。”
《風流一代》上映後，很多人驚嘆於片中那些“時代的眼淚”，但當時賈樟柯拍攝時，根本沒意識到二十多年後大家會帶着如此洶湧的回憶與情感去看。“我們不是綠幕攝影棚，也不是搭景拍出來的，我們是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裏拿着攝影機直接進入生活的現場。過了一兩年或者若干年後，這些影像自動具有了非常多的時代信息。很多人説我‘好會捕捉時代’，其實這是由最初你對待電影的態度和拍電影的方法決定的。”不少藝術家面臨才思枯竭、創造力下降的壓力，賈樟柯笑言自己的問題是靈感太多，但是時間有限。
3.技術：特效藏進寫實裏
“不要認為電影完蛋了。”近幾年電影市場遇冷，賈樟柯坦言自己一點也不恐慌。在他拍電影的二十多年裏，這樣的“唱衰論”每隔幾年就會來一遭。
1997年他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時，中國電影一年票房才10億元，同學們都不知道畢業了要幹嘛。他老家的三個電影院，一個改成了傢具店，一個變成超市，還有一個索性關了門，但這樣的低谷很快就過去了。《風流一代》公映前夕，盜版資源已滿天飛，沒想到最終的票房成績讓整個團隊喜出望外。這讓他更加意識到影院的獨特優勢。
賈樟柯有自己的放映室，平時在這裡“業務學習”，但如果有朋友來訪，他會立刻放下手頭的事，出去喝茶聊天。相比之下，影院裏花一兩個小時集中注意力看電影，是一個極富儀式感的集體觀影行為。“大家在黑暗中聚集，一起笑、一起嘆息，情緒會傳染，那種交流的氛圍讓人難忘。我們電影工作者應該思考怎麼讓觀眾重新聚集起來。”回望電影史，每個階段都曾出現“電影將死”的論調，但電影人總能在新媒介、新娛樂方式誕生時，重新發掘電影的獨特性，創造出無可替代的體驗，讓觀眾重回影院。
在賈樟柯看來，電影有一個顯著優勢：善於通過學習新媒介拓展自己的表達手法和空間。“電影的基因是科技，只要科技不停步，助推電影改變的力量就不會消失。”
許是過於沉陷在影片的歷史感裏，不少觀眾認為賈樟柯的影片不關心技術。其實早在2006年的《三峽好人》中，就有四十多個特效鏡頭；後來手機攝影流行起來，他嘗試只用手機拍攝短片；這兩年AI技術大火，他又用AI拍攝了短片《麥收》。
“有時候觀眾看藝術電影，會覺得似乎沒什麼技術含量，但説實話，那些所謂充滿技術含量的電影，我覺得那是‘低’科技電影，因為很多都是一些顯而易見的簡單技術。”賈樟柯直言，在行業內，大多數藝術電影導演往往對技術最敏感，只不過他們遵循“藏技術”的原則——用技術實現寫實，服務於整體的電影美學。“《三峽好人》裏的特效非常多，只不過不是外在的，不是那種讓人生理興奮的聲光電效果。”
另一方面，賈樟柯認為，對電影藝術發展有思考的導演也都會關注技術，因為電影本身就是技術的産物，許多電影美學潮流都是隨着技術的演變而産生的。“只要是比較關注電影本體、電影媒介特徵的導演，自然都會關注科技。”
去年，賈樟柯迫不及待試水用AI拍電影。他的短片《麥收》雖然是與AI共創，但故事和內核依然充滿“賈科長”的范兒：老家的父母着急收麥子，遠在大城市的兒子派出機器人回家幫忙搶收。當機器人見到村裏的父母，一秒切換汾陽方言時，銀幕前的觀眾都忍不住笑了。
賈樟柯直言，他也會擔心有一天AI取代真人創作者，但這種擔心沒用，因為科技的發展不會以人的喜惡而停滯。“以前新科技只是給電影增加一些表現手法，比如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但AI不一樣，它可以自身生成影像，這給電影創作帶來非常大的挑戰。”他認為，導演需要擁抱AI。“科學會往不同的方向走，你不應用它，最終你可能無法控制它，或者它朝你不喜歡的方向走了。我希望AI最終能成為我們的合作夥伴，而不只是工具，因為它的知識量遠超人類。以後我們的攝製組或創意團隊，可能有一個同事是機器人，你要跟它一起工作。”賈樟柯甚至預測，AI可以很好地擔任監製這一角色，在劇本、影像風格方面為導演提供參考意見。
閒暇時候，賈樟柯還會在手機上看短劇，甚至研究短劇的敘事模式，在微博上調侃短劇裏最常見的“林葉楚江”四大家族。他承認自己看得挺開心，“看完短劇，我覺得更應該拍電影了。”
4.老家：與鄉愁近距離
迪廳裏舞動的身影，充滿年代氣息的流行歌曲，小縣城裏熙熙攘攘的人群，還有雷打不動的主演趙濤……有人説這些正是賈樟柯電影裏最迷人的元素，也有人質疑這些千年不變的標記，但賈樟柯卻説：“這不是我個人的標記，這是生活的標記。”
“我們就這麼生活着，流行音樂大家不還是在聽嗎？在中國廣袤的國土上，難道不是有數以億計的人在縣城裏生活着？對我來説，它們不是賈樟柯個人的電影標籤，而是一種核心現實。”是生活現實塑造了賈樟柯的作品，而不是他刻意選擇了這些符號。
至於總拍故鄉山西，賈樟柯反問：“山河四省有什麼區別嗎？如果我把電影中的地名改成河南，大家可能會説，賈樟柯終於不拍山西了，但生活內容一樣，故事一樣，人也一樣。”
從《山河故人》到新作《風流一代》，很多影迷從賈樟柯作品裏讀到了越來越濃的鄉愁。賈樟柯説，所謂鄉愁其實並非簡單的一山一水、一景一物，而是一種讓人習慣或沉浸其中的生活方式與情感關係。“之所以有鄉愁，不是離家遠，或者不回家了，而是因為新的情感已經基本取代了舊的情感，面對這種消逝，人難免覺得留戀和惆悵。”《風流一代》開場有一個場景：單位的同事們相聚，有很多身體上的觸摸。這樣親密的關係，如今衰減得厲害。
幾年前，賈樟柯搬回山西，開始了半年老家、半年外出工作的生活。不是因為想家——“現在想家，三個小時高鐵就到家了”，而是因為那裏還保留着他喜歡的生活方式。“比如在城市生活，一年參加幾次朋友、同學的聚會；在老家，天天有婚喪嫁娶，天天有人的聚集，大家坐在一起抽煙，一起面對紅白喜事。”他喜歡這种家族、朋友、同學、街坊之間的頻繁接觸。但即使在老家，現在它們也在慢慢消退。“好在它比在城市消失得慢，還能趕上個尾巴。”
當被問及這些生活體驗是否為創作提供素材時，賈樟柯輕輕搖頭：“導演沒那麼功利。和朋友聚會不是為了收集素材，生活就是生活。”他強調，創作的核心是想象力。“特別是對於日常生活來説，它更需要想象力，不是你拎個本兒到處記錄，就能創作出來。我們要用情感去想象、推理，去靠近別人的內心世界。”
這幾年，賈樟柯養成了晨跑的習慣。只要有時間，他起床後都會在戶外跑50分鐘，衝澡後開始工作，精力充沛。上午的工作以寫作為主，劇本或文章，午飯後處理一些洽談、會面等業務，晚上跟同事聚會後回家。他的工作室裏擺放着各種書籍和電影碟片，記錄着一個創作者對這個世界持續而深情的凝視。正如他所説：“所有都是素材，也可以説所有都不是素材。”真正重要的是，用心靈去感受這個時代的脈搏。
5.會長：導演之外還有新身份
去年的大銀幕上，身為導演的賈樟柯以演員身份多次亮相，帶給觀眾不少驚喜：管虎的藝術電影《狗陣》中，他飾演一位受人景仰、深諳江湖規矩的“大哥”；喜劇片《窗前明月，咣！》裏，他飾演一位西裝革履、操着山西方言的神秘訪客；而在年度黑馬佳作《好東西》中，賈樟柯以照片形式出鏡，還被主角調侃。談及此事，賈樟柯透露，《好東西》導演邵藝輝為此特意來辦公室溝通，他説“沒問題，你隨便創作”，“我是喜歡開玩笑的人，別人開我玩笑我也不介意。”
不知不覺中，賈樟柯的身份早已超越了單純的電影導演。2024年3月，他與資深電影發行人田祺聯合創辦了“浪漫電影發行科”，專注於國際影片的採買和推廣工作。今年“三八”國際婦女節，“浪漫電影發行科”的首秀——意大利女性題材電影《還有明天》在國內公映，憑藉高口碑斬獲4493萬元票房，成為該片除本土市場外最大的海外票倉。
這並非他首次拓展電影事業的邊界。賈樟柯於2017年發起創辦的平遙國際電影展，已經成長為國內水準最高、國際影響力最大的民間影展之一，為華語影壇輸送出魏書鈞、孔大山、鵬飛、白雪、霍猛、梁鳴等新生代優秀導演。
談及平遙國際電影展的成功，賈樟柯展現出他對電影産業的深刻見解。他認為短短八年內，平遙影展進步神速，關鍵在於策展：“中國電影節（展）缺乏歷史經驗，不像戛納、威尼斯等頂級電影節擁有悠久的歷史，所以必須邊做邊學。策展不是拎來一些電影放就行，它要求對電影發展脈絡有深刻理解，要組建專業的選片團隊，還要對當下電影發展變化有敏銳探察。”
儘管縣城平遙存在諸多硬體限制——僅有60萬人口，沒有大學，航班不能直達，缺乏大型酒店——但賈樟柯看到了其獨特的優勢：“我們有一個電影宮，2200個座位、6塊銀幕，還有自己的新聞中心、辦公空間、書店、禮品店、咖啡廳……不出園區，整個影展就辦成了。”
因為集中，平遙影展獨具一份電影人與影迷共享的嘉年華氣質：許多平時只能在大銀幕上看到的演員變身影迷，奔走於各個影廳；看片時，大導演們就坐在觀眾中；賈樟柯帶着某部影片的導演站在廳外等候見面會，一大群觀眾圍上來，提問交流……每當看到這些其樂融融的場景，賈樟柯都會很感動。戛納等知名電影節都有嚴格的等級體系，就連前來採訪的媒體也有區分，但賈樟柯堅持平遙影展不設等級、人人平等，這種理念吸引了大量年輕人參與。
“辦展可比拍電影難多了！”賈樟柯感慨，辦展是個綜合管理，他也是從頭學起，“涉及財務、法務、國際版權、放映技術……小到字幕製作、網絡信號增強，大到醫療保險、消防安全，比拍電影繁瑣得多。光是給小語種國家導演配翻譯，把他們請到平遙來，就費了老大勁。”
2024年7月，賈樟柯又添新身份——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會長。他認為，導協的定位應該是“扶老攜幼”，不僅要支持青年導演，也要關注為中國電影作出貢獻的老導演，比如舉辦回顧展、梳理藝術成果、幫助解決個人生活問題。
在幫助青年導演上，賈樟柯也經歷了理念的轉變。“我也是從年輕導演過來的，曾覺得有能力就要幫幫他們，但這種幫助不成體系，只是剛好認識一位年輕導演，人家拍部電影，給出出點子或找點錢。後來覺得應該弄個&&，這也是創辦平遙影展的契機。這樣是一個&&在發揮作用，能幫到的人就不止一個兩個了。”
導協舉辦的“2025中國電影導演之夜”今天將在山東煙&舉行，表彰年度優秀華語電影及電影人，這是賈樟柯作為新會長的正式“首秀”。他將這次活動的主題最終確定為“中國電影，我心火熱”——這是他，也是中國電影人的心聲。（袁雲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