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赫蘭道》劇照
繪出不拘一格的“電影史”風貌
130年的世界電影和120年的中國電影在六月的上海相遇，這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如同一幅色彩斑斕、層次豐富的織毯，繪出不拘一格的“電影史”風貌：電影裏有複數的性別，複數的類型，複數的作者，複數的美學……
十年前，法國導演戈達爾歷時十年拍攝的系列紀錄片《電影史》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完整放映，成為城中盛事。十年過去，適逢世界電影誕生130周年和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又一次，“電影史”成為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策展關鍵詞。今年的展映單元從不同的視角回望中外電影史——“和合共生：中外電影的百年共振”在一個世紀跨度的時間裏發起中國電影和外部世界的多重對話；“向大師致敬”系統地梳理巴斯特·基頓、袁牧之、成瀨巳喜男、阿涅斯·瓦爾達這些來自不同時代和文化背景的充滿風格辨識度的導演作品；4K修復的SIFF經典和世界首映的名導新作串聯起電影的過去與當代；華語新風加入多元視角的世界萬象……多樣化的展映單元排列組合，讓這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如同一幅色彩斑斕、層次豐富的織毯，繪出不拘一格的“電影史”風貌。130年的世界電影和120年的中國電影在六月的上海相遇，場燈暗去，銀幕亮起，觀眾將看到眾聲喧嘩的“複數”電影史：電影裏有複數的性別，複數的類型，複數的作者，複數的美學……電影的歷史既非線性，更不是單聲道，這將是本屆光影盛宴最強有力的表達。
電影的歷史記取她們的樣子
“和合共生：中外電影的百年共振”這個展映單元裏有一部《愛麗絲·蓋伊-布拉切不為人知的故事》，這部紀錄片看似不具備“名導名作”的光環，但是，它給電影的歷史打了一塊重要的補丁。片名裏的“愛麗絲·蓋伊-布拉切”是2024年巴黎奧運會開幕式致敬的十位偉大法國女性之一，她是世界上第一個女導演，更是第一個拍齣劇情片的導演，愛森斯坦和希區柯克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她的影響，但她的名字被長久地埋沒。
電影評論家達娜·史蒂文斯研究好萊塢出現之前的早期電影時，敏銳地注意到：在電影尚未成為具有顯著盈利能力的産業時，大量掌握電影創意實權的創作者是女性，直到1916年以後，隨着華爾街的熱錢涌入，女人們逐漸失去曾經擁有的話語權，被驅逐到行業邊緣。史蒂文斯大膽提出，電影史的另一種寫法應該始於1896年，愛麗絲·蓋伊才是真正的起點，儘管她當時的身份只是法國高蒙公司老總的秘書。紀錄片《愛麗絲·蓋伊-布拉切不為人知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以具體的電影實踐和詳實的史料回應着上述具有挑戰性的全新電影史觀。
1895年3月，盧米埃爾兄弟召集第一場私人放映會，工程師兼發明家高蒙是座上賓。他隨行的秘書愛麗絲·蓋伊看完《工廠大門》立刻建議，應該拍攝短片來促銷相機，她有自信承擔這份額外的工作。第二年，蓋伊拍出《甘藍仙子》，這段不到一分鐘的短片裏，一個仙女從卷心菜裏抱出一個嬰兒，這是第一部有着完整情節的奇幻劇情片，早於喬治·梅裏愛的任何作品。這個年輕女秘書拍出來的故事片大受歡迎，高蒙為此成立電影公司，從1896年到1907年，蓋伊拍了幾百部短片。由於丈夫的工作變動，蓋伊隨遷美國，她生完第一個孩子，給前同事去信：“我不想呆在家裏，我要工作賺錢，我們一起創業吧？”1908年，她自創電影公司，成為美國第一個女製片人，在1922年困於債務危機、被迫返回法國之前，她執導了超過1000部短片，題材遍及喜劇、西部冒險、戰爭、史詩、家庭倫理、移民和性別討論。愛森斯坦在一篇文章裏回憶，他8歲時偶然看到蓋伊的一部短片“大受震撼”，那部電影想象男女社會分工互換的社會，女人受高等教育、工作、支配公共空間，男人居家打理家務。
現實中，當蓋伊返回法國，她發現留在高蒙公司的那些作品署名是她當年的男助理，並且，她的大部分作品毀於保存不善或丟失了。
《愛麗絲·蓋伊-布拉切不為人知的故事》如同進入電影的田野調查現場，在歷史的岩層裏尋找一位女導演存在過的蛛絲馬跡，這個“被找回來的女性”和至今失散的她的作品，提醒着今天的觀眾們電影史同樣存在着“月亮背面”。蓋伊的電影很可能再也找不回來，同個單元放映的《讓娜·迪爾曼》《人·鬼·情》是幾十年後的女性創作者對同性先驅的回應，她們和她們表達的女性經驗，讓電影的歷史不再是“男孩追逐/拍攝女孩的歷史”。
香特爾·阿克曼導演的《讓娜·迪爾曼》讓女性的居家日常成為激進的政治表達。這部長達225分鐘的電影裏，導演呈現了一個賣身為生的家庭主婦讓娜三天的生活直到失控。《讓娜·迪爾曼》從女性不被看見的處境中開闢前所未有的女性話語，黃蜀芹導演的《人·鬼·情》直面女性在男性文化中“沒有話語”的困境。女演員秋蕓為了掙脫現實生活強加給女性的不幸命運，她選擇成為舞&上的“花木蘭”，通過扮演鍾馗獲得巨大成功。儘管她在戲中扮演拯救女性的理想男性，現實的她卻得不到拯救，甚至，她的女性身份被&上着冠挂髯的紅袍鍾馗所取代，這不是藝術家的走火入魔，而是“扮演男性”的現代女性的困窘和悲哀——“我是誰？”
類型和反類型：多聲部的導演們
“我希望觀眾猜出我的想法，之後故意違背他們的期待。”默片巨匠巴斯特·基頓的這句話，説盡了電影類型片的秘密——既讓觀眾感到在觀看的舒適區，又要出其不意。他雖然一直謙卑地強調他在1920年代拍攝的作品“都是取悅觀眾的笑料”，但《福爾摩斯二世》《七次機會》《西行》《航海家》《將軍號》《船長二世》這些作品為早期電影開闢了不同類型的賽道。
隨着電影進入有聲片時代，年輕的英國導演希區柯克因《敲詐》的票房成功在歐洲聲名鵲起，他接連與不同的電影公司合作，嘗試了喜劇片和歌舞片，很快摸索到自己的專長是驚悚片。1935年，希區柯克執導《三十九級&階》，把類型片帶入第一個黃金時期，在這部電影裏，他明確地使用“麥高芬”這個概念，意思是“一個牽動着所有角色的謎底”，這將成為持續到21世紀的懸疑類型片的標配。去好萊塢發展之前，英國時期的希區柯克用低廉的成本和靈活的拍攝手法，製作出幽默且讓人愉快的驚悚片。他反復套用“無辜者被捲入陰謀”這個敘事框架，在複雜的案情中穿插着男女主角之間針鋒相對的“非典型浪漫”，這將成為他未來創作生涯持續、顯著的風格。
1930年代以後的半個世紀裏，電影工業幾經整合，好萊塢長成龐然巨獸，大製片廠如同割據的娛樂諸侯，對巨片鉅額利潤的依賴以及為了規避大製作背後的風險，商業電影的敘事在類型的套路裏逐漸僵化。在這樣的行業背景下，主動遠離好萊塢的美國獨立電影和分佈在全世界不同地理坐標的作者電影，一次次把電影引向小徑分叉的花園，邂逅不同的驚喜。
大衛·林奇是不斷“冒犯”和挑戰類型電影慣例的冒險家。在《藍絲絨》《妖夜慌蹤》《穆赫蘭道》《內陸帝國》這些電影裏，林奇的鏡頭撕碎現實邏輯，擊垮觀眾所信賴的理性推斷，用奇幻的夢的語言衝擊觀眾的感官系統。他以畫家和音樂家的多重身份重新定義了電影：銀幕上沒有結論，只有無盡的質詢，現實是否是集體癔症的幻覺？林奇和他的電影拒絕被電影市場馴化，拒絕被固化的電影美學收編，這樣的作者和作品也向着觀眾發起邀請和挑戰，希望人們在看電影的同時批判這種媒介及其背後的工業。《橡皮頭》用超低成本的“草&班子”對抗重工業大電影的流水線，黑白影像呈現的銹帶破落小鎮，異化成超現實的精神荒漠。很少有導演能像林奇在《穆赫蘭道》裏那樣，赤裸地揭開好萊塢“夢工廠”是“吃人的噩夢”，“秀不能停”的永動機也是“絞肉機”。《內陸帝國》的即興拍攝是對劇本權威發出的冷笑，沒有什麼是確定的，“虛構”成為張牙舞爪吞噬一切的怪物，又一次，導演用DV粗糙顆粒感的影像撕裂電影工業的璀璨皮相。
不斷有導演穿梭在類型和反類型之間，他們的實踐給電影注入“步履不停”的動力。英國導演邁克·李在《透納傳奇》和《彼得盧》兩部年代劇之後，回歸當代英國的現實題材，在《殘酷真相》裏和觀眾一起探索親情和責任的奧秘：人們如何在歷經創傷後，仍然接納“家人”？西班牙導演阿爾伯特·塞拉追求“靜默觀察”的直接電影風格，他在《孤寂午後》記錄鬥牛士從盛裝登場到褪去染血衣袍的完整鬥牛儀式，影像展開了鬥牛這項傳統的血腥和瘋癲，又不可思議地在人性和超越性、美學和人類學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拉伕·迪亞茲是菲律賓新電影的領軍人物，他也被視為繼泰國導演阿彼察邦之後又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亞洲導演。他的電影最直觀的特點是“時長”——《歷史的終結》250分鐘，《今來古往》338分鐘，《悲傷秘密的搖籃曲》485分鐘，《菲律賓暴力史》409分鐘，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放映的245分鐘的《幻嗅》在他的作品序列裏屬於“小體量”。拉伕·迪亞茲主動地棄置電影通俗敘事的功能，他不斷地在影像中觸探時間的本質，以沉浸式黑白影像檢視個體和集體記憶片段，質問歷史如何徵用並扭曲了個體，以及裝聾作啞的普通人怎樣能真正地面對記憶、面對歷史。拉伕·迪亞茲的電影不掩飾“本鄉本土”的羈絆，作為對照，刁亦男導演的《南方車站的聚會》具有雜糅且間離的奇異美學氣質，它是華語電影的異類，又更新了黑色電影的風貌。這部入圍戛納影展主競賽單元的影片能被昆汀·塔倫蒂諾誇“我近幾年來看過最美的電影”，不是浪得虛名。影片的視聽語言高度風格化，登峰造極的布景布光讓整部電影如同濃縮的黑色電影美學展陳。看起來很“西化”的電影修辭鋪陳的內容，則是從武漢城中村裏生長出來的人情和人性的戲劇，刁亦男在對接世界電影史的美學範式裏，呈現了本土化的內核，並且影片表裏自洽，沒有刻意的拼接感。
這些個人風格鮮明的導演，在電影史的合唱團裏，唱着一支交匯歷史與當下、家鄉和他鄉、夢境和現實的多聲部“電影之歌”。
電影史的“群島”和“大海”
世界電影始於盧米埃爾兄弟在工廠和火車站拍攝的活動影像，始於愛麗絲·蓋伊奇思異想的《甘藍仙子》。中國電影的發端是名伶譚鑫培在一架攝影機前演出《定軍山》。西方和東方，法國和中國，兩者之間存在的不僅是10年時間差，《甘藍仙子》和《定軍山》之間，意味着隔開一整片歐亞大陸的兩套美學體系。
上海國際電影節在不同的展映單元串聯來自不同時間背景、不同地理坐標和不同文化譜係的電影，讓觀眾領略到儘管電影最早誕生在歐洲文化的土壤中，然而“電影史”並不是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整齊劃一的大陸，而是四散、不統一、充滿異質和多元風格的群島。文匯報記者 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