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好”在哪？
雖然25年還不算很久遠，但《花樣年華》是一部世界電影經典，恐怕沒有太多疑問。在2019年英國《衛報》評選的“21世紀電影百佳”中，《花樣年華》名列第五，排在哈內克的《隱藏攝像機》之前，也在大衛·林奇的《穆赫蘭道》之前。2022年《視與聽》評選的“電影史百佳”，《花樣年華》依然名列第五，後面是庫布裏克的《2001太空漫游》。無論這份名單是否符合所有人的期待，至少，《花樣年華》已經被“經典化”了，否則不會有今日重映的資格，而且動靜着實不小。
不過，有一個老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如果簡單地將“經典”等同於“好”的話，那麼《花樣年華》到底“好”在哪？事實上，王家衛電影語言的主要功能不僅僅是營造一種曖昧不明的情緒意識流，更不是為了炫耀一種格調、品位或者美學，而是有着非常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這也是所有容易被簡單化地概述為“形式主義”的優秀藝術家所共有的品質，相比之下，那種只模仿情調的冒牌貨是一目了然的。
這裡的“歷史”不是指“歷史主義”，而是指一種時光的結晶。這種結晶就是一種歷史的形成，也是好電影引發我們沉思、聯想、記憶的原因。用“歷史”這個詞，是因為它處理的總是社會焦慮與關懷。電影是一種身體的經驗，無論怎樣聲稱“真實”，一旦拍成電影，它就已經是“歷史”，是多種感官的記憶了。正像片中用字幕提示我們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已經不存在了。”普魯斯特100多年前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就已經用“馬德萊娜點心”的故事告訴我們，記憶更接近氣味或味道，食物所引發的記憶會觸發視覺、聽覺的感知。
所以我們看到王家衛在《花樣年華》中用食物來結構整部影片，就像我們已經知道的，《花樣年華》的創意啟示來自王家衛“三個食物的故事”。第一個故事即“電飯鍋”（另外兩個分別是方便麵和便利店）。電飯鍋的發明引發了廚房的革命，讓人們（主要是女性）有了更多的閒暇，所以才有了後面的“情事”。最近登陸院線的新剪輯版本中加入了“便利店”情節，雖然是最初的創意，但便利店故事本身有其完整的邏輯，這新加入的部分似乎使得影片“情事”的比重加大了，導演的意圖可能是為了回應今天的年輕觀眾。就像他在回答AI提問（身份設定為25歲的青年女性）中講的，他認為蘇麗珍應該有一個更加自由、開闊的選擇。
------★上海菜★------
舊上海的腔調
不同的食物關聯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上海菜、香港本土小吃和南洋菜。
像周慕雲、蘇麗珍這般體面齊整的人物為何要租住一間非常狹小的公寓？當然因為他們都是“南渡”的兒女。1950年，大批上海人涌入香港，可能在歷史書上這不過是寥寥幾筆的記載，但對於經歷者個體來説就是“大江大河”。開始的時候，沒人想到要在香港待下去，過不久就能回上海。實際上，他們是嫌棄香港的。這種傲氣實際上來自於開埠以來上海與外部世界經濟秩序的接軌，讓彼時的上海人總要尋求更大的空間，更大的“出海口”。所以，彼時上海人到了香港之後也扎堆、也抱團，難以融入到香港本地人當中，他們聚居的地方在香港的北角。
有錢人，比如《花樣年華》中的孫太太是有實力的，但她在維持舊時體面和生活習慣的同時，也得招租房客（孫太太的扮演者潘迪華本人就是一個舊上海的符號）。電影開頭她第一句話就統覺了上海人的味覺：“今朝烤子魚蠻好。”這是老上海講究的吃食，子魚，帶籽的鳳尾魚是也，只有産卵期的時間內這種魚才能稱之為“子魚”。在孫太太的公寓裏面，廚房這個空間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半敞開的空間統管了整個公寓的味蕾，也就統一了上海文化認同，同時它還是情報站、瞭望哨、監督崗，是從舊上海延伸過來的權力秩序。所以，當孫太太發現蘇麗珍有出軌的苗頭後，認為自己有權力“旁敲側擊”，講幾句不中聽的話。
廚房裏的王媽顯然是從上海跟着孫太太過來的，是她的家廚。這個家廚很有話語權，有權力留客吃飯，必然燒得一手好上海菜。對了，演王媽的演員錢似鶯是中國第一代的武打片演員，出演她丈夫洪濟導演的片子，而她的孫子叫洪金寶。王媽燒的蹄膀湯——並不是現在的“黃豆燉豬手”，而是非常老上海的做法，講究原汁原味，一個大蹄膀要燒得入口即化，湯裏滿滿的膠原蛋白，輔以桂圓紅棗，非常養顏。張愛玲説，香港女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是粉蒸肉——粉蒸肉指的是美白如瓠而體態勻稱，當然這是經濟富足的表徵。不得不説，張曼玉是演這個角色的天選之人。但在這個狹窄的空間裏，舊上海的腔調也是捉襟見肘的，是帶有壓抑感的。
“花樣年華”這四個字雖然被賦予了愛情的情調，但可能很少有人去考古一下陳歌辛創作、周璇演唱的《花樣的年華》的歌詞及背景。這首歌是1947年電影《長相思》的插曲，影片拍的是抗戰時的上海，所以才“慘霧愁雲”。
香港小説家、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劉以鬯在小説中寫了很多這樣的上海人（電影就來自他的小説《對倒》，作家自己也是上海人，他剛到香港時以為自己只會住上幾個星期，某種程度上説，他算是周慕雲的原型之一），在香港的空間裏，他們還暫時維持着生活在大上海的幻象。電影開頭已經是1961年，蘇麗珍應該是在香港受的教育，所以能説一口粵語。但即便如此，她的周圍環境還是上海人的，租上海人的房子，在上海人開的公司上班——她所在的船運公司老闆顯然是上海人派頭。扮演她老闆的演員雷震是老上海，他的外公是大名鼎鼎的上海灘風雲人物顧竹軒。換句話説，蘇麗珍在一個維持舊上海幻象的秩序裏，但實際生活所處的這個空間，與上海無關。香港，一直是一個節奏很快的商業城市，上世紀60年代初，香港經濟還沒有騰飛，但窮小子出身的青年李嘉誠已經在香港北角布局房地産了，他是潮汕人，務實、吃苦、具有平民底色，這或許才是香港的現實層面。
-----★香港小吃★-----
市民空間的熱辣
當我們在讚美“旗袍張曼玉”優雅的時候，其實導演本來意圖是想讓她有些市井氣息。這些旗袍過於緊身，本來不符合“優雅”（《花樣年華》的藝術指導張叔平闡述過設計意圖，潘迪華的穿着才是“優雅”的示範，一般人去模仿張曼玉的穿着其實會適得其反）。蘇麗珍的文化認同更貼近香港，她晚上提着綠色保溫瓶去買小吃，是對廚房空間的逃離，同時也游進了香港的市井街巷，在這個空間才能展開與周慕雲的“對倒”（對倒，指一正一負雙連郵票，借用此形式，劉以鬯於1972年創作了長篇小説《對倒》，小説引王家衛拍攝了《花樣年華》。此處可理解為“擦肩而過的交匯”）。保溫桶裏不是上海人的菜肉餛飩，而是香港雲吞面，但這雲吞又和廣東的不太一樣，大多是蝦肉餡的。可能觀者會有一個問題，這一路用保溫桶拎回家，面不會坨麼？香港的吃法通常是先滴上豬油，再撒韭黃，再澆清湯，面鋪在雲吞的上層，這樣短時間不會坨，面反而會因此吸足汁水。
蘇麗珍被堵在周慕雲房間那場戲，他們吃的糯米雞也是香港的地道小吃，用糯米裹上雞塊，再用荷葉包上蒸好，米香、肉香、荷葉香互相滲透，形成一種複合的香氣。我們能在鏡頭裏看到他們吃糯米雞，在這個封閉狹窄的空間裏，吃這樣一種尋常的地方小吃竟出現了一種“偷吃感”——外面打牌的人久久不散。這種情境，與其説是壓抑，不如説是增加了“偷”的興奮感，也屬於市民空間的重要層面。
在冷戰的歷史空間裏，這個市民空間反而呈現出一種熱辣。或許，我們不必將這部電影解讀為愛情的惘然，可能正相反，它反而為一段貨真價實的愛情蓋了章，“對倒”與其説是“破案”，倒不如説是“情探”，市民空間因此綻放出一種新的可能性。有趣的是，武俠小説也是冷戰時期市民空間孕育的産物，電影中的男孩名叫庸生，讓人聯想到金庸和梁羽生。
------★南洋西餐★------
國際時局的動蕩
周慕雲後來去新加坡《星洲日報》做編輯。這份報紙是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華文媒體，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多個分部，鬱達夫曾經做過報紙的副刊主編。如果我們去了解一下，不難發現這份報紙對國際政治局勢相當敏感。1965年，新加坡才建國，首要考慮就是承接因為世界地緣政治格局改變帶來的産業線轉移，進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我們今天去看《星洲日報》1966年元旦李光耀的獻詞，依然會為他的眼界、格局點讚。
周慕雲第一次請蘇麗珍吃飯，我們看到他拿起一張菜單，封面赫然寫着“新廣南餐室”，封面背景是綠色的椰風海韻，這很“南洋”。新廣南餐室是老牌餐廳，以海南雞飯和各種咖喱飯著稱，但實際上電影這個橋段是在金雀餐廳拍的，這個餐廳的牛排很有名氣。説到牛排，我們會發現一件事，那就是福建、廣東的西餐店其實就是南洋的西餐店，其重要特點之一是南洋盛産各種香料，會融合進西餐，當然這種融合本身就是殖民主義的結果之一。不過，我們看到蘇麗珍挑戰了法式第戎黃芥末醬配牛排。這種芥末的特點是入口細膩，同時很衝，但她很倔強地堅持吃完了。
在這部影片中，“南洋”不僅是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它更關涉到世界地緣政治話題。這部電影中的歷史時空並不寧靜，周慕雲去新加坡，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動蕩中，這個小國家表現出來的穩定性。這對於整個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來説都是有吸引力的。當時金庸也去新加坡“避居”，《笑傲江湖》就是在那期間寫出來的。
也是在這一年，法國總統戴高樂訪問柬埔寨，宣告了法國90年殖民統治的結束，並認為美國應該從越南撤軍。就此，除了隱性話語的“第二世界”（片中多有提及的日本），“第一世界”也被納入了影片的敘事網絡。“南洋”包括香港自己，當然在這裡是屬於“第三世界”的，而第一、二、三世界的用法恰恰是相應於那段歷史的。或許，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為什麼古巴歌手奧斯瓦爾多·法萊創作的《Quizas，Quizas，Quizas》（《也許，也許，也許》，片中使用的是美國黑人爵士歌手納京高的版本）和整部影片毫無違和感，因為這也是“第三世界”的聲音。這段紀錄片的插入當然不是可有可無的，但它也並非隱喻，優秀的藝術家反而要去克服隱喻的慾望。他們要做的是用攝影機去“描寫”，好的描寫能讓觀眾有更為深入的對“時光”的覺知，戴高樂的紀錄片不正透露了全球動蕩的開始嗎？（北京青年報 黑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