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後，中國留學生的日子怎麼過？身處德國萊比錫的周倩儀、美國紐約的邢淅璇、法國巴黎的董永晟、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朱效民、美國蒙大拿的樓佳凱在海外直面疫情衝擊。騰訊視頻的紀錄片《一次遠行》通過16個月的跨國拍攝，記錄了五個人的珍貴時光。

近日，《一次遠行》監製、騰訊在線視頻節目製作部A4工作室負責人朱樂賢，以及該片導演吳學競，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的採訪。

五位中國留學生的異鄉故事

兩年前，騰訊視頻開始策劃《一次遠行》。朱樂賢回憶：“當時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我就在想，異國他鄉的留學生該如何工作、學習？當時取的題目叫《留學一年間》，想拍大四留學生畢業那年的故事。”但由於許多學校採用上網課的方式教學，朱樂賢不得不改變思路。於是，製作團隊將表達重點從關注留學生的學業，調整至關注他們的生活，着手通過網絡徵集故事。經過16個月的拍攝，近兩年製作，最終呈現出正片裏五位中國留學生的故事。

周倩儀

《一次遠行》的第一位主角是夢想成為科學家的廣東女孩周倩儀。2017年，周倩儀辭掉工作前往德國，到萊比錫大學重讀本科，學她心愛的物理。2019年11月，她開始頻繁嘔吐，肚子持續腫脹，隨後確診胃癌晚期。周倩儀選擇留在德國接受治療，同時寫畢業論文。一次復診後，德國醫生告知她無法安排手術治療，她便回國尋找新的治療方案。她和家人先去上海，再回到廣州，為着“活下去”堅持配合治療。周倩儀曾囑託弟弟，在她走之後，如果天文學和物理學有了新發現，一定要告訴她。

邢淅璇

第二位主角是愛在紐約皇后區合租公寓的天&上做白日夢的女孩邢淅璇。主修比較文學、法語、戲劇的邢淅璇，2020年從美國布林莫爾學院畢業。在申請到加州藝術學院表演專業研究生後，她要等到2021年才入學。她在紐約感染了新冠。她想表達疫情下的孤獨與無望，讓人們更加勇敢和團結。幾經周折，她在天&上演了一出戲，叫《天&夢游》。

董永晟

第三位主角是留法男孩董永晟。本科畢業後，他來到法國巴黎第十三大學學習旅游管理專業，並於2016年與友人在巴黎創辦了旅行社。沒想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全球旅游業進入寒冬，旅行社被迫關停。在患上抑鬱症後，董永晟開啟“自救”，尋覓轉行機會，試着做攝影，之後開了一家兒童攝影工作室。他説：“路走不通的時候，還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總好過你停在那兒。停在那裏的話，就永遠到不了。”

朱效民

第四位主角是抱着世界和平理想來到以色列的朱效民。2020年，朱效民來到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學習“衝突解決與調解”專業。2021年夏天，即將畢業的朱效民在巴以地區開啟了一段特殊旅程。他走過戈蘭高地、加沙地帶及耶路撒冷。他在旅行日記中寫下一段話：“我知道，這不過是一次走馬觀花的旅程，複雜的邊境，失控的街頭，不同的選擇，真實世界才展開一角，答案還在風中……”

樓佳凱

第五位主角是迷上美國西部生活的樓佳凱。他是蒙大拿大學唯一的中國學生，也是新聞系唯一的留學生。2019年初，由於課程需求，正在上大三的樓佳凱需要獨立完成一個長周期紀實拍攝任務。他來到蒙大拿的牧場，在淳樸牧民的幫助下，拍攝了紀錄影片《﹣32℃》，作品還獲了獎。2020年6月，回國機票價格因為疫情水漲船高，樓佳凱決定先留在美國工作，受聘為蒙大拿大學的視頻總監，承擔學校官方活動的拍攝任務。2021年，他決定回國。

對於這五位背景、性格截然不同的中國留學青年，他們的“遠行”都指向着不同答案。朱樂賢&&：“我們希望提供可供觀眾參考借鑒的人生樣本，通過這部片子能夠讓觀眾看到自己，發現生活的意義，並思考‘我們究竟該怎樣過好這一生’？”朱樂賢&&，通過兩年的觀察，他發現真正甘願躺平的留學生極少，“每個人都想過好自己這一生，躺平也多是暫時的”。

對話

“一個對生命有着堅定理想的人，應該能鼓勵觀眾”

吳學競

2021年9月，周倩儀因病離世。她的故事，讓無數觀眾破防，在社交網絡引發熱議。周倩儀雖然遭遇了病痛折磨，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依舊熾熱地活着，追尋着自己的天文物理夢：“我們都是星塵，其實星星死了都會爆炸變成下一代星系的原材料，這是很浪漫的一個説法。”

羊城晚報：為什麼要把周倩儀的故事排在第一個播，而且用了兩集的篇幅？

吳學競：這個故事我們拍得比較長，從德國跟到周倩儀回國，保證了故事完整性。這部系列紀錄片的體量是每集30-40分鐘，為了統一整體觀感，我們把她的故事做成了兩集。把她的故事放在第一個播也是出於故事的完整度考慮，同時這個人物非常出彩。我們也想通過周倩儀的故事，為這部片子定個調。

羊城晚報：你們希望定的調是什麼？

吳學競：我們希望把留學生故事的外延打開一些。我們拍攝過程跟最初的預設相比有些跑題，沒有過多關注他們的學業生活，以及特別單純的學生狀態，可能更偏向於講述一個20歲左右年輕人的人生故事，但背景是異國他鄉，人物身份是學生。另外，這部片在剪輯方式和敘述方式上，跟傳統紀錄片有點區別，我們希望故事講述更劇情化，主人公視角更強。

羊城晚報：你覺得周倩儀的故事在社交&&引發極大反響的原因是什麼？

吳學競：它涉及生死，對所有人的衝擊力都會更強，這是很直接的因素。此外，周倩儀本人確實是個很有魅力的、有生命力的人。觀眾看到一個對生命有着堅定理想的人，應該也是對他們的鼓勵。

羊城晚報：周倩儀在德國時與男朋友的愛情故事是一條線索，為什麼回國之後，這條線索中斷了？

吳學競：值得被看到的內容，都放出來了。她回國之後跟男友的交流，是她希望更屬於自己的那部分，所以我們在拍攝上沒有強化這點。在紀錄片拍攝過程中，雙方不只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的關係，每個人都有自己需要被適當保護和隱藏的一小部分，這應該被尊重。

羊城晚報：周倩儀的弟弟看到片子之後，給了你哪些反饋？

吳學競：我們拜託她弟弟看了，但是他應該沒有給他爸媽看。可能對他們來説，面對這件事還是會有一定的壓力。她弟弟看完之後，盡在不言中。我們給周倩儀德國的同學也發了片子，德國的朋友、同學還給她辦了一次追思會。一個朋友走後，能被紀念、被記住，對於身邊的人來説，還是挺大的安慰。

“攝影師一個人面對所有人物的變化、情緒的起伏”

今年上半年，騰訊視頻開啟了系列紀錄片“人間真實”片場。其中包含五部紀錄片：有關注95後少年成長的《真實生長》、關注中國留學生海外生存實錄的《一次遠行》、關注親子家庭和女性的《了不起的媽媽》、首檔“婚姻家事律師”紀錄片《親愛的敵人：婚姻家事律師實錄》、跟拍兒科科室日常的《大象出沒的地方》。其中，《一次遠行》是唯一一部大規模海外拍攝的紀錄片。疫情之下，海外拍攝給製作團隊帶來了不小挑戰。

羊城晚報：如何實現海外拍攝？

吳學競：因為疫情影響，我們的導演組都沒法出國，只能在當地找攝影師完成，遠程溝通拍攝。我們之前有國外拍攝的經歷，會儲備合作過的攝影師資源，同時也會調動可以利用的資源，比如找主人公的朋友拍一些應急場景，或者進行補充拍攝。

羊城晚報：這也是觀眾反饋拍攝技術參差不齊的原因吧？

吳學競：對。美國的影視工業比較發達，法國學藝術的人多，成熟的攝影師比較好找。拍以色列的故事就沒得選，能找到攝影師就已經是勝利了。與朱效民同行的以色列人阿龍是他的好友，也是此次旅行的嚮導、司機及攝影師。

羊城晚報：16個月的跨國拍攝，有沒有讓你至今感受到衝擊的事？

吳學競：有一些細節。拍攝周倩儀那集時，因為選題的特殊性和人物敏感的狀態，所有人都頂着壓力。在德國負責拍攝的蔣丁老師經常感到自己要一個人面對人物的變化、情緒的起伏。有一次，我工作到凌晨2點多下班，回到家快4點了，他跟我説“拍不動”了。類似的情況不少，我們只能遠程給他們一些建議，然後調整、重啟。

羊城晚報：你們當時應該拍了不止這五個主人公吧？

吳學競：執行拍攝的故事有20個左右。比如我們在法國拍了三四個主人公，最後只有董永晟的故事完成了。

羊城晚報：拍攝中斷的原因通常是什麼？

吳學競：一類是事件進展跟我們預想的差別較大，變成一個特別冗長、平常的生活狀態的故事，繼續拍下去的必要性不大。另一類是主人公的選擇和客觀條件限制。例如，在德國留學的博士夫婦的故事，這對新手爸媽面對疫情、學業、育兒壓力，生活被安排得很緊湊。後來，因為柏林疫情嚴重，再加上爸爸的學業很忙，無法繼續執行拍攝，挺遺憾的。我們把一些松散的、中斷拍攝的故事做成了番外篇，也能讓觀眾看到中國留學生群體更豐富的圖景。

“‘報喜不報憂’可能是中國人共通的性格”

董永晟在片中講述了他初到法國留學時的打工經歷：他一個晚上要洗2000個盤子，洗到兩手過敏，被刀叉劃傷三四十處，最後比洗碗機洗得還快。有一天，他去倒垃圾，被突如其來的大雨淋濕全身，就在那時，媽媽給他發了一條信息——累了就回家吧。這時，雨突然停了，天上出現了一道彩虹。董永晟在看到彩虹的瞬間熱淚盈眶，告訴媽媽“不行，我還不能回去，因為我給自己定的目標還沒有達成”。每個選擇遠行的中國留學生，都在尋找自己遠行的意義。對於紀錄片製作者而言，也是如此。

羊城晚報：陳曉卿説留學生的家長要慎重觀看《一次遠行》，你認同嗎？

吳學競：我認同。我們也在討論，許多父母看完這部片子可能都不願意讓孩子出去了，因為太苦了。董永晟告訴我，他在片子裏説的好多話，從來沒跟他爸媽説過。“報喜不報憂”可能是中國人共通的性格。大家都挺堅強的，都覺得可以靠自己渡過困境。

羊城晚報：“這部紀錄片展現的是中國留學生的孤勇青春”，你如何看待這種概括？

吳學競：留學生在國外一個人面對生活、學業、陌生的社會。這兩年，疫情又增加了一重考驗，同學間的往來會變少，同時還有一些輿論壓力，他們需要面對生理和心理上的孤獨感和挫敗感。

羊城晚報：就你這兩年的觀察，激勵他們勇敢前行的原因是什麼？

吳學競：一個人如果內心對自己有更大的要求、對人生有更明確的目標，真的面對困難境地時，都可能像片中的主人公一樣，努力往前走。真正躺平的人還是少數。

羊城晚報：你在做這部紀錄片前，會不會在心裏給中國留學生貼標籤？做完後，想法有改變嗎？

吳學競：我們最早選題時，的確會有更標籤化的分類，例如，是不是要找一個一流大學的學霸？是不是要找一個學習觀眾無法理解的專業的人？但實際做下來，我們發現，當你把一個很具體的人講得完整、生動、充分的時候，標籤本身的意義沒有那麼大。就像看完周倩儀的故事，觀眾不會簡單地把她理解成抗癌女孩。

羊城晚報：拍完片子後，你們和主人公還保持着&&吧？

吳學競：對的。朱效民和樓佳凱都回國了。效民專業特殊，找了一份對口的工作。佳凱目前還在調整，處於自由職業狀態。董永晟的困難還沒完全解決，但人生之路還得往前走。邢淅璇在加州讀研究生。他們告訴我，很多網友的留言，鼓勵了他們。

羊城晚報：跟隨這部紀錄片兩年，你有哪些收穫？

吳學競：拍攝、製作這部紀錄片的兩年，正好是遭遇疫情的兩年。疫情對影視、媒體行業衝擊很大，但我挺幸運有這件事做，每天打卡剪片子，也不會想別的事。現在，我又開始焦慮了，就像打游戲打到通關之後，突然有點悵然若失，不知道該幹什麼。所以，我先等等。

（文/記者 龔衛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