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鐵道遊擊隊》到《鐵道英雄》:英雄書寫的新時代轉向-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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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1/29 09:07:12
來源:北京青年報

從《鐵道遊擊隊》到《鐵道英雄》:英雄書寫的新時代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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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宇翯 張慧瑜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英雄書寫始終是貫穿中國電影發展的重要議題。在宏大敘事和經典敘事的體係之下,主旋律電影中英雄形象的主體是根植于紅色文化的革命英雄。近期上映的《鐵道英雄》仍能看到人民英雄的形象脈絡,重寫英雄故事成為了主流大片的重要題材。

  中國電影中的人民英雄

  我們一般將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電影稱為人民電影,這一時期英雄敘事的主體是工農兵。以工農兵為主體的電影創作響應了“新英雄主義”理論,即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和革命的英雄主義。

  所謂群眾英雄或人民英雄,具有著歷史意義上和文化意義上的雙重特殊性。區別于傳統歷史中的民族英雄,紅色電影中的群眾雖然是來自于各行各業,但他們的行動中卻貫穿著不可或缺的革命信仰。人民英雄沉穩剛毅、智慧勇敢的精神品格與浴血奮戰、保衛國家的崇高理想皆來自于其政治選擇與信仰所帶來的精神力量,這正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電影中的英雄特質。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國式的人民英雄與西方電影塑造的英雄也有很大不同。無論是西部片中在荒野決鬥的牛仔,還是漫威宇宙中的超級英雄,西方電影中的英雄形象大多是流浪的孤膽英雄或依靠個體力量拯救世界的個人英雄主義敘事,但中國電影中的英雄往往是在集體中完成個人價值與理想的實現,只有將個體融入到集體之中並為集體的利益而獻身,這樣的英雄形象才能夠成立。

  上世紀1956年上映的由上海電影制片廠出品、趙明執導的《鐵道遊擊隊》正是50年代到70年代人民電影中典型的以群眾英雄為主體的影片。《鐵道遊擊隊》以1940年抗日戰爭為背景,講述了山東臨城棗莊的一支鐵道遊擊隊在大隊長劉洪、政委李正的帶領下,在鐵路線上與日本侵略者展開鬥爭的故事。電影的原型1939年成立的魯南鐵道大隊由洪振海和王志勝組建,隊員主要由鐵路工人和礦工組成,在敵後鬥爭八年。鐵道隊依托抗日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在津浦鐵路線上展開遊擊戰,劫取槍支彈藥和藥品等物資。“鐵道遊擊隊”正是典型的集體性的英雄形象,他們的身份是普通的鐵路工人,但在革命精神的引領下團結一致,運用人民的智慧開展鬥爭,並最終獲得勝利,體現了當時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群眾英雄書寫。

  《鐵道英雄》同樣取材于魯南鐵道大隊,其中的教導員正如《鐵道遊擊隊》中的政委李正,為鐵道隊帶來上級的指示與思想的引領。當鐵道隊的鬥爭陷入低谷,在廢舊的列車車廂中,教導員為犧牲的隊員追授黨員身份並在車窗上畫下黨旗,帶領青年隊員集體入黨宣誓。可以看到,在新時代重寫英雄故事中仍然強調一種英雄的集體性與革命信仰。

  小人物的立體刻畫

  在新中國成立前期,人民電影中的抗日英雄或革命英雄形象往往是比較統一的,電影情節大多只展現他們在與敵鬥爭的過程中勇敢堅定、沉穩冷靜的性格以及浴血奮戰的宏大場景。在《鐵道英雄》這一新時期的英雄書寫中,我們能夠看到電影對群體中的個體以及邊緣人物立體化的刻畫。

  范偉所飾演的調度員老王可以説是本片最為成功的角色塑造。他身材臃腫,腿一瘸一拐,嘴裏時常哼著小曲兒,時不時愛抽上兩根喝上幾口,喜歡逗添煤的少年叫他爹,經常給車站的日本人抓一把花生,點頭哈腰、笑容憨厚。但同時他也是為鐵道隊運送情報的臥底,面對日軍的盤問他神色如常,卻在日軍走後流露出嚴肅的神情。老王這一人物身上還承載著懸念,當他與添煤少年分吃蘋果時,少年想要他的折疊小刀,老王卻説“還沒到時候”。在老王確知自己已經暴露,準備孤注一擲炸死漢姦時,他將小刀給了少年並説“是時候了”。

  影片的後段,老王被抓捕上車,少年恍然大悟,在汽笛的轟鳴聲中大喊老王“爹”的時刻,影片被烘托向高潮。除此之外,老王在上車的那一刻與瀕死之時哼唱的小曲兒“太陽出來”,也暗示著長夜已盡、黎明將至。電影對老王外貌特徵以及性格、習慣的細節刻畫,和在其身上所安排的懸念和隱喻,使得人物形象更為豐滿,以及英雄性在平凡人物中的升華更為真實。

  在《鐵道英雄》中,小人物或者邊緣人物有多樣、立體的呈現。護士小莊起初在日軍的醫療隊工作,膽小寡言,但在日軍盤查鐵道隊長老洪時,她將裝有情報的煙藏在繃帶中,最後參與支援了山區部隊;添煤少年的父親下礦後生死不明,以往他面對日軍的催促打罵一直唯唯諾諾,但在老王被抓後他奮起反抗,與日軍殊死搏鬥;亓順原本在兵工廠驗槍,哥哥亓魯犧牲後,他也投身到鬥爭中,為鐵道隊升級和改造武器……

  在新時代的英雄書寫中,日常生活的經驗更加被強調,人物塑造更加注重其內心世界與情感流動。不是神化的英雄而是人化的英雄重新走向熒幕,現實性的刻畫為早已遠去的、耳熟能詳的歷史提供了可接近的途徑和全新的理解角度。這些小人物、老百姓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但是當他們匯入到革命和歷史的洪流當中時,他們又展現出了英雄的品格。當下的紅色電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完成了日常生活的小切口與宏大敘事之間價值鴻溝的彌合。

  主旋律電影的商業突圍

  近些年來的主旋律電影始終面臨著代際敘事的挑戰,也就是傳統的紅色敘事如何與年輕一代達成有效的溝通,在重寫英雄故事的過程中也呼喚著國家和民族認同的重新建構。在這個意義上,《鐵道英雄》通過商業敘事邏輯的嫁接進行主旋律電影的突圍。

  影片的開篇即是驚險刺激的商行刺殺與劫車場面,快節奏的剪輯與激昂的配樂,列車在茫茫雪原疾馳的宏大場景,迅速將觀眾帶入影片講述的時空場域。影片通過鐵道隊的三次劫車劃分敘事段落,第一次成功劫獲藥品後,藤原開始對老洪等人的身份産生懷疑,第二次劫武器的鐵道隊員遭到埋伏,老王的臥底身份也被發現,第三次劫車則是老洪與藤原的最後決戰。通過成功、被懷疑、失敗到英雄之死,以及跌宕起伏的情節走向和多線交錯的敘事模式,影片表現出較強的戲劇張力。

  整體來看,《鐵道英雄》存在著明暗兩條敘事線索。明線是鐵道隊員騎劫列車的槍戰動作戲,暗線則是在敵軍監視下老王和老洪用煙傳遞情報的懸疑對決。在動作戲的部分,影片通過特效以及剪輯技術,在流動的列車空間中營造視覺與聽覺的雙重刺激。在諜戰懸疑的部分,情節則更多發生在靜止的車站,從而轉向人物的內心世界,通過敵我雙方的相互試探與言語交鋒,烘托暗流涌動的對峙氣氛。除了言語上的交鋒,一些肢體語言的細節也推動了緊張氣氛的形成。例如,老王經常給古本站長送花生和酒,但最後一次古本向他交代列車進站時間時卻沒有接過老王的花生,暗示著老王的臥底身份已經暴露。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運用較大篇幅刻畫反派人物藤原,通過對其智謀與殘忍的展現,強化敵我雙方之間的對立衝突。鐵道隊與日軍的鬥爭被具像化為老洪、老王等人與藤原的交鋒,藤原使用望遠鏡監視車站的一舉一動也表現了鐵道隊員始終處于被觀看地位的緊張與壓抑。為勇毅智慧的主角設置一個強大的對手並通過二者此消彼長的互動來推動情節發展,這符合基本的商業片敘事邏輯,也符合觀眾基本的觀看習慣。影片的最後,老洪在列車上用煙點燃身上炸彈的引線,與藤原同歸于盡,遠處的山坡上,教導員和其他的鐵道隊員凝視著這一幕的發生,預示著慘烈的鬥爭過後,希望的火種仍然留存。

  從《鐵道遊擊隊》到《鐵道英雄》,新時代主旋律電影在英雄書寫中呈現出了與人民電影時期群眾英雄和人民英雄形象塑造的呼應,集體主義與革命信仰是中國式英雄的形象特質。我們還應注意到新時期英雄電影中對群體中的個體、小人物的挖掘,將神化的英雄復歸為人化的英雄。與此同時,主旋律電影對商業化邏輯的嫁接,也體現出在面臨著代際更疊以及市場挑戰的當下,紅色敘事的突圍路徑。

  (作者趙宇翯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張慧瑜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北京市文聯2021年度簽約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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