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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02/ 26 09:00:08
來源:北京青年報

成年人的世界需要“辯論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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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人的世界已經夠累了,為什麼要去看辯論賽?

  雖然不少人認識《奇葩説》是因為辯手們頻上熱搜的趣梗金句,但在綜藝泛濫、綜藝快餐化的這幾年,《奇葩説》能靠“思考”收獲一批忠粉,並且在七年時間裏不斷更新,確實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兒。

  來看看這一季的辯題:頻繁被“渣”,是不是我的問題?我是獨立女性,該不該收彩禮?家長群都在吹捧老師,我要不要跟風?身邊的同齡人都過得比我好,我該不該玩兒命追?……這些辯題都很眼熟,似乎就是我們曾經在微博知乎上被推送或者主動搜索過的問題,這些問題很日常,但討論起來卻又經常被“扎心”。新一期節目辯題是“20歲有個一夜成名的機會該不該要?”,這一次不僅帶來了觀點,還用節目自身做了一個示范。

  2014年,打著“嚴肅辯論”招牌的語言類綜藝《奇葩説》橫空出世,和節目一起出現在大眾面前的還有剛剛大學畢業的姜思達。早在男團女團爆火之前,這個20歲的年輕人就已經嘗到了一夜成名的甜頭。姜思達作為過來人站在《奇葩説7》的舞臺上,分享自己學習與名聲相處的經驗。他説:“當成名的機會真的照在你身上時,你不要輕易覺得自己不配。一夜成名能讓我們站在別處,再觀察一次這個世界。”通過他的這番闡述,相信觀眾也能感受到姜思達成名之後看待世界的微小不同。當姜思達站在鏡頭前細説自己因為這檔節目“一夜爆紅”之後的變化時,大眾也才發現,捧紅他們的《奇葩説》和他們一樣,經歷了一夜爆紅後的反思,開始了自我沉積的成長,而現在正在展現的就是一個階段性成長下的《奇葩説7》。

  這一季的《奇葩説》開始更新以來,關于節目的評價顯得有些兩極分化和爭議不斷,在播出最初的一段時間裏,新選手新導師新風格都成了爭議的焦點。不少人質疑評論質疑節目變了味,選手在節目中吐槽辯題都是些“爛事兒”。但如今節目播出大半,説著“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新導師劉擎成了新一任“國民男神”,被不少人稱作“人生導師”。不被看好的新奇葩裏,也出現了備受好評的陳小雨、TK、子寅還有熱搜常客小鹿。從“燈牌裏的媽媽”,到可可愛愛的“胡疊效應”,這個戲稱自己是易烊千璽姐姐的脫口秀演員,一次次用出色的表現成為網友熱議焦點。而曾經被吐槽過于瑣碎無趣的辯題,在一次又一次的觀點碰撞裏也顯現出了它們的獨特之處。從這個角度來看,《奇葩説7》確實成功了。

  雖然以“思辨”為節目最顯著的特徵,主打“辯論”,但《奇葩説》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辯論節目,不同于國際大專賽等一本正經的辯論風格,《奇葩説》更接地氣,生活化的公號辯題和帶著煙火氣的觀點,讓觀眾容易産生代入感。辯題“頻繁被渣,是不是我的問題?”似乎有些冒犯,但傅首爾卻認真分析“吸渣體質”,她哽咽著説:“付出真心沒有錯,真心對一個人好沒有錯,你不愛我了,但我還愛你啊,這也沒有錯。我們今天過不去的,無非是頻繁兩個字,總是遇到錯的人,為什麼我每次都當真,這又如何呢?愛情不就是,我敢喜歡又敢離開嗎?”相信鏡頭內外都有人因為這段話落淚,彈幕裏的觀眾,有的在和過去告別、有的人終于和自己和解。正如馬東説:“永遠有人因為愛情困惑,能夠為情感有波折的人提供一點熟悉的瞬間,就是這類辯題最大的意義。”

  何況節目提供的視角不僅僅是愛情呢?在第七季中,更多具象化、生活化的辯題涌現出來,關于獨立女性的爭論以及討論“我的追星媽媽”,都讓我們輕易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位置,這樣代入感極強的辯論賽,更喚起了社會大眾對很多曾經不在意的“小事”的關注。陳銘為“背奶媽媽”發聲,讓人們關注到從未注意過的公共場所母嬰室;冉高鳴袒露自己的傷痕,説出父親缺位的遺憾童年,這段表現為他贏得了現場的投票,也收獲了上海婦聯關于育兒問題的發聲。這些看似瑣碎的辯題,在生活化的立場下,結合了辯手們多元又切實的觀點,將思考和實惠反饋到了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七年來,盡管表達方式一直在變,但節目聚焦社會現象、討論社會問題的思想內核卻從來沒變過,如果説幾年前那個討論各種前衛話題的《奇葩説》是破除刻板、歧視的先驅者,那麼如今這個指出獨立女性的“陷阱”、為女性發聲“松綁”的《奇葩説》便是站在每個時代參與者身邊的益友。

  一檔綜藝節目能洞見社會問題,看見社會變化,觀察到我們當代生活中的“社會病”,才能與觀眾共鳴共振。就像蔡康永説的,這檔節目一直在衝撞社會僵硬的邊界,它不會隨意評判任何一種聲音的錯對,會直指辯題背後的社會陷阱。《奇葩説》很少直接討論善惡人性,但是卻可以提供“過來人可以為年輕人準備好一切,年輕人只要準備好自己的直覺”這樣的誠懇建議。所以你能在“燈牌裏的媽媽”中看到女性應該為自己而活的觀點,更能在“已回未支付”裏認真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有了都市人的焦慮。笑過之後,還能留有思考的空間,不講道理,恰恰成了最好的道理。

  在這個碎片化的媒體時代,不被容納在“三分鐘”之內的深度報道已經開始漸漸式微,而《奇葩説》的出現,某種程度上也彌補了媒體深度報道在社會問題上的缺位,用“辯論”模式打開人們對社會問題的討論,用“爆笑金句”帶來社會微小改變的可能。(吳明妍)

【糾錯】 【責任編輯:楊瑩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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