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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片之魅:“一帶一路”電影的國家敘事
2020-08-13 08:50:14 來源: 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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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上海國際電影節都好比是一次短暫的光影之旅。在筆者心中,最值得悉心品味的有兩類:一類是“經典修復”電影。重溫老片,不是懷舊,而是發現;一類是“一帶一路”國家的電影。探索異域,不是獵奇,而是理解。尤其是後者,和歐美商業大片相比,往往呈現出別樣的“小片”氣質:小成本、小語種和小故事,卻是氣象萬千、色彩斑斕。

  “一帶一路”國家電影的展映是上海國際電影節的一面旗幡,帶有鮮明的海派特色。它為本地觀眾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視窗。“聚焦地球村”是筆者最為關注的展映單元,它的視野自由地伸向伊朗、印度、意大利、德國、泰國和印尼等廣袤的歐亞大陸腹地和邊緣,如同這些電影中所展現的那樣,這是一個相互聯係、多元復雜、渴望交流的世界。這些電影雖體量小,但意象龐大,它串起了不同的文明、神話和歷史,促進了國家之間跨文化溝通、傳播和合作,促使電影節走出傳統地域,成為輻射東西、聯結南北、具有真正全球影響力的電影盛會。

  在開篇時凝視地面,在結尾時仰望天空。這是墨西哥導演阿方索·卡隆在《羅馬》中的鏡頭語言,也是“一帶一路”國家影像表達的一個特點。從黎巴嫩的《何以為家》到新加坡的《熱帶雨》、從蒙古的《再別天堂》到伊朗的《夢中的城堡》等等,這些享譽上影節的小制作,來自不同地域,但創作美學的核心是根植自己所在的鄉土,緊扣時代衝突的命題,充滿對現實生活的觀照,飽含對人物命運的悲憫。在不約而同的現實主義中,本土和異鄉、現代和傳統、東方和西方、父權和女權等主題相互映照、交匯和離散。電影展開的是一幅幅絲綢古道上的風情畫:綿綿不盡的行旅,載著千年的鄉愁,懷著交流的渴望,步履不停。

  稀缺性:視角、場域和話語

  “一帶一路”電影的首要吸引力在于稀缺性。因為,除了電影節平臺,你很難在商業院線或是網絡上目睹其真容。每年上影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申報的電影多達近兩千部,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進入展映平臺。而且,相關的大部分國家的電影生産均以小成本制作為主,這些電影很少有機會進入商業市場和國際視野。

  在此背景下,上影節“一帶一路”電影展映對于全球的電影節而言,不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也是一個全新場域。按照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理論,每一個電影節都是一個“藝術場”,導演的作品必須在專家、同行和藝術機構的評定和認可中,獲得合法的藝術話語權。事實上,當下美國奧斯卡和歐洲三大電影節分別代表著電影商業化傾向和藝術化傾向,兩者共同構成了全球電影的主流評價場,也奠定了歐美電影的中心地位。上影節“一帶一路”電影展映的議程設置,改變了全球電影傳播的既有路徑,對于打破歐美電影的話語壟斷具有深遠意義。

  這幾年,上影節放映的伊朗新片就有10部之多。應該説,伊朗電影在西方電影節上習慣呈現的戰爭、移民、女性和兒童題材,只是一個側影。筆者近年來在上影節上看到的伊朗電影,意象更為豐富、靈動和真切。伊朗電影的“詩意現實主義”(導演阿巴斯語)風格,不僅僅是《一次別離》和《櫻桃的滋味》。他們的寫實主義天賦源自波斯民族的詩歌傳統、批判現實的政治運動和伊斯蘭宗教意識,三者調和而成。

  例如,伊朗電影擅長室內懸疑,聚焦日常“茶杯裏的風暴”,折射宏大社會現實。電影《闌尾》裏,扎麗去醫院挂急診做闌尾手術,因醫保卡過期,臨時和好友互換身份,引發了兩個家庭的危機,進而對親情和友情進行考問;電影《暗室》裏,以“幼童是否被性侵”為懸疑,鋪陳了德黑蘭城郊青年的經濟困境,不同階層之間的試探、防備和誤會,離經叛道者的情愛和婚戀。又如,伊朗電影暗藏寓言隱喻,比較癡迷“戲中戲”的架構。電影《推銷員》裏,圍繞妻子在浴室中被猥褻之謎,丈夫展開了對施害者的調查和報復,折射了當代伊朗社會在男權和宗教、傳統價值和世俗主義之間的撕裂和痛苦。電影《帽子戲法》裏,兩對青年情侶參加家庭派對,回家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駕車逃逸,惶惶中各懷心事,一邊看球賽直播,一邊引出負債、賭注和金錢等話題。再如,伊朗電影慣用黑色幽默,沒有非黑即白的善惡對立,大部分人物都是灰色的。今年上影節上首映的《650萬》,直面伊朗日益嚴重的吸毒問題,同樣以“困境”方式展開敘事,沒有要弘揚的正義。即便上了絞刑架,大毒梟也不是雙手沾血的惡魔,而是供一家子留學、移民的家長,所謂黑幫也就是幾個串通的鄰居。警察辦案和法官審判,也充滿同事之間的算計,警匪之間的講價和控辯方的鬥智。伊朗電影對黑暗的趣味並不在于狗血的團圓,更不是冷血的揭露,而是帶著體溫的探索,時常讓你進退兩難。

  多樣化:題材、類型和風格

  “一帶一路”國家電影的獨特魅力在于多樣性。3年前,據國內機構一項對沿線國家電影産量的統計,絲綢之路沿線印度、伊朗和韓國等11個主要國家的電影總票房近140億美元,佔全球電影票房35%以上,在世界電影版圖上佔據重要一席。

  亞洲電影是“一帶一路”國家中電影增長最快的,而且題材十分豐富。上影節上,我們不僅能看到日本、韓國、印度等傳統電影大國的商業類型片,也能看到土耳其、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國的小語種藝術電影,甚至還能一睹緬甸、柬埔寨、哈薩克斯坦和菲律賓等國的紀實性短片,題材涉及戰爭、宗教、歷史、神話、政治和民族等,故事涵蓋當下社會生活、經濟發展、文化衝突等方方面面。

  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國家電影保持著本土化的敘述風格,形成了各自的影像風格,其濃烈的民族文化特性、極具地域風情的影像書寫,以及類型化創作的美學呈現,在銀幕上構築了各自的“王國”。日本電影在上影節上擁有數量最多的粉絲群,擅長對小説、漫畫、劇集以及知名IP的電影改編和明星偶像的打造,涵蓋犯罪推理、校園愛情、冒險、熱血勵志等多種現代生活題材,成為引領亞洲流行文化的先鋒;韓國電影在商業類型片的挖掘方面極具民族特色,大到政治事件,小到街頭犯罪,都能用影像勾勒出一幅浮世繪,考問人性和社會;泰國電影日益受到全球關注的主要原因是本土化的成功,融合佛教文化具有民族色彩的恐怖片、汲取中國香港武打片經驗融合傳統泰拳特色的功夫片、不走悲情路線立足搞笑和溫情的愛情片,成為泰國電影的名片;印度電影對民族性的堅守,體現在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和嫻熟的敘事能力,他們的電影緊貼社會現實,主題大膽觸及時弊,擅長用好萊塢的戲劇手法,表現“大象之舞”。

  此外,還有保持著文學傳統,擅長把戲劇和哲學思想結合的俄羅斯—東歐電影;訴諸感官,在“混雜多元的和諧”主題下,用簡單視聽語言勾勒熱帶生活風貌和後殖民都市文化的東南亞電影;深受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影響,強調主觀真實、充滿實驗色彩的拉美國家電影;憑借質樸的情感和真誠的態度引起人們注意的中亞國家電影,等等。也許,電影帶來的驚喜和趣味就在于此,沒有電影工業,不會類型敘事,並不妨礙電影的全球傳播,小片所帶來的差異化的觀影體驗,是電影節最有價值的瞬間。

  以印度電影為例,如果沒有電影節,我們對它的感知,或許如同“盲人摸象”。印度的制片公司分為北印度和南印度兩套體係,而國內觀眾看到的大多是來自北印度的印地語電影。上影節上,我們有機會接觸到風姿迥異的南印度電影。《恐懼》故事講述一位退伍軍人被派往小村擔任水上郵差,負責給軍人家屬送補助金。二戰爆發後,隨戰事進展,他的身份從送錢之人變成了報喪之鳥,村民視之為瘟神。這是一部靜水深流的驚悚片,沒有任何槍炮聲,卻把戰爭的恐懼渲染至極,全片黑白攝影,在南印度水鄉的迷蒙霧色中,死亡通知書折成的紙船隨著漣漪久久回蕩。印度電影有41個語種,這是來自喀拉拉邦科欽的馬拉雅拉姆語版的電影,將“二戰”裝在郵包裏,如此詩意地表達反戰,足以讓人感嘆印度電影的復雜多元和深不可測。

  共通點:價值觀、情感和文化

  “一帶一路”電影的交流價值在于差異性。2015年以來,上影節相繼成立“一帶一路”電影節聯盟、設立“一帶一路”電影周,推出中外合拍片項目,促進了作品、人和資金在區域內的要素流動。電影交流走深走實,需要更多的“引進來”和“走出去”,需要更好地尊重文化差異,細分區域市場,促進溝通合作。

  上影節也是一面鏡子,折射全球電影文化的差異。來自對“一帶一路”國家電影的調研表明,不同區域對電影類型需求各不相同。功夫片在中東歐、西亞北非受歡迎程度最高,劇情片在東南亞最受喜愛,紀錄片在西亞和北非最受歡迎,恐怖片在東北亞相對受歡迎,喜劇片、宗教片在南亞最受歡迎。未來,中國電影的生産制作應該建立在對全球區域文化足夠理解的基礎之上,尋找各國文化之間的互通性,樹立全球化的傳播視野。

  電影節不僅展示作品和風貌,更重要的是分享思想。綜觀近年上影節,最受歡迎的電影都有一個特質:對家庭價值觀的認同。例如,獲金爵獎的伊朗電影《夢之城堡》,主題就是親情倫理,講述一個缺席3年的父親與子女重建親情的故事;在華首映的第一部黎巴嫩電影《何以為家》,聚焦戰亂下的貝魯特貧民窟,展示了12歲流浪男孩生而為人卻無以為家的荒誕境遇,表達了對家的夢想和愛的渴望;在滬首映的日本電影《小偷家族》同樣以底層視角,探討城市邊緣人群所建立的非血緣關係的家庭親情。從繁華的東亞都市到破敗的中東廢墟,“一帶一路”上,隨處可見的是對家的信仰的守護,包含著責任、親情和秩序的傳統倫理。

  電影的文化溝通不是依賴語言,而是靠情感。相較好萊塢的大片巨制,“一帶一路”電影以小為美,敘事手法內斂,情感呈現深沉,像小調一樣優美而悲傷。今年,伊朗電影《娜基貝》講述了身為虔誠教徒的六旬老太,為生活所迫,尋求進監獄養老,在實施犯罪行為前的種種徘徊,徘徊于信仰的內心衝突,這是源自宗教的情感。前年,哈薩克斯坦電影《光影守護者》講述了一位蘇聯士兵在二戰結束後成為電影放映師的故事,他常年在偏僻村落裏巡回放映電影,在當地人心目中,他就是英雄。這是來自工作的情感。土耳其電影《蝴蝶》,講述感情疏離的三兄妹為父親送葬踏上回鄉之路,在旅途中重拾童年記憶,重溫少年親情。這是來自童年的情感。這些小片之所以讓我們産生心靈共振,還是人性的相通和人類的共情。

  電影的合作也不止于作品本身,而是文化的共享。上海國際電影節定位“立足亞洲、關注華語、扶持新人”,我們看到,“一帶一路”國家中,文化上的同源同質是構建合作共同體的基礎。例如,同在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韓和東南亞國家電影,無論在生産端,還是傳播端,華語電影未來都大有可為。當年中國香港商業類型片已經做了走出去的示范。憑借這些優勢,中國內地電影應充分利用上述優勢更好地進行推廣,和更多的亞洲國家進行合作。

  今年上影節上,新加坡電影《熱帶雨》清新雋永,代表了華語電影在馬來半島的新高度,導演陳哲藝對跨文化題材的詮釋功力深厚。愛武俠卻失語的老人,華文差卻喜歡成龍的少年,教母語卻無法懷孕的女教師,幾場戲就將文化的困境和傳承主題糅進了觀眾心裏。雨水和榴梿分別隱喻欲望之潮和禁忌之戀,父親角色的缺位,寓意文化斷裂。一部標準意義的南國小片,一個普通的女性視角,將新加坡社會存在的華文教育缺失、女性身份認同、中年婚姻危機等問題用細膩的鏡頭語言娓娓道來。應該説,以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為代表的東南亞華語電影浮出水面,並非偶然。過去,在國際電影節上,華語電影一度是以展現西方想象中的東方來獲得世界認可,如今,西方要更多借東方的眼睛審視自我。文化上的開放、包容和自信,讓電影成為溝通名片,讓各個國家的觀眾走向彼此,互相理解。

【糾錯】 責任編輯: 張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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