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誌與文學研究》，鄭利峰著，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談到地誌，我不由地想起30多年前在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習的時候，李景白先生給我們開設“孟浩然研究”課程的情景。其時先生正在校注《孟浩然詩集》（先生的《孟浩然詩集校注》，1988年由巴蜀書社出版），給我們上課，主要就是講他校注和研究孟詩的成果。記得我們上課是每週一次，就在先生家中。先生住在一樓，住房不大，客廳兼書房。每次到先生家中，先生都預先在書桌上擺好了講課要用的各種書籍，先生坐在書桌前的藤椅上，娓娓而談，不時將書桌上的書籍隨手拿來，讓圍坐一旁的我們翻閱。講課的內容，從《孟浩然詩集》版本的選擇、諸本的對校、異文的處理、典故、史實出處的探尋，到作品的辨析、編年、寫作背景、賞鑒和評價等，無不涉及。實際上，先生是以孟浩然為例，給我們講授應該怎樣來研究一位中國古代的文學家及其作品。從先生的講授中，我們初窺作家作品研究的門徑。

孟浩然雖然一生都未進入仕途，是盛唐時期少數布衣終身的著名詩人之一，但他一生的足跡卻遍及南北。他年輕時就曾漫游江湘，著名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彭蠡湖中望廬山》《夜渡湘水》等詩歌，都是這一時期寫的。開元中他赴京應進士科舉，有《歲暮歸南山》《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夕次蔡陽館》等詩作。回到襄陽後不久，又有數年的吳越漫游，寫下了《揚子津望京口》《早發魚浦潭》《經七里灘》《宿桐廬江寄廣陵舊游》《宿建德江》《尋天台山》《耶溪泛舟》《歲暮海上作》《越中送張少府歸秦中》《晚泊潯陽望香爐峰》等名篇佳作。因此，先生在給這些詩歌作注時，就特別注意引據各種地誌，以盡可能地再現孟浩然詩歌創作的實地情境。像《尚書·禹貢》《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元和郡縣誌》、兩《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方輿勝覽》《輿地廣記》《嘉慶重修一統志》和許多地方志等，都多有引錄。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開始稍留意地誌。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承接台灣三民書局《水經注譯注》的工作（惜因其它工作任務太多，後推薦“酈學”專家陳橋驛先生承擔此書的注譯工作），便不能與此無關。後來又想對宋代地誌與文學的關係作些研究，亦未果。今對此一課題持續進行研究並取得顯著成果者，鄭利峰博士也。

利峰博士的研究，是從對宋代地誌的文獻研究開始的。宋代地誌的編纂十分興盛，可以説是繼魏晉南北朝以來，地誌撰寫的又一個發展高峰。利峰博士對宋代地理總志、地方志和專志纂修的年代、區域、種類、趨勢等有整體的把握，而在宋代地誌的刊刻流傳和版本系統等方面，用功尤多，梳理深入細緻，收穫也就多。比如他對《太平寰宇記》版本的兩條傳承路線的揭示、對《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吳郡志》和《景定建康志》等地誌版本承傳關係的考察等，都補充了前人研究的不足。

宋代地誌編纂興盛，文學創作繁榮，二者互相影響，地誌往往具有文學特徵，而文學亦染上地域色彩。利峰博士於此亦用力很多。他指出宋代地誌具有文學和學術的雙重特徵。宋代地誌的作者多用敘事、抒情等文學之法撰寫地誌，描繪出山川的秀麗壯美，抒發了對陵陸變遷的感慨，至有純粹以賦的形式撰寫地誌者（如王十朋《會稽三賦》），而其中考索地名、補證地誌記載等，使這些地誌又帶有明顯的學術特徵。他又指出范成大詩歌創作中具有寫實的傾向和地域色彩，其足跡所至，凡自然景物、名勝古跡和風土人情等，無不入詩，其詩歌與《攬轡錄》《驂鸞錄》和《吳船錄》等相互補充，相輔相成，完整展現了其所記之地自然和人文的地理環境以及他本人的精神世界。這些論述，都平正通達，切實有據，足資參考。至於宋代地誌中大量收錄的文學作品，或詩或文，多具有重要的文學文獻價值，利峰博士也爬梳輯錄，所獲亦頗多。

宋代地誌內容豐富，可挖掘的餘地大，不僅可從文獻學、文學、史學等視角進行研究，而且還可從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作綜合探討；不僅可在領域上拓展，在宏觀上把握，而且還可在某些方面深耕細作。利峰博士的宋代地誌與文學的研究，也計劃在目前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疆域，擴大視野，更新觀念，進行綜合研究。利峰為人淳樸篤實，有一種咬定青山不放鬆的精神，若能進而放開眼界，不斷攀登，假以時日，當能取得更大成績，是無疑的。

是為序。（作者鞏本棟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