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的修志故事》 譚烈飛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史研究專著《北京，我的修志故事》，一經發行便受到北京史學界和方志編纂者、使用者的熱切關注，並相互傳遞信息給以推崇。為什麼會有如此反響？奧妙在“坐‘冷板凳’，産生了熱效應”。
此書作者譚烈飛，從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不久便投身於被稱為“坐冷板凳”的志書編纂工作，埋頭於清冷的故紙堆、資料叢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尋尋覓覓，孜孜不倦，默默耕耘，土裏淘金，一幹就到退休。作者曾言：修志工作中的“歡愉和痛苦、驚訝和思索，也有無奈，這能有幾人知？”結果是，他坐在“冷板凳”上陸續主編、指導、編纂、參與寫作和審定了志書近300部，還推出了“副産品”論文近百篇、專著5部。退休後，他雖然卸下了特定工作任務的擔子，但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不僅沒有消退，反而“變本加厲”，樂此不疲，在原有學業的基礎上，奮力向史志領域縱深推進，研究成果除一批論文發表於報刊外，又挖掘腹中存有的方志知識的部分精華，凝聚新的知識，針對社會需求，創寫了這部“修志故事”。
説這部專著是北京史研究的閃光之作，首先是它的內容精湛，從多視角展現出北京歷史文化的深厚底蘊。不僅有人們應當知曉的基礎知識的精華所在，也有人們希望以至渴求了解的諸多問題的解析。比如，了解北京最基礎的知識。類似對北京可考的歷史原點——70萬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由此引出北京的人類生存史；標誌北京文明發展節點的城市——燕與薊，由此引出北京的3000年建城史；北京向全國政治中心過渡的遼南京和金中都，由此引出北京800年建都史，以後有了舉世聞名的元大都，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從部落、到城市、到都市、到國家政治中心的敘述，以極其簡約的篇幅，呈現出北京歷史的主體、主幹的脈絡。又如，對北京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熱點事物的解析。類似北京中軸線對稱格局的繼承和創新，對天安門廣場的記述，大運河對北京的影響，長安街建設的故事，對北京歷史名園特點的認識，北京歷史上的水災記錄，北京舊時防疫抗疫等。再如，對北京一些未解之謎的展示或破解：為什麼盧溝橋獅子數不清，古崖居探謎，天壇的神奇聲音，元大都是哪吒城嗎，佛香閣是依原樣重建的嗎，紫禁城真的不會積水嗎，北平電車廠特大縱火案破了嗎，曹雪芹故居紀念館為什麼籌建了20年……此外，對一些歷史研究者們不很關注，實則是城市文明發展中的標誌性建設和重大事件，諸如北京廁所的變遷，四合院與紫禁城是什麼關係，密雲水庫這盆清水如何保護下來……
其次是專著使用的資料豐富、翔實、精準，其中多數資料是在志書編纂時反復推敲印證過的。志書是資料性文獻，求真存實是其生死標準，因此這部專著所引用的大量資料有很高可信度，經過作者認真調查研究、多方核實和精心選擇的。有一些還是作者在編書實踐中留存下來的日記記錄。這些記事，經過歷史沉澱，多年後已成為製成各類文化産品的寶貴的稀缺資源。這種逐日隨手記事的良好習慣，實際上是為“冷板凳”儲存熱能，更是高質量、高效率修志的一條捷徑。此外，對志書中因種種原因失誤的內容，只要發現，便應及時糾正。如果已入志成書，難以在原書中修改，也要爭取在志補中説明。比如，頤和園萬壽山的佛香閣，被英法聯軍燒燬後，是否按原樣重建的？北京史志專家多認為，現存建築保持了毀前的建築風格特點，2004年出版的《北京志·世界遺産卷·頤和園志》也按這種説法進行了記述。但2016年，作者在愛丁堡大學圖書館發現了一批由英法聯軍攝影師拍攝的焚燬前的清漪園照片，對照現存佛香閣外形，差距很大。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作者重新查找了原始檔案，發現重建的佛香閣和乾隆時期初建、修至八層而坍圮的延壽塔相似，從而大膽進行推論，所謂“按原樣重新建造”，“原樣”並非燒燬前的佛香閣，很可能是修而未成的延壽塔。這個推論是否能成定論，還需學界深入論證，但所依據的資料是值得重視的。
再次是專著在展示方志文化中，透射併發揚了難能可貴的修志人品格和淡泊名利、甘於寂寞、鍥而不捨、一絲不茍的修志精神。諸如，參與新編《昌平州志》的麻兆慶，志書刊成後，他認為“訛誤頗多”，重新考沿革、正紕繆、辨河渠、記金石，實地考察，去偽存真，歷時十年修成《昌平外志》。他説：“外志非敢故於新志立異也，惟生於斯土者實事求是焉。”北平解放初發生的電車廠特大火災事故，普遍認為是一起特務縱火大案。但在北京首輪《公共交通志》和《公安志》中的記述用語卻是“修造廠發生火災”，沒有用“縱火”一詞，因此受到了一些質疑。面對壓力，志書編纂者未被輿論所裹挾，志稿最終未作改動。原因何在？就是編纂者在檔案資料和調查研究中始終未找到破案證據，難以認定為“縱火”，只能以一般性火災事故如實記述。《中關村科技園區志》等志書的編纂，也曾受到是否尊重事實、對歷史負責的壓力，最後實現了如實記錄和保存歷史原貌的目標。
這部專著的精彩之處，不僅是內容精湛、資料翔實，透射出可貴的精氣神，而且在表現形式上，將志書、史書、散文的寫作方法各取其特、其長，融為一體，別有風味。志書是資料性著述，追求的是真實可靠，盡可能展現事物原貌，一般使用的是記述方法，“述而不論”。史書是論述歷史發展脈絡的著述，追求的是事物發生、發展、終結的動因，盡可能展現事物發展的規律性，一般使用論述的方法，有議論，有結論。志書與史書，不論內容的記述還是論述，在文字表述上都追求嚴謹、清晰、精準，不為情感所左右，不使用烘托、誇張式詞語。散文是對客觀事物有感而發的作品，追求的是對事物的創新性認識和優美的表述，內容有實有虛，虛實配合。《北京，我的修志故事》對志書、史書、散文的寫法，融會貫通式吸收。著述的大結構是把內容分為四類：北京的起點、疑問、熱點、神奇，每一類均有引言，汲取了志書“物以類聚，類為一志”等寫法，都是感情充沛、文字優美的散文。“故事”分兩種：一種是作者從《北京志》中提取的以北京歷史的基點、亮點、疑點為主的故事，另一種是作者從事地方志工作中經歷的志書編纂故事。這些故事多使用志書資料的記述並使之細化、深化、通俗化，加上史書要求的論述，使之兼具理論性、規律性、啟示性。（段柄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