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資料圖片）
20世紀80年代，史鐵生回到陜北探訪。（資料圖片）
散文《我與地壇》首發於《上海文學》1991年1月號。（資料圖片）
隨着時間的推移，作家史鐵生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似乎越來越具有感召力。對於很多讀者來説，閱讀史鐵生就是在親近人文精神、探尋文學真諦、接受精神洗禮。為何有那麼多人一直傾心於閱讀史鐵生？我想，這主要是因為他一貫堅持自由、真誠、純粹的心魂寫作。
“為生存尋找更美的理由”：把生存這件事想深想透
史鐵生1951年出生於北京，自小聰慧。中學就讀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在這所優秀學生雲集的學校，他依然是佼佼者，不僅文理兼修，還有不少特長。1967年中學畢業，兩年後自願到陜北農村插隊。艱苦的插隊生活使他少年時曾有過的脊髓病症再度發作。插隊期間，兩度回京治病，但病情嚴重，最終癱瘓。此時史鐵生剛滿21歲。
殘疾讓生活陷入困境，只好在一家街道工廠做點小工謀生。勞作之餘，他開始嘗試寫作。史鐵生多次寫道：“寫作為生是一件被逼無奈的事。”假若不是因為殘疾，他大概不會走上寫作這條路。儘管寫作是無奈的選擇，但自1978年初登文壇，史鐵生就顯露出不俗的創作才華。《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奶奶的星星》連續兩年獲得全國短篇小説獎，則是其創作才華的證明。
史鐵生早期的創作主要還是對文學傳統的繼承，同時也體現出對當時文學潮流的追隨。比如他在這一時期發表的多篇小説，就有當時“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這兩股文學潮流的深刻烙印。不過，隨着寫作實踐和思考的深入，史鐵生對文學有了新的認識，擺脫了一個文學“追逐者”的姿態，慢慢成長為一個有着自己獨特個性、具備自由精神的創造者。在《答自己問》等作品中，史鐵生寫到，寫作對於他，先是為了謀生，接着是為了價值實現，後才看見了生命的荒誕，這時他逐漸領悟到寫作的真正意義所在，“寫作就是要為生存找一個至一萬個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個生物過程，更是一個充實、旺盛、快樂和鎮靜的精神過程”。他意識到，活着不是為了寫作，寫作是為了活着，寫作不只是謀生的手段，説到底是對生命意義的詢問，對生命困境的思索，是要“以尋找以創造去實現人生”。他感嘆寫作之於他，最終成為一種信仰，也是命運。
史鐵生將文學分為三種類型：純文學、嚴肅文學、通俗文學。嚴肅文學側重於社會、政治、階級層面，通俗文學主要為人的娛樂需要而産生，純文學則面對着人本的困境，“譬如對死亡的默想、對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慾望和實現慾望的能力之間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終歸要毀滅那麼人的掙扎奮鬥意義何在等等，這些都是與生俱來的問題……在探索一條屬於全人類的路”。史鐵生認為三種文學各有價值，各有存在的必要。但顯然他更看重的是純文學，而他所堅持的也正是純文學之路。他將人本的困境看作寫作的起點，也是維繫寫作激情的源泉。在他看來，寫作就在於看出了生活的荒誕、生命的困境，而力圖“為生存尋找更美的理由”，只有將生存這件事想深想透了，才能更好地活着，也才能更好地寫作。
“心魂”“務虛”“真誠”：思想型寫作的關鍵詞
史鐵生的寫作由對傳統的靠近、對生活的探尋，而逐漸走向對自我心魂的追問。他指出：“缺乏對心魂的關注，不僅限制了中國的藝術，也限制着中國人心魂的伸展。”文學應該超越所謂的“真實”，即表面的現實，或常規的生活，向更為廣闊、更為深邃的思想和精神領域進發。“所有的實際之真，以及所謂的普遍的情感，都不是寫作應該止步的地方。”寫作不只是對外在世界的觀察和描摹，而是“鮮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問路”，是在“寫作之夜”“向着心靈的探險”。寫作者所要做的是回歸心魂的“聆聽和跟隨”。只有這樣，寫作才能獲得一片無窮無盡的自由天地。
對寫作自由的追求，讓史鐵生不喜歡“文學”這個詞，也不接受“文學家”的稱謂，而只認為自己是一個寫作者。他説：“文學這個詞並不美妙，並不恰切，不如是寫作，不如是傾訴和傾聽……是天地間最自由的一片思緒。”他還説：“説到底，文學（和藝術）是一種自由，自由的思想，自由的靈魂。”他認為文學和其他藝術一樣，應該是自由而真誠的，但在現實中，“文學”二字喻示着規則和標準，因此埋藏下一種危險，即取消個人的自由，限定探索的形式與範圍。自由不在，真誠也就難求。史鐵生認為，只有給予寫作充分的自由，寫作才能承擔起心魂深處有關生命那麼多本源性的主題。
“心魂”“務虛”“真誠”，是史鐵生文學觀念的核心，也是他中後期思想型寫作的關鍵詞。他的寫作日漸脫離了一般意義上文學創作的陳規陋習。對他來説，只要能表達自己的思想，任何方式、文體和語言，都是自然而然，是在回歸心魂的“聆聽和跟隨”中自然流淌而出的。史鐵生的創新主要體現在文體的創新。他認同“形式即內容”“有意味的形式”之説，反對“形式即容器”觀念。他認為，文學或藝術的形式，來自人與外部世界相處的形式，以什麼樣的形式與世界相處，就能創造出什麼樣的藝術形式。當感到人與世界融為一體、天人合一，存在乃是主客體的共同參與時，也就看到了“形式即內容”。從1987年的中篇小説《禮拜日》開始，史鐵生的絕大部分作品就以超越文體的創作，真正踐行了“形式即內容”的理論。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説《務虛筆記》最為鮮明地體現出了形式上的巨大突破。
史鐵生在文體上的超越曾經造成評論的困難，也帶來閱讀就像猜謎的感受。不過20世紀90年代初，有評論者就由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復調”理論找到了進入史鐵生作品的門徑。昆德拉認為，小説的使命是對存在的探詢，敘事只是探詢的方式之一，它還可以發動其他的方式。昆德拉的大多數作品都打破了文體的界限，但不管文體多麼複雜，都是為了完成同一個主題，即對存在的揭示。史鐵生確實同昆德拉很像，既是先鋒的，又是傳統的。先鋒表現在形式的創新，傳統則在於他們對形式的共同認知：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創新只是為了更好地表達存在的主題。同昆德拉一樣，史鐵生的形式創新並非單純的形式革命，其意義更是精神層面的。
“愛的弘揚是唯一的拯救之路”：愛成就永恒、消除隔閡、抵抗孤獨
21歲突然殘疾，戀愛、求職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讓史鐵生飽受歧視之苦。隨後幾年，疼愛他的奶奶和母親又相繼離世。巨大的不幸，讓他墜入深淵。早期的史鐵生內心極為痛苦、孤獨。以《沒有太陽的角落》為代表的早期作品是他這一時期生命的寫照。這些作品多以殘疾人為主人公，格調低沉。但生命中的親情、友情與愛情給予他心靈的滋養和精神的慰藉，使他不至於在苦難中沉淪。而隨着寫作、思考的深入，他對生命有了深刻認識。他意識到，他的苦難不是外在社會的或人的原因造成的。他開始跳出個人的苦難看到了普遍的生命困境，由個人的殘缺看到了普遍的人性的殘缺。史鐵生認為，命運的無常、死亡的必然和本質的孤獨，是人的三大困境，或者説是生而為人的宿命。早期作品中，史鐵生充滿了對生命意義的迷惘，生命“好像不過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存在”。
但在《命若琴弦》《好運設計》等中後期作品中，他則力圖在虛無中重建生命的意義。他引導我們將目光從目的、結果轉向過程，指出生命的意義不在目的，而在過程，或者説過程就是目的。生命的意義在於能夠創造過程的美好與精彩。他進一步指出，在有限或永恒的生命歷程中，唯有愛才是最終的超越之路，唯有愛才能賦予生命以真正的意義。愛成就永恒、消除隔閡、抵抗孤獨。在《病隙碎筆》等作品有關信仰的諸多探討中，史鐵生也尤為強調愛的價值。
人們之所以熱愛史鐵生，除了其深邃的思想，或許更在於其作品中流淌着的溫情與愛。《秋天的懷念》《合歡樹》裏的媽媽、《奶奶的星星》裏的奶奶、《我的遙遠的清平灣》貧瘠山溝裏白老漢等樸實善良的人們，喚起了讀者內心深刻而長久的感動；散文名篇《我與地壇》在對苦難命運的書寫中所流露出的平和、溫情和透徹，有着直擊人心的情感力量；而在以《病隙碎筆》、兩部長篇小説《務虛筆記》《我的丁一之旅》為代表的思想型寫作中，“愛”也是最重要的主題。
“愛的弘揚是唯一的拯救之路”，寫作就是“要在不解的疑難中開出一條善美之路”，這是史鐵生最為重要的領悟，也是留給我們的最為深刻的啟示。
“愛”不僅是史鐵生貫穿始終的寫作主題，而且是其人格的真實底色。他對愛的敏於感受、樂於付出，他的慈悲、超脫的人格形象，讓人內心溫暖並得到莫大鼓舞。而在生命的終點，深度昏迷的他以超強的毅力維持有力的心跳，只為順利完成遺體捐贈，則是他對這個世界最後的愛的表達。
史鐵生寬厚、溫暖的人格形象長留在人們心中，其自由真誠、回歸心魂的寫作則持續提醒着我們文學精神的標高所在。他的深刻和超越，使得他的寫作具有了世界性，也使得他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界一個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存在。寫作就是“要在不解的疑難中開出一條善美之路”，如指路明燈，將長久閃耀在文學的上空。（作者：顧林，係中國社科院文藝學博士，供職於魯東大學，著有《救贖的可能——走近史鐵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