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社團在冠名上具有迷惑性，在業務上頻頻蹭熱點，在具體運作上狐假虎威、招搖撞騙，讓公眾和企業難辨真假
最近，有關“山寨組織”的報道引發關注。一則消息是跨國食品巨頭雀巢公司強硬回擊“下架通知”，並向有關部門舉報曾發出“下架通知”的中國商業經濟學會母嬰産業委員會。另一則消息是民政部公布2021年第一批共計10家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名單，提醒公眾謹防上當受騙。“山寨組織”再次進入輿論視野。
雀巢公司敢于強硬回擊中國商業經濟學會母嬰産業委員會，除了對自家産品品質安全有信心外，還在于後者的做法有違法律規定。目前後者已刪除“下架通知”，而中國商業經濟學會也發聲明指出，“中國商業經濟學會母嬰産業委員會”並非該會相關機構，這暴露出該母嬰産業委員會似乎屬于山寨社團。
這一事件説明，即便近年來山寨社團被大力整治，但仍有部分僥倖存活或者頂風逆行。其雖然沒有合法身份，但照樣能打著合法社團的名義從事各種活動；雖然沒有法律授權，卻“自我授權”公開幹擾企業經營活動。如此看來，難道説近幾年對山寨社團的治理效果有限？
2018年以來，不僅民政部社會組織管理局多批次公布了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名單，而且一些地方民政部門也公布了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名單，或取締非法社會組織。比如北京市民政局日前對“中國藝術發展研究會”“中國傳統藝術交流協會”等非法社會組織予以集中取締。2020年以來，僅北京市就取締了55家。
顯然，民政部門曝光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名單，對公眾和企業有提醒作用，可打壓這類組織的生存空間。而依據《取締非法民間組織暫行辦法》，對經調查認定的非法民間組織，民政部門應當依法取締，宣布其為非法，並予以公告；依法沒收其非法財物全部上繳國庫；應收繳其印章、標識、資料、財務憑證等，該登記的登記，該銷毀的銷毀。
可以説，無論是曝光還是取締，都會産生一定的治理效應和治理效果。但值得深思的是，在有關部門多次採取曝光和取締行動後，為何還有山寨社團大膽活動？是這類組織心存僥倖還是治理力度不夠？如果在曝光取締的同時，還有一些山寨社團繼續冒出，又有什麼方式能徹底杜絕山寨社團？
無疑，治理山寨社團的主要武器是法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等法律法規，是有關部門調查、曝光、認定、取締的依據。可以説這些法律制度在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當這類組織變成“打不死的小強”，還需要法律發揮更大作用。
筆者以為，應該根據山寨社團的特點來完善治理的法治體係。首先，以制度提升公眾的識別能力和舉報積極性。這類組織之所以存在，原因之一就是其往往冠以“中國”“中華”“世界”“國際”等名頭，在冠名上具有迷惑性，在業務上頻頻蹭熱點，在具體運作上狐假虎威、招搖撞騙，讓公眾和企業難辨真假。如果通過宣傳提升公眾的認知能力，讓公眾很容易識別出這類組織，並願意舉報，那麼不僅會讓這類組織失去市場，而且會為治理提供線索。
其次，用制度激活山寨社團冒充對象的維權活力。這類非法組織一般在冠名等方面，與國內合法登記的全國性社團名稱相近甚至相同，其非法經營活動會影響合法社團的聲譽，但一些被山寨的合法組織維權意識不強，沒有採取舉報、起訴等維權行動，這需要法律調動合法社團維權的自覺性、積極性。
另外，執法環節要嚴厲懲處山寨社團的違法行為。盡管《取締非法民間組織暫行辦法》有相應處罰措施，但事實説明震懾力仍然不足。如果把一些山寨組織的非法經營行為認定為詐騙，處以刑罰，那麼效果會大不一樣。如果對這類組織的實際負責人採取從業禁止、聯合懲戒等措施，相信也會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
坦率講，目前受民政部門監管力量所限，對山寨社團只能是發現一批曝光一批，認定一批取締一批。那麼，在此基礎上，能否調動多部門聯合開展專項治理，能否以完善法律建立長效治理機制，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馮海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