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遼寧瀋陽一位9歲男生趙某在上廁所時，被高年級同學罰跪磕頭。其母鄭女士稱，被罰跪磕頭導致兒子重度抑鬱，但教育局認為此事不構成校園欺淩。鄭女士希望給孩子換個環境，轉去別的地方學習，則被校方拒絕。
犯了什麼不可饒恕的錯需要罰跪磕頭？回到事發場景，趙某、梁某、王某3名三年級學生11點半左右解手，“校園小主人”姜某認為他們在衛生間説話了，屬于“高聲喧嘩”，會影響老師休息，對3人長時間罰站，還要求挨個跪下磕頭認罪。趙某認為自己並沒有説話表示不服，被姜某踢了一腳，強行按著頭跪在地上磕頭。次日，其他兩個被罰跪的學生正常上課，覺得受到“奇恥大辱”的趙某則拒絕回學校。
正如家長反饋的那樣，“不構成校園欺淩”值得商榷。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校園欺淩也叫學生欺淩，是指發生在學生之間，一方蓄意或者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壓、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傷害、財産損失或者精神損害的行為。從常理常情上看，磕頭下跪有辱尊嚴，符合“實施侮辱”；從客觀結果看，醫院確診“重度抑鬱症”，符合“造成精神損害”。二者結合不難作出判斷。
《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學校應當建立學生欺淩防控工作制度，對教職員工、學生等開展防治學生欺淩的教育和培訓。因此，學校對學生欺淩行為應當立即制止，並進行公正的認定和處理。如果學校一開始就對涉事雙方進行有效調解，引導姜某認識到行為不當之處，真誠向趙某道歉，事情就不會發酵成現在的局面，這本就是學校義不容辭的責任。
除此之外，更值得思考的是所謂“校園小主人”的管理方式。據悉，該校選拔一些學生，由學生擔任“小主人”，負責在校園走廊、廁所等地方主抓學生紀律。因而，“小主人”具有學生幹部管理性質，姜某將“説話”認定成“高聲喧嘩”，就反映了學生幹部和普通學生之間不對等關係。“校園小主人”動輒如此懲罰同學，值得反思。
不對等的關係，很容易帶來不對等的相處模式。一方面，據校方監控視頻，衛生間發生欺淩期間，曾有多名學生出入衛生間，但他們卻都選擇視而不見，這種“明哲保身”的默契，是不是反映了對權力的屈從？另一方面，假如這位“小主人”真冤枉了趙某，是否反映了某種學生幹部異化呢？這何嘗不是學校教育的失敗呢？
更為嚴重的後果是“以暴制暴”，曾經的受欺淩者滿足一定條件後，“升級”為欺淩他人者，不斷制造新的受欺淩者，形成惡性迴圈。姜某媽媽的説法印證了這一點，姜某以前在學校也被罰過跪，現在變成了實施欺淩的人。斬斷惡的傳遞，首先要讓學生和家長認識到欺淩不等于“孩子過家家”，“被欺淩—欺淩他人”不是每個學生的必經階段。這不是孩子之間“玩玩而已”的“小事”。（楊 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