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術正在深度改變我們的生活，技術應用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也正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2020年上半年，我們見識了科技戰疫的不小成就，“興奮曲線”上揚；下半年，過度搜集數據、深度偽造、人臉識別數據濫用、大數據殺熟等負面問題，又加劇了人們對“技術作惡”的憂慮，“焦慮曲線”翹尾。這種“喜憂曲線交叉”，反映了人類歷史上技術與社會之間持久的張力。近來，這種張力更加凸顯。
當前，我們的技術應用場景是豐富的，卻也是有選擇性的。各類企業生産並提供數以千計的與抗疫相關的人工智慧産品與服務，但多集中于智能識別（溫測）、智能醫療係統、智能機器人（含無人機）、應急調度和線上辦公平臺等偏工具品類，眼下需求更為迫切的“適老化”産品與服務卻面臨研發和供應不足。“社會標簽”與“社會情境”的缺失，不僅會導致科技産品同質化嚴重，讓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變形為社會工程學，更有可能因為在性別、宗教、民族、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偏差理解和操作，造成嚴重的社會後果，增加人們對新技術的“恐懼”。
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要加強平臺企業外部治理，即健全數字規則，提升監管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強平臺企業自我治理，科技公司和技術開發者們需要將更多的社會情境寫進代碼裏，將人文態度寫進代碼裏。從根本上來説，就是要鼓勵科技創新和社會創新“齊頭並進”，鼓勵創造出更多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科技産品與服務。這類産品與服務不僅具有社會價值，而且因其是對社會痛點的回應與滿足，也大多具有重大的經濟價值；不僅能促進商業模式的創新，而且能得到來自社會多個群體的反饋，從而實現對科技創新的反哺。
科技創新與社會創新如何實現“齊頭並進”？亟須夯實4個基礎。一是夯實設施基礎。這種設施既包括硬體設施，還包括開放共用的數據平臺等這類“軟設施”。尤其是涉及社會場景和公共意義的數據，要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有序開放。如此，既能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監督權，也能為交叉學科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數據支撐，還可為更多的社會科學從業者、實務工作者提供從源頭上參與數據生産及演算法改進的機會。
二是夯實社會基礎。創造更多科技創新與社會創新“共同在場”的場景和平臺，在內容治理上引入社會幹預；在共同治理的環節，賦能各種社群成為促進科技進步的行動者和監督者，讓更多人從科技創新中真正獲益。如果科技進步越來越快，人們的工作機會卻越來越少，工作時間趨長，工作條件趨差，這就偏離了我們的設想和初衷。
三是夯實心態基礎。人們對于科技與社會的關係，興奮和焦慮並存是常態，但要竭力避免“過度興奮”和“過度焦慮”。這需要加大科學知識普及力度，為公眾提供高品質的科學傳播內容，消除部分人對科技的偏見和恐慌，增強人們對技術進步的預期和認同，讓被新技術遺忘和冷落的人暖心。由此，技術開發者隊伍要來一場“結構性改革”，培養並吸納更多內容創作人才，讓科技産品在內容上更具傳播力和社會想像力。
四是夯實人才基礎。被聚焦和討論的一些由技術應用引發的所謂“惡”，有的受資本力量的影響，與技術本身並無直接關係；有的則是開發者“無心之失”。因此，有必要通過多元化的人才賦能方式，化解技術應用帶來的社會風險，克服可能的技術缺陷。技術開發者也應在知識結構上作出改變，增加自身的人文底蘊和社科常識。時代呼喚更多能同時扛起社會創新和科技創新的人才。（作者：呂鵬，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