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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保障司法官對“誰能鬧誰有理”説不
2020-09-05 08:45:54 來源: 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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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正當防衛案件近年來廣受社會關注。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正式公布。這份指導性文件對準確把握正當防衛的起因、時間、對象條件等提出了十方面規則。媒體普遍認為,這將有助于切實矯正“誰能鬧誰有理”“誰死傷誰有理”的錯誤傾向,堅決捍衛“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法治精神。

  需明確的是,“意見”並非一紙新法,而只是一份“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解釋性文件。這裏的“依法”,指的仍是現行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早在1979年,正當防衛制度就已寫入刑法。到1997年刑法大修,正當防衛制度在立法上有了重大調整。最引人注目的修改,是防衛過當的認定,從過去的 “超過必要限度”,改成了 “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不應有的損害”也改為了“重大損害”。不僅如此,1997年刑法大修還特意增加一款:“對正在進行的行兇、殺人、搶劫、強姦、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這被稱為正當防衛制度中的“無限防衛權”。

  在現行法上,對正當防衛的認定標準其實是相對明確的。即正當防衛所針對的必須是不法侵害;必須是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正當防衛的防衛對象應為不法侵害人;正當防衛不能超越一定限度。但這些抽象的概括,聽起來擁有無懈可擊的正確,一旦進入具體的個案卻常常陷入“法到用時方恨少”的尷尬。比如,如何準確判斷不法侵害“正在進行”?

  比如前不久發生在湖南省永州市的“男生踹傷逃跑猥褻男遭刑拘”事件,在公共輿論場上就引發了激烈爭議。多數網友從情理上認為,踹傷逃跑猥褻男是正義之舉;也有一些論者認為,該男子猥褻行為已結束,“踹傷”是在雙方查看監控之後、在沒有“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時發生的,因此不構成正當防衛。

  類似這樣的爭議個案,近年來網絡輿論場上間或有之。抽象的法律條文,遇上鮮活的個案,原本看上去“明確”的認定標準,也常變得模糊。尤其是對我們這樣一個地區差異懸殊的制定法國家來説,法律解釋和個案指導更為重要。對于正當防衛的時間,這次“意見”就有進一步的明確:“對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經開始或者結束,應當立足防衛人在防衛時所處情境,按照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斷,不能苛求防衛人。”

  “情理”被規范性文件引入,作為司法判斷的標準,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其實,從可操作性上來觀察,“立足防衛人在防衛時所處情境”和“按照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未必比之前的標準更明晰。“意見”甚至還産生了新的“解釋”需求,如什麼才是“一般認知”,怎樣才算“合乎情理”?在筆者看來,與其説“意見”使相關標準更具體了,不如説“意見”更多是在傳遞一種司法價值觀:即鼓勵更多對防衛權的合理利用,不再讓正當防衛可望而難以企及,以達到懲惡揚善、維護正義的目的。

  而要達成這一目標,個案的具體執法者和司法人員,才是關鍵。為什麼會有“誰能鬧誰有理”“誰死傷誰有理”的錯誤傾向?是立法的空白嗎?還是解釋的不足?都不是,或至少這些不是主要原因。這些錯誤傾向更多來自執法和司法中的“潛規則”——“會鬧的孩子有糖吃”。其實“誰死傷誰有理”的本質也是 “誰能鬧誰有理”。司法實務中,雖有死傷但當事人或家屬不鬧不訪,恐怕也難得到突破法律規定的“糖”吃。

  司法人員為何明知“誰能鬧誰有理”是錯誤的,還要故意為之?更多時候這是作為人的司法者在處理案件過程中,受到了來自案外因素的幹擾。比如,為片面追求息訟息訪,而選擇“花錢買穩定”。這樣的個案處置比“指導意見”更易指導行為人的選擇,從而引發更多當事人效倣。要維護良善,鼓勵正當防衛,我們的確太渴望“意見”這樣一份具有鮮明價值指向的指導性文件,需要“意見”中那些實實在在的對司法官嚴格依法辦案的制度保障,這樣他們才有硬氣更有底氣對“誰能鬧誰有理”説“不!”(作者:王琳)

【糾錯】 責任編輯: 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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