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師記》 劉躍進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古典文學專家劉躍進的回憶性散文集《從師記》記述的是一位七七級大學生在時代浪潮中勤奮讀書、不斷從師問學的成長歷程。特殊時期的文學夢想，黃湖農場的“幹校”生活，1977年12月的高考經歷，南開大學、杭州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求學與工作歲月，在作者筆下一一展開，感情充沛，引發讀者深深的共鳴；追憶與葉嘉瑩、羅宗強、姜亮夫、曹道衡、傅璇琮、魏隱儒等良師益友長期交往的點點滴滴，彰揚俞平伯、王伯祥、吳世昌、吳曉鈴等前輩學者的為人風范和學術業績，定格了幾代學人的淵博與風雅，字裏行間充盈著濃鬱的感念之情。
這篇文章是四川師范大學的尹玉珊所寫，她是劉躍進的學生，學生寫老師如何寫老師，溫情感人。讀者可以感受到代代師生之間，傳承不息。
將近22萬字的《從師記》，書本不甚厚，內容卻很厚重。本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學術與文學兩個方面。出版社與學術界多看重前者，因為寫作者以及寫作對象皆為著名學者，本書之作，為有心問學的讀者指引一條“大時代下的問學之路”。即便是普通讀者，也可以從書中看到“一個可以觸摸的學術境界，一種可以貫通的學術精神”，從而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拓寬學術的影響力。
《從師記》的文學價值固然離不開學術，卻又在文章學上，站出了自己的獨立姿態。《從師記》一方面匯入了學者散文的歷史長河，成為具有“真實、細致、耐讀、內斂”的學者散文的代表之一；同時，因為《從師記》的大多篇章皆以人物為中心，開創了學者散文的“紀傳體”模式，從而成為“非虛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于我來説，最主要的收獲也有兩個：首先，個人學術新路的開創。這一點我想細致地談一談，因此放在後面再説。先説説第二點，即文學寫作對于文化學者、生活實踐與人生思考的宣導作用。這些實踐與思考或許基于學術思想的積淀，或許與學術無直接關係，但都無法及時、全面地呈現于公開發表的學術成果之中。它們既然在學者的精神世界裏孕育，必然需要一個載體轉世，學者的文學創作也就應需而生了。
“不務正業”的文學寫作
學界對于學者的文學寫作，似乎不很認同，常被當成遊戲，甚至被看作“不務正業”。就像劉躍進在《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後記》中所説的，似乎只有拋棄了“作家夢”之後，才能真正做好“學者夢”，當然這是老師早年的感受。即使，中國歷史上曾涌現出那麼多優秀的學者與作家的合體，學者的文學寫作都很難被看好。所以，作家與學者變成了魚和熊掌，不可得兼。
讀《從師記》之前，魚和熊掌的矛盾一直在折磨著我。讀完之後，我心裏的矛盾渙然冰釋。劉躍進是我的老師，雖然我的寫作遠不如老師的“硬核”，無論是與學術問題還是學術之人的關係都不那麼切近，但它們的確為我的部分抽象情思賦形，支撐了我精神世界的一只角。假如説，學術研究是“讀書得間”的成績，那麼文學寫作也算是“學術得間”的成績。
我想要詳細談的問題是，我讀《從師記》所體悟到的，老師在大時代下，對學術新路的開創精神。老師對學術新路的開創精神，僅從“躍進”到“緩之”的更名，我以為即可見其一斑。“躍進”是時代意志的體現，雖然是借助師長所賦予的。它是先天的，也不一定是順遂老師心願的，但老師默默承受了，並學會從中汲取自己成長所需的養料。
老師也能苦中作樂
但“緩之”是自命的，順從老師內心的。老師在《“躍進”時代萌生的文學夢想》一文中對此自述道：“我對自己的名字也有腹誹，覺得激進色彩較重。四十八歲那年，我用陶淵明‘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的詩意，給書齋起名叫‘愛吾廬’，是取法自然之意。六十歲以後，自號‘緩之’，意思是想讓生活節奏慢下來，品味平淡之美。”“愛吾廬”與“緩之”的意思，的確如老師自道，但我從“更名”這一舉動，還看出了老師的潛在意願，即在時代的、學術的與師長的“大意志”之下，努力找到自己的“小意志”，形成自己的個性與節奏。
黃湖幹校時期，雖然年紀尚小，老師也能苦中作樂，向貧苦的生活尋找自己的“小意志”。老師用大頭針做魚鉤釣黑魚，認識了水蛇、花脖子蛇與蝮蛇，這些都算作《詩經》中的“草木蟲魚”；“黃湖農場水多，我們從小練就了較好的水性”，利用自然優勢提升自己。老師學會如何對付螞蟥，還學會了打草，用稗子、柳條編織草筐，用自制的工具摘雞頭米、菱角，逮青蛙、釣鱔魚。這些既是個體求生的技能，也似乎帶有孔夫子少年“多藝”的演練。
密雲山區，做回農民，大局幾乎不可扭轉。但因為學識與夢想的支撐，老師對自我“小意志”的尋覓更加迫切和積極。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我借口到縣裏開會，悄悄地翻墻頭，走小路，就像小偷一樣，溜回家中尋找復習材料，還抽空拜見了來北京改稿的復旦大學王繼權、潘旭瀾老師”，白天繁重的體力勞動，晚上參加小隊批鬥，“每天晚上幾乎要到十點以後才開始復習，困了就和衣而睡，淩晨三四點用涼水衝衝臉，繼續復習。”每天的睡眠不足三小時。處于大時代的“廣闊天地”之中，“自我”是多麼的渺小，又是多麼的強大。
南開求學時，文學專業的優秀老師那麼多，當時的文化焦點也在當代文學。老師在聽完葉嘉瑩先生的講座之後，卻開啟了對古典文學的求索大門。這難道僅僅因為古典詩歌與葉先生的強大魅力，而不是老師尋覓自我“小意志”的水到渠成嗎？
改變自己要冒風險
另外，老師的問學之路，既是從師之路，也是探索自己的學術新路。“離開南開以後的一段時間裏，我就像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獨學無友，孤陋寡聞，徘徊在學術殿堂之外，苦于找不到登堂入室的門徑，陷入相當苦悶的境地。雨宵月夕，廢寢攤書，在艱苦的摸索中，我逐漸看到了古典文獻學的意義，明白了一個極為淺顯的道理：要有自知之明。”文中的“苦悶”與“徘徊”，無不在昭示老師對自我“小意志”的打量與把握。
但是，在學術上卓有建樹之後，老師想的不僅僅是追求自我，還有超越自我：“改變自己，有時要冒著一定的風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總在思索著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在已有的科研成果基礎上推進自己的研究。”超越自我，也就是對自我“小意志”的推陳出新。其中自然不乏時代的影響，學術自身求新求變的內核驅動，更是老師內心燃燒著的“小意志”的不懈攀升。
如果説對文獻學重要性的特別強調，是老師自己的孤獨求索，加上問學路上多位先生（尤其是姜亮夫先生）言傳身教的結果，那麼強調文學經典的細讀，則主要是老師自我探索的結果。他上溯到宋人朱熹，從《朱子語類》中提煉出熟讀經典的意義“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並以“大家”為鏡，總結出四種讀書法：一是開卷有得式的研究，錢鍾書為代表；二是含而不露式的研究，陳寅恪為代表；三是探源求本式的研究，陳垣為代表；四是集腋成裘式的研究，嚴耕望為代表。老師説：“無論哪一種讀書方法，我發現上述大家有一個學術共性，即能在尋常材料中發明新見解，在新見材料中發現新問題，在發明、發現中開辟新境界。”這不就是無休止的追新求知嗎？在這裏，學術研究的“大意志”與老師自己的“小意志”合二為一。
老師不僅在學術之路上追求做出自己，教學之路也努力做出自己，而其中的“自己”既是教師的，也是學生的。給清華學生講古詩，就是這一努力的充分體現。
講課的時候“不回避自己的觀點，不忌諱自身的弱點”，就是在做出教師的自己；出題的時候多探求“我心目中的某某”，就是教會學生做出他們自己。同時，無論是教師的“自己”，還是學生的“自己”，都是在古代詩人映照下的，被文學經典洗練過的“自己”。
正如書海無涯一樣，學術研究也是無限的。怎樣以有限的人生，來面對這一個無限？這個問題既是老問題，也是新問題。從《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到《中古文學文獻學》，再到《秦漢文學編年》與《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老師每走一步，都能砌出一段階梯，劈開一條路徑，硬是在無限的學問中做出了“有限”的自己。
《從師記》一書，以散文之筆寫學術，既用“山中人”的視角，又兼“山外人”之筆觸。老師對于學術，看進去，又走出來，將學術與文學鍛造成人生的雙翼，開拓出人生的更高境界。
書摘·選自《從師記》
1979年春天，我們開始上現代文學課，從“五四”運動講到“左聯”，一直講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文學。
開始上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時，我並沒有多少興趣。楊成孚老師、郝志達老師講先秦兩漢文學。楊老師剛從山西大學調來，腿有殘疾，年紀不大，看起來很威嚴。他對作品很熟，拿著一本油印講義，慢條斯理地講解《詩經》《楚辭》，很多詩句，脫口而出。講著講著，他會突然發問：這本書讀過嗎？那本書翻過嗎？絕大多數同學和我差不多，都沒有看過，甚至沒有聽説過。一次，楊老師説到先秦某一典故，問道：“《墨莊漫錄》看過嗎？”現在知道，宋人筆記中常有關于先秦兩漢文學作品的獨到見解，那時當然不知道，紛紛搖頭，覺得這麼有名的書都沒有看過，有點汗顏，只能老老實實地聽講，不敢應付。不過，我雖然敬佩，卻不羨慕。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工作。
1979年春天，葉嘉瑩先生回國講學，我們七七級、七八級是葉先生回國講學的第一批學生。
查日記，葉先生在南開的第一講是1979年4月24日，在第一階梯教室。老人家用自己的詩句“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作為開場白，一下子就把我們全都吸引過去。那天，先生整整講了一天。那周有兩個半天自習課，也都用來講課。此後，先生白天講詩，晚上講詞，講《古詩十九首》，講曹操的詩，講陶淵明的詩，講晚唐五代詞。講座一直安排到6月14日。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每堂課，學生們都聽得如癡如醉，不肯下課，直到熄燈號響起。“白晝談詩夜講詞，諸生與我共成癡。”葉先生的詩句形象地記錄了當時上課的場景。葉先生的課，給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野。此後，我便成了葉先生的忠實粉絲。先生到北京講課，只要我知道，就一定要去旁聽。我在清華大學講授古典詩詞，也模倣葉先生的講課風格。先生的重要著作，自是案頭常備，也是常讀常新。
長期以來，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比較僵化，多採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葉先生的講座，如春風化雨，讓我對古典文學之美有了一種全新的感知。（尹玉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