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學科帶頭人，教授，博士生導師。

　　幾十年來您一直關注、研究文學與經學的關係，《“六經”文學論》中，您從不同的角度對“六經”進行了全面的文學解讀，在如何引導大家對“六經”文學意義的認識、激發讀者的閱讀和研究興趣上下了很大功夫。可否談談您的學術研究與閱讀的關係？

　　傅道彬：以“六經”為代表的文化經典的完成，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六經”是中國文化在“軸心時代”的重要成果。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代表的文化經典，帶動了中國古典時代的哲學與文學繁榮，實現了古典時代的思想和藝術突破，也決定了中國文化的歷史發展趨向。産生于古典時代歷史土壤上的文化經典本身是充滿創造精神和生命氣象的，而漢代以後將經典轉化為經學，將“六經”確立為不可懷疑的真理，知識變成了信仰，思想的多元變成了一元。經學把經典推向了政治的極致，也由此遮蔽了經典蘊含的思想活力與文學意味。人們對經典的理解往往是沉重板滯、古奧枯燥的。對“六經”文學性的研究，就是重回歷史現場，感受經典的人性溫暖和理性力量，重燃思想之火，喚起藝術激情。

　　研究的過程也是不斷閱讀不斷提高的過程，手邊的《周易》《尚書》《詩經》《左傳》等經典，我翻破了好幾本。《左傳》有十八萬多字，是經典中較長的，我讀過多遍，還抄過兩遍。其實“六經”並不枯燥，而是生動的，充滿文學趣味的。有人説中國文化是理性早熟的，而我卻總認為中國古代經典並不早熟，而是青春的歌唱。

　　有人把文學比喻為鏡子，有人把文學比喻為燈，還有人把文學比喻為畫——您曾在《文學是什麼》一書中傳達“不同的比喻代表著不同的文學觀，代表著不同的美學觀”。那麼對您來説，文學可比作什麼？

　　傅道彬：關于文學的本體是什麼，理論家們有許多比喻，不同的比喻代表著不同的文學觀念。美國批評家艾布拉姆斯專門寫過《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與批評傳統》一書，將文學比喻成鏡子是反映論，將文學比喻成燈光是表現論。

　　我個人喜歡用“照亮”一詞形容文學，文學對于生活不是簡單的反映，而是一種藝術的照亮。你反不反映，生活都在那裏。而只有經過文學家、藝術家觀照的生活，才被照亮。沒有經過文學表現的生活在世俗的歷史長河裏寂寂流過，沒有聲音，不留痕跡。例如賈平凹筆下的商洛故地、陳忠實筆下的白鹿原、遲子建筆下的大興安嶺、梁曉聲筆下的光字片等等，在沒有進入作家的藝術表現之前，那些人物、那些山水、那些風俗，它們都存在，卻黯淡不彰，隱匿在無邊的空洞和寂寞裏。而只有經過文學家、藝術家們的藝術呈現，在藝術之光的照耀下，那些墮入庸常而黑暗不彰的生活才被照亮，才出場，才呈現，才有了審美的意義和現實的力量。這正如王陽明“岩樹花開”的比喻：當我與花不相遇時，我與花皆寂然，而我與花相遇時則“一時間明白起來”。我與花相逢便是照亮、便是出場。

　　您有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傅道彬：我的專業的重點是古代經典，十三經是常翻看的書。經典是需要反覆閱讀的著作，因此需要反覆體會，經常閱讀。蘇軾《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這裏的所謂舊書實指經典，那些對中國人精神世界産生深遠影響的文化經典，是需要經常閱讀，甚至終身相伴的。雅斯貝斯認為，經典植根于一個民族文化的精神深處，是決定著一個民族發展的價值係統，每到一個歷史的轉折時刻，常常需要重新解釋經典，從而燃起我們的精神之火。陸九淵《讀書》詩謂：“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功夫興味長。”涵泳便是咀嚼，便是體味，便是從容，便是審美境界中的藝術體驗。

　　您有哪些枕邊書？ 您最喜歡哪一類文學類型？ 哪一本書對您的影響最大？ 有沒有最崇拜的作家？

　　傅道彬：其實所謂枕邊書是經常變化的，並不是固定的，枕邊書常常因為自己的興趣變化而變化。我的專業是古典文學，但也常常溜號，現當代文學作品也是我經常放在枕邊的作品。魯迅、郭沫若、戴望舒、王蒙、王小妮等現當代作家的作品常常吸引我。當然我讀的最多的是古代經典，特別是先秦經典。《周易》《尚書》《詩經》《左傳》《論語》《莊子》等先秦經典是我常常放在枕邊的書籍，經典的力量就在于常讀常新，每一次閱讀都會有新的感受、新的升華。《禮記·學記》説：“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對待經典、對待學術，就是要藏身于此，修養于此，棲息于此，悠遊于此。讀書是終身的事業，對我影響最大的書，當然不會是一部，但也不是漫無邊際，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經典，每一次閱讀都如鐘聲響起：“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我最喜歡的經典是《周易》《詩經》和《左傳》。在文學類作品，最喜歡的作品是《紅樓夢》。對小説，我一般只閱讀一遍，而《紅樓夢》卻讀過多次。但對曹雪芹了解並不多，談不上崇拜。對作家崇拜最好的方式是閱讀他的作品。

　　如果您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傅道彬：這只能是一種假設，我更願意理解為最喜歡的三本書籍。如果只允許攜帶三本書，我願意帶上的書是《十三經注疏》《莊子》和《唐詩三百首》。十三經研究自然是我的專業，經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根本的。馬一浮先生在定義“國學”的概念時認為，國學雖然涵蓋廣大，卻以“六經”為根本。“六經”是中國文化的思想武庫，也是中國文學的藝術土壤。而《莊子》則是先秦諸子裏最富詩意、最具藝術精神的文字。徐復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認為，如果説儒家對中國思想史上影響最大的話，道家對中國古典藝術的影響則最為深遠，而《莊子》是道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至于《唐詩三百首》，則與我的個人經歷有關。我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上山下鄉的日子裏，讀到《唐詩三百首》的。在當時農村惡劣的生存環境裏，我被唐詩優美的文字和韻律吸引，唐詩給了我精神的滋養和力量。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是中國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字，而唐詩則是中國古典詩歌最具影響力的部分。無論走到哪裏，無論在何種環境，只要你能吟出唐詩，你就是一個合格的中國人。（主持：宋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