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圖書館遠眺
讀書生活之餘，在昆明西山的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孩子為梁再冰、梁從誡
朱自清詩作手跡
西南聯大圖書館藏書印
長沙臨時大學圖書館藏書印
朱自清曾在《給亡婦》一文中寫道：“你知道我是最愛書的。”這代表了抗戰中太多西南聯大人的心聲。書，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愛之物，對聯大人來説，尤其如此。
寧可食無肉，不願居無書。畢生愛書成性，嗜書成癮。為了書，願意獻其所有，傾其所愛，這是許多聯大人共有的特點。
朱自清、皮名舉遷校移籍 舍財護書
來聯大之前，不少教授的愛書故事已悄然流佈。錢穆曾説：“北平如一書海，游其中，誠亦人生一樂事。”在北平的幾年裏，前後購書逾5萬冊約20萬卷，每年薪水多耗於藏書。他和朋友戲言，一旦學校解聘，哪怕自己擺一個書攤，也不愁生計了。吳宓在抗戰以前也以優厚的薪資購得不少書籍（其中不乏珍本），南下長沙時即選帶了4000冊（1939年還挑了其中1000余冊贈給了聯大圖書館）。
“七七”事變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被迫遷校，在湖南合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而後，南京淪陷，又再遷雲南，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兩次遷徙，乃至後來部分師生在四川敘永短暫辦學。從平津而長沙、昆明、蒙自、敘永，聯大人最不忍捨棄的仍然是書。一些教授無法將家中藏書全部帶出，只能擇其珍愛者上路，結果除了留平津或別處的藏書大多遭劫遭災，就連隨身而帶的藏書也遭受種種不同的命運，令人扼腕嘆息，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不能回避的一次“書厄”（如劉文典的不少藏書就被日寇劫掠，部分流落於台灣）。
朱自清從北平遷雲南，其書的遷徙和保存也有着不凡的經歷。其胞弟朱國華回憶，1938年朱自清帶病南遷時，行裝極簡，卻攜帶了近萬冊珍貴的藏書。剛到昆明時，這批書暫存於昆華師範學校。由於日本飛機轟炸日益頻繁，朱自清、聞一多搬到鄉下，這批書卻一時沒有辦法處理。考慮到哥哥身體虛弱、食少事繁，朱國華便自告奮勇承擔了書籍轉移任務，其過程顯得驚心動魄。
朱國華説：“一次，一前一後兩隻大口袋剛挎上肩膀，預備警報嗚嗚拉響了。我想，時間不早，還是趕緊走吧，也許還來得及出城。誰知已望見城門口了，警報大作，一架日本飛機旋即在頭頂上盤旋。不好，我瞅見路旁一塊低凹的菜地，趕忙伏在路基與菜地之間的淺溝裏，一袋書壓在身下，一袋甩在一邊。片刻間，一聲巨響和震動，炸彈在前方不遠處爆炸，我聞到一股嗆人的硫黃味。戰亂之中，天天跑警報，時時轟炸聲，但這一次畢竟是最近的了。敵機終於飛遠了，我背起沉重的書袋繼續趕路，當我帶着一身泥巴到達龍院村時，夜幕籠罩了山壑……”
1946年春，朱國華調至四川敘永，他收到了哥哥手書的詩稿《寄三弟敘永》。朱自清深情追憶了弟弟為他轉移藏書的往事：“鐵鷲肆荼毒，鄰室無遺痕。賴汝移藏書，插架今紛綸……”兄弟二人因愛書護書情更濃。
歷史系教授皮名舉則留下了舍財護書的故事。隨聯大到蒙自時，皮名舉雇了一輛手推車搬運行李，自己則隨車步行，手上提一個皮包，包內放有幾本心愛的書。途中見一人擺地攤叫賣舊書，便停下來隨手拾取一本翻閱。等猛想起行李車時，車已不知去向，找了許久始終未找着。事後，他得意地説：“幸喜我幾本書沒有放在那車子上。”
一晚，皮去陳寅恪教授處長談，回宿舍後發現挂在門後的新呢大衣被盜。他連忙查看書桌、抽屜等處，知道藏書無恙，才放下心來。
1942年，皮名舉由聯大回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任教。火車到達衡陽站，忽然大雨傾盆。他提着幾本心愛的書跑到避雨的地方站着，其他幾件行李則丟在露天下，任憑雨淋水泡。皮名舉夫人一個人拖也拖不動，便讓他幫忙抬一抬，他卻無動於衷。夫人氣得直埋怨，他卻説：“那些東西淋壞了有什麼要緊，不要就是了。我的書淋壞了怎麼辦？買都買不到！”
陳寅恪、馮至等攤頭蹀躞 慳幣一囊
聯大師生中，潛藏着無數舊書攤、舊書店的愛好者。聞一多、朱自清、錢穆、唐蘭、吳晗、潘光旦、陳序經、吳曉鈴、吳澤霖、沈從文、馮至、毛子水、龔祥瑞、陳士林、楊振寧、鄧稼先、黃昆、羅榮渠、汪曾祺……假如認真地做個普查，攤頭店中的聯大愛書家，還可以續上很長的名單。
在長沙臨時大學時，在南嶽聖經學校校區上課的中文系教授王力，在課餘以在長沙書攤上購得的《紅樓夢》作為研究漢語語法的對象，並開始撰寫《中國現代語法》專著。該著作不久就成為聯大語法課的講義，出版後成為他的代表性學術著作。
錢鍾書堂妹夫勞隴回憶當年二人同在西南聯大時的情景時説：“錢先生當時特別喜歡看張恨水的小説，有一次他問我有沒有《春明外史》，我説沒有，於是兩人就一起去舊書攤找這本書。”沈從文也常常穿梭在舊書攤中間，1945年10月5日，他在書攤購得中華書局1936年初版的《漆器考》，喜悅之情溢於言表，隨手寫下了“從槍聲盈耳中購來”的題記。
陳寅恪執教於聯大時，有幸在舊書店購得店主從前在常熟錢謙益舊園中所拾紅豆一粒。他後來寫道：“自得此豆後，雖藏置篋笥，亦若存若亡，不復省視。然自此重讀錢集，不僅藉以溫舊夢，寄遐思，亦欲自驗所學之深淺也。”
馮至教授在《昆明往事》中專門回憶了昆明的舊書店。他説：“值得懷念的是青雲街的一個舊書店，它並沒有什麼珍本奇書，但我在那裏買了幾本書，對我很有意義。”這幾本書是《聖經辭源》《清六家詩鈔》《杜少陵詩詳注》。
汪曾祺則在《舊書攤》中對他和聯大同學逛昆明舊書攤的情形作了生動的記錄：“昆明的舊書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頭路西，有幾家舊書店。我們和這幾家舊書店的關係，不是去買書，倒是常去賣書。……有一個同學發現一家書店的《辭源》收售價比原價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務印書館的書架就有幾十本嶄新的《辭源》，於是以原價買到，轉身即以高價賣給舊書店。他這種搬運工作幹了好幾次。”
物價的騰貴和飛虎隊的到來助長了舊書攤的興盛。除了文明街等地而外，聯大校門兩邊也時不時有舊書攤擺出來。這樣，校門兩旁乾脆也形成了同學間的二手書市場。一方面，學校圖書館借不到的一些書也有可能在舊書攤覓得；另一方面，師生們亟須補充的外文圖書也可以通過舊書攤得到補給。據聯大同學觀察，在聯大任教的錢鍾韓（錢鍾書堂弟）也鍾情於此，當時在昆明書攤上的美軍小冊子（即小開本的袖珍“口袋書”，筆者也曾訪得）差不多被他蒐羅殆盡。
聯大校友戈革非常得意地説，多年以來，最喜歡逛舊書鋪和古董鋪。雖然一生寒素，受盡壓迫和折辱，不敢望“收藏家”的項背，然而精誠所至，也因緣際會地收到過一些“絕品”。例如曾買到一書，名《妖怪學》，竟是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講義。
1999年以後大約七八年的光景中，筆者每週總能見到一位八十來歲的老先生流連在昆明張官營舊貨市場的舊書攤前。即便淘不上幾本，就算是撫摸一下舊書，也看得出他的心滿意足。不久，舊書市場的擺攤人告訴我，説他是西南聯大的一位畢業生。那躬身於舊書攤間的背影一直縈繞心海。
舊書攤給了不少聯大師生接二連三的驚喜。但在薄弱的購買力面前，那裏也曾留下無盡的遺憾。在舊書攤，面對魂牽夢縈的寶貝，卻只能望書興嘆，那樣的辛酸苦楚真是一言難表。聯大時期，朱自清就曾以一首《市肆見三希堂山谷尺牘，愛不忍釋，而力不能致之》的古體詩，寫下了這種悵惘之情：“詩愛髯蘇書愛黃，不妨嫵媚是清剛。攤頭蹀躞涎三尺，了願終慳幣一囊。”
覓得善本也好，錯失珍本也罷，聯大師生確確實實是從書攤中得到了古今傳統、中外文化精神的滋養。作為書香生活的一部分，舊書攤經歷充實了他們不凡的人生。
聞一多、李政道愛書成癖 典書續命
聯大人，多半愛書成癖。他們與書的故事，幾天幾夜也講不完，説不盡。詩人穆旦隨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到昆明，六十多天的行程，他一路走一路讀書，抵達昆明時，一本英文詞典已經背完了。
聞一多結束湘黔滇旅行團的行程後，初到蒙自，整日沉醉於書叢而不肯下樓，從此得了“何妨一下樓主人”的雅號。馮至則回憶：“我從1941年春起始翻譯並註釋《歌德年譜》，從外文系圖書室借用40卷本的《歌德全集》……那時我下午進城，次日早晨下課後上山，背包裏常裝着兩種東西，一是在菜市上買的菜蔬，一是幾本沉甸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幾本，就掉換幾本，它們不僅幫助我註釋《歌德年譜》，也給我機會比較系統地閱讀歌德的作品。”
從浙江大學轉學西南聯大的李政道，在坐火車到聯大求學的路上，由於看書入迷，好幾次把行李和衣服丟得精光，但書一本也沒丟。著名學者王士菁在聯大中文系讀書時，經歷過多次敵機空襲，有的人帶着錢財逃警報，也有人帶着情書躲避警報，他卻帶着《魯迅全集》疏散。鄧稼先一次借到一本難得的書，激動得將全書重要的地方一字不漏地謄抄下來。方齡貴回憶，有一位同學在聯大時沒有哪一天不讀書，只有在他接到自己父親逝世的消息之日，哀毀忒甚，破例停止讀書一天。
這些，都只是聯大諸多愛書故事中的片斷。不少聯大同學，遠離家鄉，遠離親友，在昆明，每逢生日，給自己最好的犒勞，倒不是海味山珍和生日蛋糕，而是一本心愛的書籍。他們在書籍的扉頁常常寫上一句話：“某年某月某日生日購於聯大。”有書可讀，當是人生最大的快樂。“只要讀書救國好，哪妨菜壞吃不了。”這是他們的信條。
對聯大愛書人來説，最感無助的是要賣書換錢。聯大遷到昆明後，師生們的境遇一日不如一日。尤其是物價一再上漲，與艱難困苦交相折磨讀書人，使得不少師生（尤其是教師）在兼職兼差，賣文賣字仍然不能完全解決困難的情況下，不得不變賣心愛的藏書以對付生計。
為了籌錢給夫人袁震就醫輸血，吳晗將自己珍藏多年的書賣給聯大圖書館，以解燃眉之急。為此，植物學家蔡希陶曾贈聯一副：“書歸天祿閣，人在首陽山。”為了全家不挨餓受凍，聞一多除了掛牌治印，也忍痛把曆盡艱難從北平帶出來的幾部古籍賣給學校，換錢買米下鍋。他把書送到圖書館時，眼裏閃現着無奈，説：“將來回北平我還要贖回來。”
1941年，化學家黃子卿得了瘧疾，不得已也賣裘典書以購藥。事後，他曾愴然寫詩記述：“飯甑凝塵腹半虛，維摩病榻擁愁居。草堂詩好難驅瘧，既典徵裘又典書。”
聯大的“心臟”，書香盈館
圖書館是西南聯大的心臟，是點綴聯大校園生活的一顆耀眼明珠。若予同學就記得，早在1938年的蒙自分校：“每晚圖書館沒有開門以前，就有許多同學挾了書在門口等着，就像上海人現在等電車。等圖書館客滿了，就只有回到宿舍，在那走廊裏排着的滿是油膩的飯桌上點起一盞菜油燈，在那顛動的，微弱的燈光下做著功課。這時候同學們都是知趣的，就是在宿舍裏也不敢高聲講話，因為在外面走廊裏，也就是我們的飯廳上，還有人在讀書呢！”
在昆明聯大新校舍，圖書館更是永不磨滅的一道風景。在這裡，教室是土坯墻鐵皮頂建築，宿舍是土坯墻茅草頂建築，只有兩座食堂和位於校舍中央的圖書館是水泥平房和瓦頂的“豪華”建築。這兒是聯大升旗儀式、國民月會、時事演講等重要活動的舉辦地，是聯大校園生活的最中心。
儘管聯大圖書館也是三校圖書館及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聯合而成，早期還有中央研究院的圖書可以合作使用。在三校南遷時，各校也盡可能把自己的珍貴藏書運往昆明（如姜立夫教授就在吳大任協助下將南開的一批珍貴數學文獻打包運到昆明）。然而，到1945年5月，圖書總數及添置情形只是：中文總數33910冊，西文總數13478冊，每年添書約500冊。中西文圖書相加不足5萬冊。
圖書館閱覽室的開放時間為7：00-12:00、13:00-17:00、19:00-22:00，每日服務14個鐘頭，無論節假和寒暑均照常開放。由於許多課程均必須讀指定的多本參考書，而“教員學生尋書全仗着圖書館供給，大有書荒之勢”，加上聯大新校舍長時期沒有電燈可供，到了晚上，只有圖書館有明亮的汽燈照徹知識殿堂。因此，同學們的業餘時間大多是在這裡度過的。每日開館前一小時，圖書館前早已站滿了等着進館的人。在這裡，“設若開門稍晚一點，馬上便吵嚷，敲打門窗。為了避免這種事情，圖書館裏辦事人員，總是把鐘弄慢些”。（慕文俊《聯大在今日》）館門一開，一個字：“搶！”沒什麼好客氣的。“衝！”——山崩地裂般地衝，潮水洶湧般地衝，哪怕衝破館門也在所不惜。衝進去，搶座位，搶參考書，“搶起來，活像小孩子搶糖，管理員常感應付乏術。”（關榮欽《生活在西南聯大》）
擠得進館裏，佔得了座位，搶得到參考書，總是一種無上的幸運。這種幸運之下，是與時間、與同學、與書本競跑的讀書節奏。這裡“永遠是人滿着，低頭不響的讀着書。”（石橫《抗戰中産生的西南聯合大學》）“館內除了紙的掀動聲外，別的聲音是很稀有的，但當你細心的時候，你就會發覺一種震耳欲聾的聲音了，那是一種礦師熟習的聲音，每個都在那兒不停止的錘鑿，他們要從有限的書中取出無限的知識。這一群礦工終是在那裏辛勤的工作，不管白天，不管夜晚，也不管是落雨是颳風。如果有人説昆明還有工業的話，請你不要忘了這是一座應該提述的礦山。這些工人好像不知疲乏似的，只有閉館的鈴聲才能把他們送走。”（李鵬《聯大速寫》）
即便在遠離聯大新校捨得四川敘永分校，讀書的空氣也“像春酒一樣濃厚。圖書館沒有開門，門口便擠滿人了，門一開，便蜂擁進去，爭先借書，像一群搶購車票逃難的人。半夜還有不少的人點着黯淡的菜油燈工作，天沒亮閱覽室常又有燈光了。”（蕭成資《西南聯大在敘永》）
因而，“假如有人到聯大參觀，他一定為籠罩着整個大學的讀書風氣而驚嘆，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圖書館和實驗室，終年都擠滿了學生。倘若你偶然踏進圖書館，你會感覺到一種嚴肅的沉靜，融溢其中，雖有數百人同時在忙碌地苦幹着，但除了那書頁翻動和筆尖飛劃的聲音，聽不到一點喧嘩的囂鬧。”（莫德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長征與鳥瞰》）
不是人人都有幸搶得進去、擠得進去、衝得進去。“跑得晚點的找得個‘棲身之所’，如果去得晚點，圖書館中客滿，那只好挾了書本，怏怏歸來，穿過黑漆漆的魁星閣，到鳳翥街的茶館中去‘借光’了。”（盧飛白《聯大剪影》）“在窮苦的鏡頭刺激下，聯大的師友，不管馬糞的味道，不管銅鈴和馬蹄鐵的響聲，三五成群地夾着書，往茶館裏一跑”（沈石《西南聯大群相》），在那裏溫習功課，談天説地，對弈玩橋，既讀有字之書，更全身融入市井生活，品味民風百態，徹悟無字之書。
不論是舍財護書，還是攤頭蹀躞；不論是典書徵裘，還是借光“開礦”……都是鮮活生動的一幅“西南聯大讀書圖”。在這樣壯麗的圖景裏，聯大人一面在抗戰的大時代中沉湎並開掘知識海洋，一面又在大時代的奔涌浪潮中舞動青春年華。他們以讀書救國、學術報國、科教強國的擔當，譜寫了一代書香種子的愛國讚歌。他們奮力營造的書香氣度，正穿透歲月，浸潤今天，啟示未來。（作者：龍美光 係西南聯大博物館副館長、《民國書刊上的西南聯大記憶》九卷本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