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
多年以後，不僅是縣城，全國很多人可能都在關注陳彥：他的長篇小説《主角》在2019年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近日，由他小説改編的同名電視劇《裝臺》收視和口碑雙贏。
十幾歲就喜歡的寫作，是陳彥“最無悔”的選擇，一頭扎進去，再也沒有出來過。17歲，還在縣城生活的他，第一次在《陜西日報》發表散文，又在《陜西工人文藝》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説。看到作品變成鉛字，陳彥非常激動，一度覺得“整個縣城的人都在關注我”。
多年以後，不僅是縣城，全國各地很多人可能都在關注陳彥：他的長篇小説《主角》在2019年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近日，由他小説改編的同名電視劇《裝臺》贏得收視和口碑雙贏。
最開始寫作，就是想發表；漸漸地，是自己想説點什麼。陳彥説，既然活在這個世界，就想對這個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
記者：電視劇《裝臺》熱播，讓很多觀眾第一次知道有這樣一個工種。你在劇團待過幾十年，對哪個工種最感興趣？
陳彥：那還是編劇，能夠把很多思考融入到一個劇裏，用一些獨特的方式表達出來。但我很早就和裝臺工熟悉，隨著戲劇舞臺越來越復雜，本團的人完成不了裝臺的工作，就要雇人。一開始雇一些農民工，請他們做搬運等一些基礎性工作，漸漸地，雇傭的人越來越多，也包含了一些技術活，也有了團隊，《裝臺》中的刁順子就是這樣一個工頭。
一開始關注裝臺工，是因為寫一個舞臺劇《西京故事》，講的是農民工進城後遭遇的生活挫折、心靈煎熬，以及他們在困頓中的奮進。寫完舞臺劇，感覺很多東西沒有完成，就寫了一個50萬字的同名小説——還是意猶未盡。
這時，剛好我從劇院調離，跳出去後再看，越來越感覺到農民工在社會大廈建設工程中的作用和意義——卻往往被忽略，就用了兩年時間來寫《裝臺》。《裝臺》中寫到三次螞蟻搬家，螞蟻們頂著比自己身軀還要大得多的東西爬行，我也努力想寫出底層人的悲苦和奮鬥。
記者：電視劇比小説的色調更溫暖一些，你覺得影視和文學對觀眾或讀者而言，承擔的功能有什麼不同？
陳彥：文學總體來説是藝術的母體，影視劇在改編過程中，會受到外部條件比如市場、觀眾喜好等的牽引，會有不同的走向。《裝臺》改編成電視劇後，更溫暖，觀眾接受起來也比較愉悅，這是按照電視劇的創作規律進行的。
從某種角度來説，文學和影視承擔的功能相同也不同：相同的，都是引領社會的真善美；不同的，可能文學的處理方式會更豐富、多側面，但這在影視劇呈現中也許會帶來歧義，所以影視劇會更簡潔、清晰一些。
記者：一部《主角》一部《裝臺》，一個臺上一個臺下，寫的時候會有什麼不同？
陳彥：先寫的《裝臺》，後寫的《主角》。《裝臺》故事的延續時間是十幾年，《主角》則是從改革開放到現在的40年。如果寫《裝臺》僅僅寫裝臺工，意義不大，同樣的，《主角》也不僅僅寫舞臺上的主角，而是通過這麼一個形象、一群人物，對作家自己長時間以來的社會閱歷——包括所認識的世界——的藝術建構。
記者：聽説在創作過程中，你會花很多時間去體驗生活？
陳彥：如果寫舞臺，説實話我太熟悉了。我在裏面浸泡了幾十年，不是體驗生活，這就是我的生活，我本身是其中一員。當然有時候，我也會刻意去接近一些人物。寫《西京故事》時，我經常到單位對面的勞務市場，還深入到周邊農民工居住的村子，和農民工聊天，下了一番功夫。
我有一個觀點，寫作時，如果你對一個東西不熟悉，下筆的時候就沒有遊刃有余的感覺；反之，則會下筆如有神，還可能有神來之筆——這需要你對生活有提煉能力、概括能力，當你沉浸其中再跳出來，越看越清晰，感受到生活的別樣意味，寫的東西就可能是最好的。
記者：你覺得自己屬于舞臺的哪個位置？
陳彥：我有時候像編劇，有時候像導演，有時候可能也像裝臺工。
記者：怎麼理解像“裝臺工”？
陳彥：我把我心中所認識的戲劇、舞臺、人物，以及周遭環境，都裝起來、建構起來。戲劇本身就是社會的産物，無論古今中外，都應該是文學藝術比較早期的一種創造形式，裹挾的歷史和社會資訊比較豐沛。把戲劇放到今天大的社會背景下，去透視它，又通過戲劇這個窗口，去看社會的滄桑巨變，這裏面很有味道。
裝臺也是一種隱喻，人生也可以歸納成兩個狀態：一個是自己替別人裝臺，別人唱主角；一個是自己唱主角，讓別人給自己裝臺。人們相互搭臺，無非就是舞臺大小和角兒大小不同。
記者：如果接下來還寫舞臺，你想寫什麼？
陳彥：其實已經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説《喜劇》，大概今年春天出版，寫的是關于小醜，在舞臺上演小醜的父子三人的人生。
記者：在工作之余，你喜歡做什麼？
陳彥：我是一個生活比較簡單的人，不喝酒、不太參與應酬，上班時候好好上班，下班以後讀書寫作。其實一個人如果減少了應酬，就有大把的時間讀書、做事。有些東西看著熱鬧，有時候非常痛苦且浪費時間。
記者：小時候讀過的第一本讓你記住的書是什麼？
陳彥：我小時候生活在商洛的山裏，家裏沒有多少書，印象中看的第一本比較“大”的書是《高玉寶》，當時我大概10歲。等到了十幾二十歲，開始從事文學創作，當時最盛行的是俄羅斯文學，托爾斯泰的、屠格涅夫的、果戈裏的、普希金的，還有法國巴爾扎克的、雨果的，都看過，閱讀量很大，讀得很瘋狂。
在縣城一個單位工作時，住在宿舍，床上靠墻碼著半人高的書，晚上就睡在書堆邊。每一本書都認真看，還在上面畫各種杠杠、做筆記。
記者：哪本書對你的影響最大？
陳彥：這是一個綜合性的東西，一段時間我喜歡看西方文學，一段時間又喜歡看中國文學，有時候是現實主義，有時候是先鋒小説，有時是歷史，有時是哲學，有時還會大量關注天文學。但自從我喜歡文學，一直就沒有改變。我始終覺得，人一輩子要死死守住的，就是自己所喜歡的東西，就像福克納守住了他的約克納帕塔法。
在今天這個時代，誘惑很多，尤其對年輕人來説，有各種速成法、厚黑學，教你怎樣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回報，聽著有道理，但真的沒道理。所有事情都是一步一步去扎扎實實扛下去的，扛到最後可能做出一點事情，但扛不到最後一定不行。
記者：幾十年來沒有過想放棄的一刻嗎？
陳彥：真沒有，幾十年來工作單位、職務都在變，但始終沒有放棄創作。沒有創作，工作之余我幹啥？不過我一直有個主張——作家不要當專業作家，這可能會固化自己的圈子和認知，不免影響創作。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是多樣的，其中一種就是你本身就在現場，這可能對寫作會更好。
記者：最近手頭正在看什麼書？
陳彥：英國作家拜厄特的《巴別塔》，寫的是一個女性在事業與婚姻、自由與限制之間的痛苦與掙扎。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女性話題，作家寫得很獨特，會提到此前一些經典的關于女性的小説，比如《包法利夫人》《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等。作家跳開了小説的情感走向，有時候會非常理性地夾雜評論體、書信體和法庭審訊詞，探討女性到底是要做自由的主人、還是進入自由受到限制的家庭生活，如何掙脫，掙脫之後又帶來別的傷害等等……
記者：你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怎樣的？
陳彥：比較中性。性別只是大自然的一種分別，生命是千差萬別的，有的可能專注事業，有的可能獻身家庭，很復雜，最重要的是女性自己的生命感受，她到底想要什麼。其實男性也是如此，到底想要怎樣的活法。（蔣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