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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西南聯大抗戰西遷路:“中興業,須人傑”
2020-12-04 10:19:33 來源: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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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聯大師生送別從軍抗日學子

遷校途中的西南聯大學生

  “萬裏長徵,辭卻了五朝宮闕”

  萬裏長徵,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這是西南聯大的校歌,誕生于戰火紛飛、“國破山河在”的年代,由聯大中文係教授羅庸作詞,張清常作曲。當年唱著這支悲壯蒼勁、志存高遠校歌的人,是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所著名高等院校的莘莘學子,以及代表著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的一代精英。“盧溝橋事變”後,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南開大學被日軍野蠻轟炸、炮擊,圖書館、實驗室、教學樓、學生宿舍毀于一旦,校園學子都能目睹日軍飛行員的猙獰面目。北大、清華神聖的校園被侵略者的獸蹄任意踐踏,來不及撤走的圖書資料、實驗器材被強盜們悉數掠走。日本侵略者在發動戰爭之初,便有一個明確的戰略目標:盡其可能地摧毀中國的文化機構。也許那時他們就知道,軍事徵服中國易,文化徵服中國難。侵略者的邏輯簡單又粗暴,先摧毀你的文化殿堂,再滅絕你讀書人的種子。

  但是源遠流長的中華五千年文脈豈是他人輕易能斬斷的?戰爭爆發後,當時中國有108所大學,約三分之二的高校撤往大後方,許多地方連中學生也加入到了流亡的大潮。我曾在自己的一本書中寫道:“如果有人能夠從空中作一次航拍,便可在滿目瘡痍的大地上,看到一幅幅震撼又催淚的學子流亡圖,從北到南,從東往西。”北大、清華、南開等高等學府,抗戰甫一開始便奉政府之令撤往湖南長沙,組建長沙臨時大學。但隨著戰局急轉直下,戰火迅速蔓延,長沙也危如累卵,長沙臨時大學在1937年秋季剛開學一學期,便不得不再度西遷雲南昆明,組建西南聯合大學。便有了“萬裏長徵,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的千古絕唱。在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高等學府,像西南聯大師生那樣,進行過如此壯懷激烈、堅忍不拔、求學救亡的“萬裏長徵”。

  2020年深秋季節,我有幸參加了“西南聯大文化之旅”的採風活動,重走當年由聯大部分師生組成的從湘過黔、再經黔入滇的抗戰遷徙之路。作為一名在雲南生活、寫作的作家,西南聯大這一重大歷史題材多年來一直在我的心中夢魂牽繞,也曾設想過自駕從長沙到昆明,沿途考察當年聯大師生們穿州過府的風俗民情、山川地貌,以追尋先賢們的足跡。這是一條聞一多、曾昭掄、穆旦等前輩大師們走過的艱辛圖強之路,曾經激蕩過一群讀書人戰火中的青春和矢志不渝的家國情懷。我們這個採風團裏有聞一多的長孫聞黎明先生,老先生是聞一多和西南聯大史方面的專家,雖已是古稀之年,但精神矍鑠,治學嚴謹,隨我們從長沙出發,一路行來,實地考證與史料記載一一印證,許多地方聞黎明先生早已多次考察過,為我輩後生詳盡講解諸多往事,令人受益匪淺。

  多年前我就把抗日戰爭中文化抗戰作為自己的寫作方向,我認為西南聯大就是這一大歷史背景下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三所中國最頂尖高等學府的青年學子,在戰火烽煙中不得不千裏遷徙,背井離鄉,生活困厄,食不果腹,還要跑警報、躲轟炸,但教授們教書育人、潛心學問,學子們篳路藍縷,讀書報國,從未因狼煙四起、形勢嚴酷而減少一絲一毫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擔當。因為寫小説的需要,或因為個人的性格因素,我特別關注那些投筆從戎的熱血聯大學子。我常常想,假如我是西南聯大的一名學生,生逢民族危亡、大敵當前的年代,我也會選擇走向戰場。“上馬能擊賊,下馬能寫詩”,是我向往的人生境界。

  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已經為我們做出了榜樣。聯大在昆明辦學8年,畢業的本科生共3700余人,設在昆明西南聯大原校址處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背面,勒有西南聯大自抗戰以來從軍學生姓名,共計834人。而根據相關資料和一些聯大老校友回憶,西南聯大從軍學子數目遠不止這些,比如那些從學校考上飛行員的十幾位學子。還有文章説西南聯大(包括長沙臨時大學時期)從軍學子達千余人。如此,西南聯大從軍學子就佔全部畢業生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居當時全國各高校之首。作為一所伴隨著戰火誕生的聯合大學,西南聯大與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始終緊密相連。“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校歌中這四句話,準確地指明了戰爭中的聯大所要肩負的兩個重要任務:為國家培養人才,為抗戰奉獻力量。但對于每一個聯大學子來説,是在大後方安心讀書,還是投筆從戎上戰場殺敵,雖然都是以身報國,但卻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行走在聯大師生當年走過的路上,山河依舊,卻早已物是人非、風物流轉。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蜿蜒盤旋在湘西的崇山峻嶺中,大小車輛往來飛馳,山嶺河谷,不再是阻礙。當年參加聯大“湘黔滇旅行團”的師生們徒步行走路程每天不過20至30公裏。關山奪路,山高水長,當時的道路怎可和今天同日而語?他們只是一群讀書人,還得沿途防范土匪的襲擾,更何況那時的社會環境遠非我們今日能夠想象。我們安車代步考察一個個聯大師生們駐扎過的村鎮、行走過的道路,不過是要追尋那些在歷史的煙塵中遠逝的背影,印證在浩瀚的史料中存留的精神氣質和動人傳説。

  美國學者易社強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一書中在論及這一段歷史時説:“毛澤東率領紅軍從江西開始的長徵成就了延安精神,與此相類,從長沙出發的長徵對聯大精神的塑造至關重要。這是一次艱苦卓絕的長途跋涉。此後是八年患難,因此這次長徵就成了中國學術共同體群策群力的縮影,也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和文化賡續不輟的象徵。”

青年時代的穆旦

  上馬能擊賊,下馬會賦詩

  在“西南聯大文化之旅”的考察中,我把目光更多聚焦到當年的一個青年學子身上,他就是穆旦,那個年代才華橫溢的青年詩人,“九葉詩派”的代表性人物,後來翻譯過拜倫、雪萊、普希金、濟慈等大詩人詩作的我國著名翻譯家。參加“湘黔滇旅行團”時他還是大三的學生。據《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一書中記載,穆旦“帶著一本小型的英漢字典上路,一旦記住了某頁的內容就把這頁撕下來。到達昆明時,字典已經化為烏有”。

  這是一個怎樣博聞強記又刻苦用功的人?我在湘西的大地上尋找穆旦的蹤影。我不知哪座客棧曾經接納過我的偶像,哪條河流、哪座山崗曾經觸發過詩人的靈感,他又在哪一塊巨石上,抑或哪一棵大樹下,背誦英漢字典呢?我曾經在自己的一部作品《吾血吾土》中寫到過他。對穆旦的書寫,就是一次學習的過程。就像坐擁一座精神的富礦,豐沛深邃、厚重博大,也像面對一段傳奇浪漫的人生,跌宕起伏、精彩絕倫。

  滇緬戰場開辟後,中國遠徵軍遠赴緬甸作戰。西南聯大掀起又一輪從軍熱潮,穆旦那時已經是留校的青年教師,但他也自願報名參加了遠徵軍,在杜聿明的第五軍軍部任中校翻譯。在我看到的相關史料中,聯大教師從軍並親身上過戰場的,就只有穆旦一人。1944年聯大體育係的太極拳大師吳志青教授曾申請加入青年軍,但因年齡過大而被校方婉拒。聯大還特此發文表達過對吳教授的敬意。穆旦投筆從戎時,剛24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好年華,並且已經是蜚聲詩壇的詩人,又有西南聯大的教職,大可過安穩的生活,潛心寫詩做學問。西南聯大校園內的青年詩人們,那時大都很崇拜英國的現代詩人威斯坦·休·奧登,1937年奧登曾赴西班牙參加西班牙人民的反對法西斯的戰爭,發表過長詩《西班牙》。穆旦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像奧登那樣呢?當然,深受中華文化浸淫的穆旦,中國詩歌優秀傳統中的邊塞詩人高適、岑參、王昌齡,以及李白、杜甫、辛棄疾等詩壇巨擘,對穆旦棄文從武、殺敵報國,“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宏大又浪漫的理想,也不可能沒有影響。

  青春本是一場盛大的演出,一個注定要成大器的詩人,必定要站在宏闊的舞臺上,按我們現在的話來説,他必須“在現場”。我相信,穆旦是懷揣著一腔報國熱情和詩人的浪漫情懷加入遠徵軍的。他為民族救亡從軍赴難,為詩意人生而投筆從戎。一個詩人的浪漫和偉大,或許就正體現在將自己置身于大時代的洪流當中,上馬能擊賊,下馬會賦詩。

  眾所周知,1942年,滇緬戰場上中國遠徵軍第一次入緬作戰,由于戰區指揮官失誤,導致大敗退。撤退的軍隊穿越的野人山,成為遠徵軍的噩夢。才華橫溢的詩人穆旦,也險些葬身野人山。野人山位于緬甸胡康河谷,它不是一座山,而是指胡康河谷這一片荒無人煙的區域,方圓數百裏都是無人區。山巒、河流、森林、深谷,一切都還在原始狀態。在當地緬語中,這裏被稱為魔鬼居住的地方。亞熱帶雨林的環境並非只是綠意蔥蔥、生機盎然,它還有神秘莫測的千種殺機、萬種險象。瘴癘、猛獸、毒蛇、蚊蟲、吸血螞蟥以及隨時降臨的雷電風雨、山洪泥石流,讓饑餓的疲憊之師如入陰曹地府。穆旦所在的杜聿明部撤退路線大約有650公裏,而胡康河谷綿延長達100多公裏。遠徵軍進入野人山區域的時間是6月下旬,正是緬甸的雨季,河流暴漲,洪水泛濫,如注的大雨更加重了行軍的艱難。這最後的100公裏,對許多遠徵軍士兵來説,就是生命的“強弩之末”,也許僅僅是幾粒米,一個野果,一塊餅幹,就可救人一條命。穆旦有一次斷糧達8天之久,沿途倒斃戰友的屍骨,空洞絕望的呼號,慢慢暗淡下去的眼神,都足以讓穆旦命若琴弦的生命戛然崩斷;還有不見天光、迷宮一般的林間小路,吞噬人生命的兇悍螞蟥和巨型蚊蟲螞蟻,也可奪人生命于轉瞬之間。這樣一趟地獄之旅,他是怎麼挺過來的,無人可以想象。但他最終戰勝了死亡,拖著枯瘦如柴的身子抵達印度的利多,休整了整整3個月才慢慢恢復了生命的元氣。天佑我們的詩人,讓他還有更多的苦難去面對,更多的詩作和譯作還在等待著他。

  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作為戰爭的幸存者,穆旦並沒有對自己所經歷的苦難津津樂道,以賺取聲名或同情。甚至對那場戰爭的慘烈、對野人山的殘酷,他僅僅是在朋友師長的追問下,才有只言片語。一個從死亡線上掙扎回來的人,一個經歷了人生莫大苦難考驗的人,沉默不語,當是內心最為剛毅堅卓(恰如西南聯大的校訓)的證明。

  也許我們可以設想,穆旦參加的“湘黔滇旅行團”3500裏“長徵”,不經意間為其4年之後穿越野人山積淀了人生的堅毅品質和勇敢浪漫。穆旦是一個充滿熱情的參與者,在場者。20世紀前半葉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幾乎都會有他的身影。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1938年“湘黔滇旅行團”,1942年的滇緬戰場,20世紀40年代中國新詩潮運動的旗手,以及在1953年從美國回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這個詩人總是用他火熱的眼眸關注著現實、社會、人生,以赤子之心的浪漫情懷投身于國家民族的救亡與振興。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盡管奔赴滇緬戰場讓穆旦吃盡苦頭,九死一生,但他為我們留下一段傳奇和一篇傳世佳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作為一名戰爭年代的現代詩人,穆旦不僅僅是一個吶喊者、參與者、思索者,更是一個書寫者、記錄者。他用詩注釋了戰爭的某一個側面。他經歷了戰爭和死亡,他洞見了它們的本質,照亮了它們的背面。作為個體,他站在“人”的角度思考戰爭、苦難以及人的渺小、戰爭的殘酷和自然的博大。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中,穆旦沒有寫對日軍的仇恨,甚至沒有正面描寫戰場。整篇詩歌除最後一節“祭歌”外,其余都是“人”與“森林”的對話。

  他寫原始森林的浩瀚深厚——

  沒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隨微風而起舞,

  張開綠色肥大的葉子,我的牙齒。

  沒有人看見我笑,我笑而無聲,

  我又自己倒下去,長久的腐爛,

  仍舊是滋養了自己的內心。

  他寫原始森林無言的冷酷——

  “歡迎你來,把血肉脫盡。”

  而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可憐的——

  黑夜帶來它嫉妒的沉默

  貼近我全身。而樹和樹織成的網

  壓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是饑餓的空間,低語又飛旋,

  象多智的靈魂,使我漸漸明白

  它的要求溫柔而邪惡,它散布

  疾病和絕望,和憩靜,要我依從。

  在橫倒的大樹旁,在腐爛的葉上,

  綠色的毒,你癱瘓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唯有經歷過野人山地獄之旅的人,才會對人與大自然的生命博弈有如此透徹的認知,也唯有在野人山悟透生命的堅韌與脆弱的人,才會寫下一曲為國徵戰、英魂無以歸鄉的士兵之生命祭歌——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饑餓,那山洪的衝擊,

  那毒蟲的嚙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卻在森林的周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歷史曾在這裏走過,沉重、慘烈、淒婉、悲壯,那些為國捐軀的英靈,還長眠“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穆旦寫下這一曲祭歌,正是對遺忘的拒絕。並不是他不願談論所經歷的滇緬戰場,而是某些傷及靈魂深處的創痛,需要時間去彌合。穆旦在翻越了野人山3年之後,在抗戰終于取得勝利之時,終于寫出這首著名的詩篇,曾經承受的苦難、悲傷、憤怒,已然過濾、沉淀、反思,才升華出這詩人之祭,民族之殤。

  “沒有足夠的兵器,且拿我們的鮮血去”

  作為一名詩人,西南聯大的青年教師,穆旦在國難關頭以身報國,把自己當成一個普通士兵,見證了“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的大時代,體驗了戰爭的宏闊與殘酷,抒寫了一個詩人的浪漫情懷與傳奇。這或許就是西南聯大造就出來的一種高貴精神:以身許國,堅韌卓越。像穆旦這樣用戰火來錘煉自己的詩句與人生,“九州遍灑黎元血”的人,西南聯大還有很多很多。

  綜合相關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在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學子的從軍熱潮共有四次(也有説三次的,這主要是看以時間順序還是以歷史事件來劃分)。第一次從軍熱潮在長沙臨時大學時期的1937年底至1938年初。尤其是南京陷落的消息傳來時,臨時大學的師生們群情激憤,紛紛報名從軍,一些熱血學生更是直接從長沙乘火車去了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因為他們聽説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在武漢招生。他們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受到熱情的歡迎,很快就被安排送往延安和各抗日前線。學校對學生從軍也一向持支持鼓勵之態度。學校當局發文稱:“凡本校學生有到國防機關服務者,得請求保留學籍”。據統計這一時期共有295名從軍學生提出申請保留學籍,投身到抗戰第一線。至于未辦手續而直接投身抗戰的,已不知其數。比較有名的是清華大學土木係山東籍學生馬繼孔,和4名山東老鄉直接回山東組建了一支遊擊隊,1938年編入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六支隊,從此南徵北戰、戎馬倥傯,再未回到校園。直到1950年,馬繼孔隨解放大軍進入雲南,後曾任雲南省委副書記等職。首批從軍學子中,來自南開大學的何懋勳,1937年底去魯西北參戰,任遊擊總司令部參謀,1938年8月在一次戰鬥中犧牲。

  第二次從軍熱潮為1941年前後,由于飛虎隊進駐昆明,亟需大批翻譯,聯大常委會決定以外文係三、四年級男生為主,在譯訓班受訓後,分配到各空軍機場。那時期在全國徵調了70名譯員,聯大就佔了一半。更有一批聯大學生主動報考航校,畢業後駕機同日寇作戰。有3名來自聯大的空軍飛行員犧牲,分別是1943級地質係的戴榮鉅、1944級機械係的王文、1944級航空係的吳堅。在南京中山陵背後的“航空烈士公墓”裏,就有這3位在空戰中犧牲的烈士名字。

  1942年至1943年間,西南聯大掀起第三次從軍熱潮。時滇緬戰場開辟,為配合中國戰區盟軍的對日作戰任務,西南聯大徵調全部應屆畢業男生四百余人從軍任翻譯,在滇緬戰場和各空軍基地以及電訊、氣象等專業部門裏,到處活躍著聯大學子的身影。被譽為我國當代最著名翻譯家之一的許淵衝先生,當年也分配到陳納德的飛虎隊司令部機要室任翻譯官。和穆旦同在杜聿明部服役的物理係1944級的朱諶,在翻越野人山時,將存糧救濟了戰友,自己卻餓死在原始密林中。穆旦外文係的師弟黃維,不幸在渡怒江時溺水身亡。

  1944年底,在國民政府發動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運動中,聯大兩百多名學子報名從軍。他們全部被分配到中國駐印遠徵軍,學習汽車和裝甲車駕駛。日本投降後,大部分從軍學生回到學校復學。

  戰爭年代,各種偶然的和必然的因素,以及無論是政府和學校號召,還是個人志向,都可能讓一個熱血青年放下書本,穿上戎裝奔赴戰場。最令我感慨萬千的一名西南聯大從軍學子是1947級外文係的繆弘,他和穆旦一樣,也是當年聯大一名活躍的青年詩人,1945年他在譯訓班受訓後,被分配到一支中美混編的空降部隊深入到敵後作戰。這一年七月,離抗戰勝利僅差一個多月的時間,繆弘所在部隊奉命收復一座機場。本來作為譯員,他不用衝在第一線,但在攻擊一座山頭時,和他同組的美國兵已退到山下,繆弘卻和其他中國士兵一同衝鋒陷陣,不幸被日軍狙擊手擊中,血灑疆場,壯烈殉國,年僅18歲。

  繆弘有一首詩《血的灌溉》,我認為代表了一代西南聯大學子甚至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勇敢地走上前線救亡圖存的中國人之精神氣質和無畏勇氣。讓我們再次吟誦繆弘用自己的熱血寫就的這首短詩,以追憶那些青春的身影:

  沒有足夠的兵器,且拿我們的鮮血去。

  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

  熱血,是我們唯一的剩余。

  你們的血已經澆遍了大地,

  也該讓我們的血,

  來注入你們的身體。

  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

  你,我,誰都不曾忘記。

  (作者:范穩,係雲南省作協主席)

【糾錯】 責任編輯: 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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