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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紅高梁》震動文壇 莫言用靈性激活歷史,弘揚民族精神
2019-09-27 09:38:40 來源: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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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學》雜志發表了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説《紅高梁》,震動了整個文壇。小説以發生在高密東北鄉的壯懷激烈的民間抗日故事,讚頌民族大義,弘揚民族精神。這部小説是強悍的生命力和凜然的民族正氣的混聲合唱。小説的主人公——“我爺爺”“我奶奶”身上迸發出的蓬勃生命力和自發的愛國熱情,令無數讀者震撼、感動。《紅高粱》以自由不羈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語言,奇異新穎的感覺,創造出了一個輝煌瑰麗的莫言小説世界,也使當代戰爭小説面貌為之一新。它不僅為莫言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埋下了伏筆,也為當代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打了先鋒。

莫言題寫的書名《紅高粱家族》

  “咱們高密東北鄉有這麼多素材,你為什麼不寫,偏要去寫那些你不熟悉的事?”

  1985年秋,在文壇上開始嶄露頭角的莫言與幾個當時同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學習的學員一起,去北京西直門總政招待所參加了一個軍事題材小説座談會。正是這次座談會促使他在3個多月後拿出了一部膾炙人口的抗日題材小説,這便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紅高粱》。

  這個題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的軍事題材小説座談會與以往的座談會略有不同,既為紀念抗戰勝利四十周年,也意在促使軍事文學創作出現更多的大作品。會上,一批老軍旅作家對中國軍事文學創作現狀甚為擔憂,他們拿蘇聯的戰爭文學與中國的作比較,説蘇聯的衛國戰爭雖然只打了4年,但是反映衛國戰爭的文學層出不窮,孕育出了5代描寫衛國戰爭的蘇聯作家,而我國有著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爭歷史,卻沒有産生多少戰爭文學,更沒有出現像《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這樣的文學經典。而中國的新軍旅作家更是面臨著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問題,這影響著軍旅文學創作的發展。

  老軍旅作家們對經驗斷代的擔憂不無道理,然而莫言頗不以為然,“我當時就説,我們固然沒有見過日本鬼子,但我們可以通過查資料來解決。我們雖然沒有親自打過仗,這種間接經驗還是有的。我們畢竟當過兵,也搞過軍事演習。沒有親手殺過敵人,但看過殺豬、殺雞的,都可以移植到我們這邊來。”一些老作家對這樣的説法嗤之以鼻,這讓年輕氣盛的莫言憋著一股子勁。

  莫言能夠很快拿出一部令老軍旅作家信服的戰爭文學作品來,容易讓人歸功于其天才的創造力。其實,《紅高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莫言青年時期的工友張世家為他提供的發生在家鄉的抗日戰爭素材。

《紅高粱》發表于《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

  莫言在《〈紅高粱〉與張世家》一文中首次披露了《紅高粱》創作過程中的重要細節。1983年的春節,莫言回老家山東高密探親訪友,與舊時的工友張世家喝酒。張世家否定了莫言此前的軍事文學創作,“根本就不行”,並質問莫言:“咱們高密東北鄉有這麼多素材,你為什麼不寫,偏要去寫那些你不熟悉的事?什麼海島,什麼湖泊,你到過嗎?”隨後,他向莫言繪聲繪色地講起了“公婆廟大屠殺”的歷史。張世家是公婆廟村人,他的一個親屬在那次屠殺中受了傷,對這一事件了如指掌——“1938年3月中旬,遊擊隊在孫家口村大橋頭埋下了連環鐵耙,伏擊了日本鬼子的汽車隊,經過浴血奮戰,打死日本鬼子39人,其中還包括一個少將中岡彌高。幾天後,日本鬼子大隊人馬前來報復,但被指錯了方向,沒包圍孫家口,卻包圍了公婆廟,屠殺了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一百余口,整個村莊幾乎被夷為平地。”這則悲慘的抗日戰爭故事,最初並沒有引起莫言的創作興趣,直到幾年後他考進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參加“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軍事題材小説座談會,這則故事猛然撞擊了他的靈感之鐘。

  莫言對“戰爭感覺”的準確把握也協助其完成了這部並非來自自身戰爭經驗的作品。莫言1976年參軍入伍後一直沒有得到上戰場的機會,對于戰爭氛圍的鋪墊可謂無從下手,然而莫言想起了他在黃縣當兵期間,一次霧中檢靶時差點被誤傷的經歷。靶場上的他栽倒在坡地,與死神擦肩而過,“就從這次霧中打靶的經歷,我進入了戰爭的感覺。所以《紅高粱》裏一開筆就是一場大霧”。

  如果光有戰爭新素材的獲得與戰爭感覺的把握,莫言的《紅高粱》還是難以完成對革命歷史戰爭題材“五老峰”的逾越。“五老峰”即老題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題、老手法,在教條主義影響下,軍事文學創作一度呈現出歷史戰爭題材單一、主題思想淺顯、藝術手法陳舊的創作傾向。《紅高粱》的成功還得益于莫言對戰爭文學創作觀念的重新理解。莫言發現,“文革”前大量的小説都是寫戰爭的,但當時小説追求的目標是再現戰爭過程,往往是從戰前動員寫到戰役的勝利,衡量小説成功與否的標準通常也是是否逼真地再現了戰爭的過程。莫言意識到,新一代作家如果再這樣寫絕對寫不過經歷過戰爭的老作家,“即便寫得與老作家同樣好也沒有意義”。他認為,“戰爭無非是作家寫作時借用的一個環境,利用這個環境來表現人在特定條件下感情所發生的變化。”作家營造一個戰爭的環境,再把人物放進去進行試驗,這就是所謂的“人類靈魂實驗室”,這也是莫言對戰爭文學創作觀念與手法的重新理解。

  “那你就給章仲鍔打電話,幫我把稿子要回來,你的態度必須明確!”

  莫言對戰爭素材的提煉、對戰爭感覺的準確把握以及對戰爭文學創作觀念的重新理解使這部小説的創作過程非常順利,“只用了一個星期,我就寫出了初稿,又用了一個星期,抄改完畢”。小説在1985年年底經歷兩周的時間完成,本該刊發于《人民文學》——一直緊盯莫言創作的《人民文學》編輯朱偉在《紅高粱》創作之初,就向莫言下了“訂單”。然而手稿意外地被《十月》的編輯章仲鍔半路“劫”走了。

以《紅高粱》為首篇的係列小説《紅高粱家族》1987年5月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

  朱偉與莫言的相識緣于莫言刊發于《中國作家》1985年第2期的小説《透明的紅蘿卜》,朱偉看後很喜歡,“至今仍認為,這是莫言寫得最好的中篇小説”。因為這篇小説,莫言接到了《人民文學》在1985年夏天舉辦的青年創作研討會的邀請,朱偉與莫言由此相識。此後,朱偉就開始向莫言約稿,“從1985年到1986年年底,我騎著一輛鳳凰牌破自行車,就這樣經常跑軍藝,莫言當然是最重要的追蹤目標。他給我的第一個中篇小説是《爆炸》”。《爆炸》刊發于《人民文學》1985年第12期,從這部中篇小説,朱偉看到了莫言敘事中那種“令人恐懼的發酵能力”,由此也更加看重莫言的創作。

  在《爆炸》發表後,莫言與朱偉首次談起他想以家鄉高密為背景,創作係列小説《紅高粱家族》的構想:“高密家鄉有太多精彩的土匪傳奇,高粱地為土匪出沒提供了極其便利的條件。”朱偉聽到後,對這個創作話題極感興趣,就預先向莫言“訂貨”,叮囑他,“第一篇寫完了一定要先給我”。鑒于上世紀80年代初各大編輯部之間搶稿事件時有發生,朱偉隔三岔五地去看莫言,但又不敢過多詢問莫言的寫作進度。一次看望莫言時,問他寫完沒有,莫言説他剛寫完,但稿子被《十月》的編輯章仲鍔拿走了。朱偉當場就急了:“我們事先已經説好的,怎麼能寫完就給了他呢?”莫言也很無奈:章仲鍔是文壇伯樂,《十月》雜志的創刊人之一,他提出想看看稿子,“坐在那兒看完了就一定要拿走”,“他那麼好的人,我實在沒有辦法”。朱偉當時就生氣了,對莫言説:“那你就給章仲鍔打電話,幫我把稿子要回來,你的態度必須明確!”

  朱偉又自己給章仲鍔打了一個電話,在電話裏很嚴厲地説:“老章,你是前輩了,這稿子是莫言説好給《人民文學》的,你怎麼能不講道德就把稿件拿走了呢?如果文學界都這樣,那還有信義嗎?你馬上給我把稿子退回來。”事後,朱偉説,虧得章仲鍔老先生雅量,在電話裏並沒有和他爭辯,過了兩天他就收到章仲鍔退回的稿子,《紅高粱》最終得以順利地刊登于《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

  小説刊發前正值春節,莫言在高密休假,收到了《人民文學》編輯的信,信上説《紅高粱》得到了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王蒙的好評。

英文版《紅高粱》

  《紅高粱》凸顯了民間抗日力量的勃興,作品中的人物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

  《紅高粱》講述了高密東北鄉“我爺爺”余佔鰲組織民間力量,在孫家口村大橋頭設立伏擊圈抗日的故事。在小説中,莫言塑造了從“土匪頭”轉變為“抗日英雄”的余佔鰲形象。

  “我爺爺”余佔鰲原是一名轎夫,在送新娘子到十八坡李大頭家時遇到劫匪,他奮勇救下了新娘戴鳳蓮,同時愛上了她。余佔鰲與戴鳳蓮在高粱地相愛,從而讓戴鳳蓮成了“我奶奶”。余佔鰲因生活所迫經常在高粱地殺人越貨而落草成土匪頭。然而,在面對日本侵略者時,余佔鰲毫不猶豫地站在了抗擊日本侵略者、成就民族大義這一邊:

  余司令怒衝衝地罵:“舅子,你打出王旅的旗號也嚇不住我。老子就是這地盤上的王,吃了十年胩餅,還在乎王大爪子……”

  冷支隊長冷冷一笑,説:“佔鰲兄,兄弟也是為你好,王旅長也是為你好,只要你把桿子拉過來,給你個營長幹。槍餉由王旅長發給,強似你當土匪。”

  “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個日本崗哨,得了三支大蓋子槍。你冷支隊不是土匪,殺了幾個鬼子?鬼子毛也沒揪下一根。”

  作為土匪頭夫人的戴鳳蓮,也有響遏行雲的豪氣,主動扛起民族大義的旗幟:

  冷支隊長坐下,抽出一支煙點燃。

  趁著機會,父親捧著酒壇上去。奶奶接過酒壇,臉色陡變,狠狠地看了父親一眼。奶奶往三個碗裏倒酒,每個碗都倒得冒尖。

  奶奶説:“這酒裏有羅漢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後日一起把鬼子的汽車打了,然後你們就雞走雞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

  奶奶端起酒,咕咚咕咚喝了。

  余司令端起酒,一仰脖灌了。

  冷支隊長端起酒,喝了半碗。放下碗,他説:“余司令,兄弟不勝酒力,告辭啦!”

  奶奶按著左輪手槍,問:“打不打?”

  余司令氣哼哼地説:“你甭求他,他不打,老子打!”

  冷支隊長説:“打。”

1990年,寫作時的莫言。

  在小説《紅高粱》中,作為土匪頭的“我爺爺”余佔鰲與“我奶奶”戴鳳蓮成了抗日的中堅力量,余佔鰲率領一支由二十多個村民組成的民間抗擊力量,領導了一場悲壯的青殺口伏擊戰,力戰到最後一刻:

  夕陽西下。汽車燒畢,只剩下幾具烏黑的框架,膠皮轱轆燒出的臭氣令人窒息。那兩輛未著火的汽車一前一後封鎖著大橋。滿河血一樣的黑水,遍野血一樣的紅高梁。

  《紅高粱》凸顯了民間抗日力量的勃興,作品中的人物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這在1985年前後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中格外搶眼。

  小説以大片大片火一樣紅的高梁地,象徵著這方土地上的人民強悍的生命力:

  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我的父老鄉親們,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種植。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淒婉可人,高粱愛情激蕩。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遊蕩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的紫紅色影子。一隊隊暗紅色的人在高粱棵子裏穿梭拉網,幾十年如一日。

  “我獲得某種藝術滿足,就像喝了小説中寫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暢”

  《紅高粱》在《人民文學》刊發以後,《當代作家評論》于1986年第4期一次性推出四篇評論莫言作品的文章,一時間,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成了人們熱議的話題。莫言從1984年的寂寂無名,到1985年初因中篇小説《透明的紅蘿卜》而嶄露頭角,而後繼續發力,1985年共發表了5個中篇、8個短篇,還有幾篇散文隨筆,這一驕人的成績讓文壇記住了莫言,也讓莫言順利地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而1986年初《紅高粱》的橫空出世以及評論界的共同關注,使得莫言這個初出茅廬的文壇新秀一下子成了一個光彩奪目的人物,這一年評論莫言的文章有40多篇,對《紅高粱》進行專論的就有近20篇。

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期間的莫言

  評論家雷達讀罷《紅高粱》,“體驗著一種從未有過的震悚和驚異:震悚于流溢全篇的淋漓的鮮血,那一直滲瀝到筋肉的真實感覺;驚異于作者莫言想象力的奇詭豐贍,他筆下戰栗著、戰叫著的半個世紀前的中華兒女,不僅是活脫脫的生靈,而且是不滅的魂靈”。

  作家從維熙在《“五老峰”下蕩輕舟——讀〈紅高粱〉有感》一文中認為,莫言的新作“在老題材下開拓出新意”,是革命歷史戰爭題材下“忽而蕩出一葉小舟”的瀟灑之作。李清泉在《讚賞與不讚賞都説——關于〈紅高粱〉的話》中稱讚道:“我覺得《紅高粱》是強悍的民風和凜然的民族正氣的混聲合唱。馳名的《黃河大合唱》的某些部分,可以和《紅高粱》的某些部分在聽覺和視覺上相互參照和相互輝映。我獲得某種藝術滿足,就像喝了小説中寫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暢。”

  《紅高粱》受到了文壇評論界的一致推崇,很多重量級的批評家紛紛撰文分析莫言的文本,如李書磊的《文體解放與觀念解放——也談〈紅高粱〉》,季紅真的《憂鬱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論之一》,雷達的《歷史的靈魂與靈魂的歷史——論“紅高粱”係列小説的藝術獨創性》,陳思和的《聲色犬馬皆有境界——莫言小説藝術三題》,李潔非、張陵的《精神分析學與〈紅高粱〉的敘事結構》等。這些評論文章全方位地對《紅高粱》進行了評點,“紅高粱”的象徵寓意、生命意識與民族精神成了重點關注的對象,就連小説中余佔鰲惡作劇地在高粱酒中撒尿而意外地釀出好酒的細節也為人津津樂道。

  濃鬱的民族風格、自由奔放的生命力與高漲的愛國熱情相融合,成就了電影《紅高粱》

  《紅高粱》也讓影視界對其“虎視眈眈”。1986年夏天,初出茅廬的青年導演張藝謀找到莫言,提出把《紅高粱》改編成電影,莫言、朱偉與陳劍雨三人共同承擔電影劇本的改寫。莫言對張藝謀非常信任,“什麼要求也沒提”,他認為把小説文本交給張藝謀是對其小説最好的交代。

電影《紅高粱》劇照,鞏俐飾戴鳳蓮

  《紅高粱》電影劇本的改編與同名小説差別很大。首先體現在作品的敘事上。小説文本的敘事採用了意識流和倒敘的雙線結構手法:一方面用意識流的方式講述“我爺爺”余司令帶領村民在孫家口橋頭伏擊日本汽車的故事,另一方運用倒敘、插敘講述“我爺爺”“我奶奶”的情愛故事,最後兩條線交織在一起,講述了一個民間力量抗日的悲劇故事。電影劇本的敘事則採用了單線結構手法,清晰完整地講述了一個“我爺爺”“我奶奶”謀劃在高粱地裏打伏擊戰的故事,加強了人物性格、人物命運的內容,凸顯人物敢愛敢恨、敢生敢死的自由生存方式。其次,電影劇本刪除了小説中任副官與冷支隊兩個人物的內容,把一個復雜的抗戰故事變成一個純粹的民間自發組織抗日的故事。另外,電影增加了余佔鰲“肉鋪鬥禿三炮”的情節,增加了兩次《酒神曲》的演唱,使作品變得更加富有民間色彩和浪漫色彩。“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的電影插曲迅速傳唱開來,成為一個時代的生動記憶。

  《紅高粱》電影劇本的改編,使敘事變得更加流暢,人物個性更加鮮明。濃鬱的民族風格、自由奔放的生命力與高漲的愛國熱情相融合,成就了電影《紅高粱》。1987年,電影《紅高粱》完成拍攝並開始上映,迅速打動了億萬觀眾,獲得第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1988年2月,《紅高粱》在聯邦德國上映,一舉獲得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這也是中國第一部在國外電影節獲獎的作品。電影《紅高粱》的巨大成功反過來又擴大了小説《紅高粱》文本的影響,也讓青年作家莫言與青年導演張藝謀開始有了走向國際舞臺的“野心”。

電視劇《紅高梁》劇照,周迅飾戴鳳蓮

  《紅高粱》以自由不羈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語言,奇異新穎的感覺,創造出了一個輝煌瑰麗的莫言小説世界

  《紅高粱》及其後續的《高粱酒》《狗道》《奇死》《高粱殯》一係列作品成就了莫言“高密東北鄉”傳奇抗戰故事。《紅高粱》的爆紅不但使莫言在中國文壇名聲大噪,也讓世界文壇的翻譯者們對他的作品青睞有加。《紅高粱》與稍後出版的《紅高粱家族》被翻譯成日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希伯來文、挪威文、瑞典文、越南文、韓文等多國語言文字。2001年,《紅高粱家族》還被《今日世界文學》雜志評為75年來全世界40部傑出作品之一,也是入選的唯一一部中文小説。

  在《紅高粱》之後,莫言的創作之路越走越穩健。然而,莫言又是一個不容易滿足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求新求變,接連創作出《酒國》《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小説,不斷向更高的文學殿堂攀登。

  2001年,鑒于莫言創作上的突出成績,中國作協決定將“馮牧文學獎·軍旅文學創作獎”頒發給莫言,授獎詞這樣寫道:“莫言以近二十年持續不斷的旺盛的文學寫作,在海內外贏得了廣泛聲譽。雖然,他曾一度在創新道路上過猶不及,但他依然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創作于八十年代中期的‘紅高粱’家族係列小説,對于新時期軍旅文學的發展産生過深刻而積極的影響。《紅高粱》以自由不羈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語言,奇異新穎的感覺,創造出了一個輝煌瑰麗的莫言小説世界。他用靈性激活歷史,重寫戰爭,張揚生命偉力,弘揚民族精神,直接影響了一批同他一樣沒有戰爭經歷的青年軍旅小説家寫出了自己‘心中的戰爭’,使當代戰爭小説面貌為之一新。”

  2012年10月,莫言憑借為其帶來巨大聲譽的《紅高粱家族》《檀香刑》等作品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獲得該獎的第一位中國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稱莫言“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可謂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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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劉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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