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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學獎觀察】人世間,有一個梁曉聲
2019-08-19 08:56:06 來源: 中國作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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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世間》的書封上,梁曉聲在看著世界。

  寫完這部長篇小説,梁曉聲70歲了。1月底臨近春節,他剛剛在北京語言大學辦了退休手續。

  除了知青文學代表作家,知識分子這一身份似乎更貼近梁曉聲近年來的創作。《中國生存啟示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梁曉聲説》《鬱悶的中國人》…… 看多了社會,閱多了人,世界的面目逐漸清晰起來,思想越發淩厲,處世卻平和許多,舉手投足都帶著一股沉穩而內斂的“大氣象”,以至有讀者説,《人世間》,一聽名字就符合梁曉聲的風格,也是他能寫出來的東西。

  1949年9月22日,新中國成立前十天,梁曉聲出生于黑龍江哈爾濱。長大後他喜歡上了寫作,文學創作初期,梁曉聲將自己的一篇作品拿給中國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學》的編輯周曉紅看。那時的文學編輯,渾身上下都透著情懷二字。周曉紅讀後對曉聲説,我很不舍得,但我覺得這樣一篇小説,這樣一個題目,把它發在你家鄉的刊物更有意義。這篇後來在1982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的作品《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周曉紅最終忍痛割愛給了黑龍江作家協會主辦的《北方文學》。

  談及這段往事,現任中青社副總編輯,也是《人世間》責編之一的李師東頗多感慨。梁曉聲是李師東在復旦大學中文係的學長,私下裏李師東叫他“大師兄”。那時梁曉聲已經大名鼎鼎了,係裏還專門開有一門選修課叫“梁曉聲研究”,很多中文係的學生視他為偶像般的存在。“梁曉聲與中青社的情誼從80年代就開始了,一直以來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李師東見到《人世間》初稿時,已經到了和梁曉聲洽談出版的環節,那時《人世間》第二卷他寫到了將近一半。

  梁曉聲專注于生活中的百姓,也樂于琢磨百姓的生活。他説,自己有一個心願——寫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 “我一直感到準備不足,到了六十五六歲,我覺得可以動筆,也必須動筆了。”這樣一部將從前的事講給年輕人聽,讓他們知道從前的中國是什麼樣子的長篇小説,從20世紀70年代到改革開放後的今天,梁曉聲一寫就是50年的歷史跨度。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説,這是一個重要作品,不僅因為是梁曉聲寫的,不僅因為篇幅長,小説有力地刻畫了時代變遷,尤其是時代變遷中的人物,他們一再向我們發問:人可以是什麼樣?人應該是什麼樣?那些人,那些精神形象,是立得住的。

  115萬字,上、中、下三卷本,梁曉聲是手寫的。一座北方省會城市,五口人的周氏普通家庭,十多位平民子弟的人生,在3600多頁的稿紙上跌宕起伏。《人世間》另一位責編李釗平發現,第一卷,紙上的字認認真真一絲不茍,放到格子裏穩穩當當。第二卷時,字慢慢脹開了。到了第三卷,字裏行間已經開始拳打腳踢了。梁曉聲説,《人世間》是自己文學生涯所有長篇作品中寫得最累的一部。“我是個老派的人,到今天還是一格一格地用稿紙手寫。寫到最後,我只能用鉛筆在 A4 紙上寫,寫得手已經不聽使喚了。”

  《人世間》寫到第二卷,梁曉聲的老胃病嚴重了起來。他一直沒做細致檢查,怕真查出什麼,作品就不好説了。“那時他有緊迫感,只想一心撲在這部小説上”,李師東説。二人交流時,梁曉聲鮮少談及寫這部長篇的艱辛,也從不抱怨什麼,“他對自己和自己的文字是相信的。”

  1月23日,在由中國作協創研部、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和文藝報社聯合主辦的《人世間》研討會上,很多人都被作品中的理想主義信念與人文主義精神打動。評論家賀紹俊説:“曉聲是我敬重的作家,也是我覺得特別親切的作家,我跟他有共同之處,我們都是知識青年。他珍惜知識青年,就在于他珍惜理想主義。如果過去的理想主義有些虛空,曉聲在他後來的經歷中,不斷地使自己的理想與現實結合而越來越實際。”

  伴隨著知青歲月的是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十年“文革”是無法跨越也不能跨越的一道溝壑,行走五十年歲月的《人世間》重點並沒有放在對歷史的反思與評判上,而梁曉聲依舊是那個梁曉聲,在情和義的人性光輝書寫中不失種種洞察社會的犀利,冷不丁拋出的問題,人物隨口一句念叨,就能成一顆平地而起的炸雷:大年三十周家吃團圓飯的晚上,良善又稍顯愚鈍的小兒子周秉昆忍不住問,“貪官污吏和刁民,哪種對國家危害更大?”

  對梁曉聲來説,給這部長篇小説命名似乎是比寫完它還困難的一件事。最初它有個樸素的名字:《共樂區的兒女們》,寫的就是這塊土地的事,就是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後來與中青社編輯一合計,大家都覺得直白和局促。這樣一部三卷本,到底叫什麼好呢?讓梁曉聲和編輯們犯了難。很久後確定書名的那天,在李師東的工作日志上記載的是2017年10月24日。

  那天李師東找梁曉聲談書的封面設計,梁曉聲寫了一份題記拿給他看,李師東看了一遍説,不要了,三卷本已足夠,其余任何文字都會窄化和限制這部長篇。但是,李師東在字裏行間掃到了三個字,他覺得這三個字能把這部大書裝在裏頭,時代風雲,社會變遷,人心流轉,都擔得起,罩得住,“就叫《人世間》吧!”

  新書出版後,有一次梁曉聲到江西弋陽作講座,當地政府將題款簽名本送給了當時一個拆遷困難戶,他是梁曉聲的粉絲。第二天困難戶直接通知縣裏,自己同意搬家了!眾人都笑言偶像的力量幫了大忙。

  寫《人世間》,梁曉聲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原點,從最熟悉的城市平民生活,發散到社會各階層。不少人在閱讀時感慨萬分,評論家劉颋説:“《人世間》曲折坎坷的不是故事,而是精神、心理上的一次次碰撞和陣痛,以及這些人物在一次次碰撞和陣痛後尋找出路時的迷惘、執著、努力。這才是好小説應該幹的事,也是好小説家應該幹的事。這部小説無論從寫法還是觀念,都是非常樸素和傳統的。好的小説需要沉淀,經歷了那麼多對寫作技法的探索,我們或許應該反思,究竟該提供給讀者什麼樣的思考?”

  梁曉聲調動自己的生活積累、社會閱歷和人生經驗一氣呵成的手寫小説,氣息是貫通的。時間長,記憶久,年代感十足的諸多細節也給責編造成不小挑戰。李師東記得,有一次在河南省語文卷子上看到一道選擇題,問的是誰沒有參加過莫斯科保衛戰,答案是赫魯曉夫。他突然想到,印象中《人世間》裏也曾提到,但正好相反,回去趕緊一翻,果然有問題。“五十年百姓生活史,書中提到的書名、出版時間,涉及到的生活名目、歷史情形,很多東西需要精確核實。梁老師認真寫了,我們就要認真核對,做到準確無誤。”

  2015年11月20日在李師東記憶中是個清晰的時間點,這是他們第一次談論這部長篇。“初次談出版,拿到第一卷手稿,梁老師已經在寫第二卷,寫到第三卷時編輯正好看第二卷。梁老師一邊寫,我們一邊看;寫完一部,我們看一部。相應的具體審稿意見,一一做了筆記。書稿中的疑難問題,能解決的就及時解決;不能解決的再一並匯總,銜接得很緊密。” 從初次談出版到2017年6月5日簽合同,梁曉聲沒提任何要求,最後合同上的版稅數字還是李師東在梁曉聲簽名後補填的。當時李師東心裏還犯嘀咕:一份空白合同,萬一梁老師提出十萬冊八萬冊的起印數怎麼辦,回去還得開會研究。“梁老師沒給我們任何壓力,我們更要對得起這份信任”,中青社新任社長皮鈞説。

  和朋友聚會時,青年評論家劉大先忍不住要為這部作品在2018年“不夠熱”而感到遺憾,他説“這是一部有些低調的好書”。《人世間》第一卷是對未來充滿向往的青年,具有早期浪漫主義風格。第二卷掙扎于生活的焦慮,寫實主義色彩濃厚。第三卷寫豁達的晚年,批判現實主義思辨風。三部曲節奏是變化的。“在這個變化當中,我們從來沒覺得梁老師是老年人,只感覺到了充滿激情的、飽滿的生命力。”

  同為青年評論家的岳雯更加激動,“我們熱烈討論這本小説,在私下,甚至在別的研討會上。”劉大先和岳雯在文學觀念及文本分析上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這一次二人卻罕見地達成共識。“《人世間》提供了一個可以討論的文化空間,每個人物為什麼這樣,我們可能認識都不一樣,才能産生這種熱烈討論。在這樣的討論中,文學就是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使分離的個人逐漸走向合而不同的群體,每人都會有自我經驗,我們這些思考作用在小説中的人物命運之上,他們的不同也使我們得以彼此認知和理解。”

  做個好人,做個良善的人,是梁曉聲的追求,也是他在《人世間》中想傳遞的信念。成為作家,經歷 “文革”,接受國內外電視臺的採訪,他們總問梁曉聲一個問題:談談你在“文革”的時候。梁曉聲説,文學的力量告訴我,那是不對的,它不道德,也不人性。到55歲以後,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文學作品還是要寫人在生活中應該是什麼樣的。寫作的過程中也在不斷跟自己對話,是否依然相信書中自己所樹立的人物言行,“到70歲了我依然相信,這讓人很愉快。”

  研討會後當天晚上,梁曉聲和李師東通電話時説,他很欣慰聽到那些評價,尤其是《人世間》能夠被年輕人喜歡。“自己這一生走過來,沒有走偏。説句實在話,在這樣的時代,我們像是活在好人山腳下,經常覺得山腳旁邊可能有壞人坑,一不留神做人的方面今天受一點損失,明天受一點損失,老了的時候就傷痕累累。有些原則今天丟一點,明天丟一點,回過頭來看,就會對自己很失望”,梁曉聲説的還是人世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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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王志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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