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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學家的人文視野
2019-08-05 08:53:19 來源: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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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希陶先生

  不久前,因為寫一部有關中國植物志書方面的作品,得以係統地閱讀了多部中國現代植物分類學家的傳記、自傳及相關資料,了解了他們的生平和學術成就。一個不期然的發現,卻給我留下了頗為深刻的印象——不少人除了是本專業學科的權威大家,在人文領域也都有著很深的造詣。

  僅以文學成就為例,有兩個人就堪稱不同凡響。

  一個是胡先骕,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他在植物學研究諸多領域都有卓越的貢獻,他發現和命名的有“活化石”之稱的水杉,被認為是中國現代科學的重要成就,轟動了國際植物學界。他家學淵源深厚,從小浸淫于古文化中,出入文史,十幾歲時作為庚子賠款留學生與胡適一同赴美求學,二人交情甚篤,但文化價值理念不同。他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與吳宓等人一起,在文化保守主義的陣地《學衡》上,與主張用白話推翻文言、否定中國古代文學成就的胡適的“文學改良”之説展開論戰。他尤其擅長古體詩詞,享譽詩壇,作品被陳寅恪父親陳三立評價為“意、理、氣、格俱勝”。晚年將一生所作存留的400余首詩詞,請錢鍾書代為遴選編訂後出版。錢鍾書在胡先骕詩集的短跋中,稱道其詩“挽弓力大,琢玉功深”。的確,從這些發表的作品看,其水準毫無疑問是第一流的。20世紀60年代初,他為紀念水杉發現而寫的長詩《水杉歌》,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元帥激賞,稱讚其“富典實、美歌咏”,親自推薦給人民日報發表。

  還有一位,今天知道的人應該會更多一些。30年前,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徐遲在發表享譽至今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後不久,又推出了《生命之樹常青》,寫的是中國科學院雲南熱帶植物研究所的創建者蔡希陶。20世紀30年代,蔡希陶也是胡先骕擔任負責人的靜生生物調查所的主要成員,在植物學研究之外,熱愛寫作且已嶄露頭角。他受胡先骕派遣,帶隊去素有植物寶庫之稱的雲南採集植物標本,數年間走遍了雲南的山山水水。他給胡先骕報告工作進展情況的信函中這樣寫道:“連日採集大滿人意,烤制不暇,滇南天氣較熱,雨水豐多,山谷中木本植物叢生,竟著美麗之花果,生每日採集時,回顧四周,美不勝數,手忙足亂,大有小兒入糖果鋪時之神情。預計今歲總可獲六千號左右也。”讀著這樣信手寫下卻生動傳神的文字,倣佛置身現場,工作的艱辛,收獲的喜悅,悉數道出。雖是寥寥數句,卻足以看出其文字功力。就是在這次考察期間,他寫了好幾篇描繪當地少數民族生活和風俗的短篇小説,人物傳神,狀物生動,被魯迅先生稱讚為“很有氣派”。

  對他們來説,生命的豐沛能量沒有被狹隘地局限于專業研究的范圍內,而是有著更廣闊的投射。20世紀40年代,胡先骕在南京一所大學擔任校長,在一次以《如何獲得豐富快樂之人生》為題目的演講中,他為年輕學子們規劃人生圖景和路徑:一生的精力不應該僅限于職業,還應在職業之外追求真善美,追求無窮的知識。他指出,中國的儒家,正業多半是政治,副業才是各種專門的學問,但是他們借以名垂不朽的,往往卻是他們副業的成就。他期待同學們應該盡力培養自己的副業,寄托精神,獲得更豐富的快樂。

  胡先骕自身的經歷就頗具説服力。一生對詩詞寫作的愛好,使他的精神生活豐富多彩。但這種興趣也並非獨立的,而是仍然以某種方式助益于他的科學研究事業。“紀追白堊年一億,莽莽坤維風景麗。特西斯海亙窮荒,赤道暖流布溫熙。陸無山岳但坡陀,滄海橫流沮洳多。密林豐藪蔽天日,冥雲玄霧迷羲和。獸蹄鳥跡尚無朕,恐龍惡蜥橫駊娑。水杉斯時乃特立,淩霄巨木環北極。虬枝鐵幹逾十圍,肯與群株計尋尺……”這是前述他那一首被譽為亙古未有的“科學詩”的70行七言古體長詩《水杉歌》開頭的部分,描畫了一幅地質年代的景象,氣勢磅薄,意境闊大,充分體現了他在古地質學、古植物學等領域的廣博學識。不難理解,擁有這樣一種文藝的眼光,顯然更能夠充分觀照植物世界的美。而這種對美的感知,也會有利于對其研究對象的科學內涵和意蘊的深入了解。

  孔子論及學習《詩經》的作用之一,是可以“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植物學與生産生活的廣闊領域都有密切關聯,因而是一門具有濃鬱人文氣息的學科,植物學家具有這種素養,比較容易理解。但在別的看上去更為艱難高深的學科中,其實也是如此,那些傑出的大師,無不同時具備專業之外的稟賦和眼光。如提出光量子假説、創立了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是一位小提琴演奏高手,幾乎每天都手不離琴,還與量子力學的創始人普朗克共同舉辦鋼琴演奏會。音樂藝術對他們不僅僅是業余愛好,而且是給予他們的科學研究以靈感和啟發,對他們的科學創見起到了催化作用的催化劑。在愛因斯坦看來,科學的美和藝術的美是相通的,他將科學上的偉大成就比喻為“思想領域中最高的音樂神韻”,把美國著名實驗物理學家麥克遜讚譽為“藝術家”。他還説:“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正是憑借一種非凡的想象力,他提出了相對論,外人同樣也只有借助想象力,才能接近于理解這種奇特的學説。而想象力,通常被認為是屬于文藝范疇的才華。不妨這樣説:豐富廣闊的文化背景,在科學和人文兩大界別自如地馳騁,對成就一代科學巨擘愛因斯坦至為重要。

  十多年前,“錢學森之問”曾經引發從教育界到整個社會的廣泛關注。傑出人才為何遲遲難以誕生,成為一種公共性的憂慮。如果從上面的角度思考,或許能夠獲得一條可能的解答線索。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按照嚴格的文理分科設置課程,文不學理,理不學文,導致學生知識結構單一,缺乏綜合優勢,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失衡。不能不説,這樣的掣肘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創造能力的不足。

  與此話題相關的現象,其實很早就引起了有識之士的關注。20世紀50年代,英國學者查爾斯·斯諾在《兩種文化》中指出,隨著科技發展,傳統的綜合性的知識體係發生了巨變,科學領域分工越來越細,科技與人文正被割裂為兩種文化。由于知識背景、歷史傳統、哲學傾向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科技和人文知識分子被分化為兩個言語不通、交往隔絕、社會關懷和價值判斷迥異的群體。他呼吁兩種文化多作溝通,否則會妨礙社會的發展和個人的進步。他是科學家,又是作家,這種兩棲身份,讓他更容易感知到這種阻隔産生的不良後果。

  透過這樣的背景,再來看近年來頗受重視的通識教育,就會有更為深入和準確的認識。關于通識教育的定義有多種,這是較為簡略的一種表述:在現代多元化的社會中,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間的知識和價值觀。當今國內多所著名大學都強化了通識教育,令人欣慰。這不應該被看作一種亡羊補牢式的權宜之計,而是回歸一種初衷,一條正途:教育的目的是人的全面發展。

  通識教育,東西方都各自有著深遠的淵源,雖然過去未必這樣稱呼,但內在精神實質卻是相通的。在東方,這種教育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六藝教育,以及漢朝以後的儒家教育,如“君子不器”“允文允武”之類觀念,指向的就是人格和能力的全面發展,要成為通才,而非用途狹窄的工具。在西方,通識教育源起于古希臘時代的自由教育,有時也被稱為博雅教育,這個名稱更有助于讓人深刻認識教育的育人使命:培養廣博知識和高雅氣質的人。因此,人文教育一直是作為通識教育的核心和主要內容。

  回到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胡先骕、蔡希陶兩位植物學大家的經歷,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們雖然分別是在國外和國內讀的大學,但受到的都是這種背景的教育。他們開闊的人文視野,對其卓越人格的形成,出色事業的開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就倣佛作為他們研究對象的任何一種植物,只有在陽光、土壤、水分等諸般條件適宜的情況下,才能夠發育得茂盛茁壯,精神的生長也是如此,只有撤除種種主觀和客觀的藩籬,暢遊于廣闊知識領域的浩大水面,才能夠獲得豐富的滋養,才有望贏來豐碩的收獲。

  (作者:彭程,係本報高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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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王志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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