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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之喜,學林之幸——讀《浙學未刊稿叢編》印象
2019-05-29 07:50:00 來源: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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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學未刊稿叢編(第一輯)》(全一百冊),徐曉軍、李聖華主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10月,定價:83000.00元

  ……新年有一喜事奉告,元旦子時小妾阿章生一女兒。唐人以茶為小女兒美稱,正月又茶花盛開之時,故以阿茶呼之。弟老矣,即幸而年周花甲,此女僅十二歲耳……試燈前一日尺莊弟煦頓首。

  1828年正月十四日(試燈即上元節),杜煦在寫給好友蔡名衡的信中,提到了自己晚年得女的欣喜與憂慮,在討論書畫收藏間隙,流露出他生活中自然與恬適,想來寫下這段文字之時,他臉上定然浮有一絲微笑。淡淡花箋,筆跡飄逸,讀來如見其人,如睹其景。

  杜煦,原名元鼎,字春暉,號尺莊,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生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卒于道光三十年(1850)。也正是根據他的生年和“年周花甲,此女僅十二歲”等文字信息,上面的這通書札在經過近200年的歷史後,仍然可以確定準確的寫作時間。杜煦在嘉慶十二年(1807)中舉,道光元年(1821)舉孝廉方正。學術上,他推重王陽明、劉宗周,宗稷辰撰《墓志》及《清儒學案小傳》卷21雲:“博極經史而志在輔翊聖賢,于陽明蕺山之學融會洞澈,而務躬行實踐以合于程朱。”工詩詞,著有《蘇甘廊詩集》十八卷《文集》二十卷《樂府》二卷(清鹹豐刻本,見錄于《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416—419冊)。關于“蘇甘廊”,杜煦有自己的解釋:“余以同堂昆季行三,三之切語為蘇甘,故余戲號蘇甘郎,蓋取三郎郎當鈴語自嘲也。今秋……以蘇甘顏其廊。嘻!孰知居蘇甘廊者之即蘇甘郎耶!己亥初冬,尺莊居士識。”(見《文集》卷十三《蘇甘廊跋》)杜煦家富藏書,精于校讎,勤于搜羅整理鄉邦文獻。他刊刻或參與刊刻有《王子詩帖》《劉子全書》(道光刻本卷前《徵刻姓氏》中有“山陰杜煦尺莊”)等,又與季弟杜春生一起刊刻祁彪佳《祁忠惠公遺集》十卷《補遺》一卷等書。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將其兄弟附于同邑陸芝榮下,詩雲:“五色雲中有紫霓,三間新築草堂棲。建初地莂何時出,咫尺高樓在會稽。”又注釋雲:“子獻言其鄉藏書家有杜煦尺齋、杜春生禾子昆弟,漢建初六年《大吉買山記》,其所搜得,即名其藏書之所曰‘大吉樓’,著有《越中金石記》,搜羅甚富,有刊本。”今檢《越中金石記》卷一《建初買山題記》,即有:“後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道光癸未,南海吳榮光偕仁和趙魏、武進陸耀遹、山陰杜煦、杜春生獲石同觀。”

  此札的收信人蔡名衡字陸士,號詩船,蕭山人。工詩,著有《小柯亭詩集》24卷,浙江圖書館藏有清丁氏聽松聲樓抄本。他與杜煦交往極為密切,《蘇甘廊文集》卷16至18為書札,收錄杜煦與蔡名衡書三通,其中甲申(道光四年1824,2通),戊子都中(道光八年1828,1通)。然而,上文的書札,卻不見于《文集》,今能得見,是緣于文題所言我要奉告各位的“學者之喜”——《浙學未刊稿叢編》(徐曉軍、李聖華主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出版。

  在《浙學未刊稿叢編》第82冊,收錄了一冊《蘇甘廊手翰》,開頭的信札內容,即出于此。《蘇甘廊手翰》係徐維則輯,共收杜煦致蔡名衡等書札30多通,70余幀。根據其題識可知,徐氏裝裱時間在1898年(光緒戊戌)五六月間,距書札的寫作時間過去了70年。後《手翰》歸浙江圖書館收藏。在《叢編》同一冊,還收錄了杜煦的《蘇甘廊先生詩稿》一卷(紹興圖書館藏)、《蘇甘廊詞集》二卷(浙江圖書館藏),而第81冊所收沈復粲所輯《鄉賢緘翰記》一卷(浙江圖書館藏),又有蔡名衡批校和題記。這些珍貴手稿的影印出版,讓我們省卻舟車勞頓,即可展卷而得。由杜煦告知好友“得女之喜”,到我們如今稱之為“學者之喜”,大約是喜事穿越百余年,還是會沾上喜氣吧。

  這冊手札,相對于《浙學未刊稿叢編》而言,只算冰山一角。《叢編》由徐曉軍和李聖華主編,主要收錄明代以降浙籍人士以及外省人士有關浙學的未刊稿抄本著作,以及1949年後未刊印的重要稿抄本,強調未刊,絕不重復,共計130余人400多部,擬分輯陸續出版。目前所見《叢編》第一輯收錄90人130多種稿抄本。從90多位作者來看,有祁彪佳、查慎行、黃宗羲、項聖謨、俞汝言、吳農祥、陳撰、胡天遊、沈冰壺、洪頤煊、曹大經、戴穗孫等等,全部都是他們未經刊行的稿抄本,真是如入寶山,琳瑯滿目,自然又是學林幸事!

  如此之大喜,從何而來?來自主編們的苦苦追尋。先從徐曉軍(浙江圖書館原館長)説起。我2012年調入古籍編輯室後,因為責編浙江圖書館與我們合作出版的圖書,跟徐館長交往漸多。他是典型理工男,思維活躍而縝密,做事果斷而嚴謹,令人佩服和敬重。杭大理工科出身的他,經歷了浙江圖書館多個中層崗位後,主持古籍部,後來升任館長,他對浙江全省古籍的流轉存藏、編目保護等如數家珍,讓很多科班出身的同行驚嘆。他所倡導的“服務學者”的古籍閱覽和保護理念,更是讓很多古籍存藏單位汗顏。2017年9月底,我去浙圖參加2017年全國古籍編目會,想趁機看幾部善本。在徐館長辦公室坐了一會兒,就向他提了請求。他沒有給古籍部打電話,只是跟我説,“你去看吧,如果遇到問題,上來找我”。果然沒有遇到“問題”,沒有介紹信的要求,只需要身份證一張,就可以證明自己的身份,作為一個普通讀者,感覺自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回到他辦公室,徐館長問我怎麼樣,如實回答,對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的服務佩服之至。無論是正式還是非正式場合,聽徐館長強調最多的就是“服務學者”,這一點,是他多年孜孜以求的職業理念。前不久聊起《叢編》,他説到一個很關鍵的詞——解決“痛點”。提起在很多個古籍部遭遇的“看書之痛”,很多文史學者都有共鳴,而這正是他下定決心編纂《叢編》的初衷。急學者所需的基礎上,梳理和體現浙學脈絡,則是徐館長主持完成浙江省古籍普查工作的副産品。浙江的古籍普查工作用了十年時間基本完成,除了出版“古籍普查登記目錄”,還出版了《浙江省民國傳統裝幀線裝書普查登記目錄》《浙江省古籍普查報告》《中國古籍修復紙譜》等係列的成果,正是“秉持浙江精神,幹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的實際體現。通過對浙江33.7萬多部250萬多冊線裝書的普查和分析,徐曉軍館長認為,浙學有傳統而清晰的脈絡,從祁彪佳到秋瑾,數百年間的民族氣節,一以貫之。這些從《叢編》的選目和排序,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綱領既定,實踐猶難,為了讓《叢編》編纂更加合理,更具學術性,徐館長邀請浙江師范大學李聖華為首的學院派隊伍,聯合成立30多人的項目組。

  《叢編》另一位主編李聖華老師,近年編纂或參與了《金華叢書》《衢州文獻集成》《寧海叢書》等浙江重大項目,對“浙學”有著專門的研究和深邃的理解,這一點從他撰寫的兩萬多字的前言,即可窺見。李先生認為,浙學並非地方之學,而是全國之學,這一點很有見地。無論是陽明之學還是蕺山之學,在今天看來,顯然不僅僅是浙學的一個流派,而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極其重要的有機組成。待至浙學殿軍章太炎先生,非但所為之學非一地可以概括,其培養的眾多弟子,師徒相授,數代以來,長盛不衰,幾乎覆蓋了全國的文史學界。

  李聖華的前言及其團隊撰寫的提要不但增加了《叢編》的學術含量,更向我們揭示了《叢編》的重要價值:首先是能夠辨清浙學的歷史源流,除了編纂體係彰顯出的“浙學”脈絡,《叢編》收錄的黃宗羲《宋元學案》和姜希轍《理學錄》,都是重要學術史著述;沈復粲的《霞西過眼錄》抄撮史部諸書,雖然編次叢雜,價值稍顯遜色,但其專錄姚江一派,如果用力爬梳搜羅,當大有裨益于厘清浙學源流。其次,這批“新材料”集中刊布,經過學者們深入研究發覆,能夠對明清學術史産生一些新的認識。例如《前言》中對何炳松認為“由史入文”未造成明清浙學之衰的懷疑,即是一例。第三,收錄大量的稿抄本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值得深入發掘。例如上文所提《蘇甘廊手翰》,多是杜煦的楷書、行書,布局大氣,著墨淡雅,正如《書史會要》所雲“書得董香光神髓”。其他又如豐坊的《南禺外史詩》、查慎行的《壬申紀遊》、杭世駿的《全韻梅花詩》等等,既有非常高的文獻研究價值,又是賞心悅目的書法佳作,諸如此類,俯拾皆是。這其中,編纂和出版雙方上窮碧落下黃泉,這些珍貴稿抄本收集之難,可以想見。這樣編出來的叢書,自然令人期待;這樣的編纂出版精神,令人感佩。

  無論是主編還是出版社,都對《叢編》有著強大的自信。自信何來?緣于解學人之“痛”,緣于急學界之“需”! (南江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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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劉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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