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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金融界:那些隱而不彰的歷史
2019-03-30 08:41:30 來源: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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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銀行家合影。前排宋漢章(左一)、張嘉璈(左二)、錢新之(右一);後排陳光甫(右)、李銘(中)等合影

  ▌採訪人:孫小寧 受訪者:趙柏田

  對作家趙柏田的歷史寫作,之前已有過兩次採訪,每次都讓我對中國歷史有躍進式的認知。《赫德的情人》雖然是以小説寫歷史,但通過這個主宰了晚清半個世紀經濟命脈的洋人,我似也窺到了中國近代史某些脈絡,讀到最後,便也清晰地看到,“因為赫德,中國曾經也站在現代化的門口。”我用這行字,做了當年採訪的標題。原以為他會沿著這個思路繼續追問,但他轉而拿出的卻是《南華錄》,以豐贍的筆墨,讓人重溫中國文化中古典的風雅。之後便是“中國往事”四卷本,看到其中上下兩冊的《槍炮與貨幣》,心中不禁一嘆,終于有寫史之人,碰觸到金融領域了。盡管怎麼想,這都是塊難啃的硬骨頭。

  這麼多年寫作,有一個興趣點漸漸明晰起來,即近世中國的現代性轉型

  孫:柏田老師,祝賀你完成了“中國往事”這項大寫作工程。四本書陸續讀完,報告一下閱讀順序,《槍炮與貨幣》(上下)、《民初氣象》、《月照青苔》。但我感覺,你的寫作順序應該是相反的。作為一個南方小説家,你肯定是先對南方文人感起興趣。接著涉入政界、外交界,最後到金融界,一個“中國往事”的漸進史,大概也是你自己歷史認知的漸進史吧?

  柏田:哦,漸進,有嗎?先感謝你的閱讀,扯幾句閒話。書出來兩個月了,漸漸有朋友在讀。詩人龐培上個星期發了一條短信也有意思,説柏田兄,這是一部民國版的《追憶似水年華》啊。

  孫:比《追憶似水年華》好讀多了。(笑)

  柏:這是詩人的表達方式。正好這兩天《東方歷史評論》要做一場活動,由我和歷史學家楊天石、馬勇做個對話。問能起個什麼題目,想了半天,最後定成:似水年華中的民國精英。也算是借了龐培一點啟發。這個題目當然文藝了些,還是蠻好的,有時間感。這套書裏所涉及的人與事,從1905年到1949年,整整44年。領域也像你説的,從知識分子到金融界、實業界,跨度蠻大的。你的感覺非常準,《槍炮與貨幣》的確是最新寫就,往前是《民初氣象》。《月照青苔》是200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歷史碎影》的修訂本,納入到這個係列中來。15年前寫作《歷史碎影》時,肯定沒有想過你説的“漸進”,只是一個樸素的願望,通過我的敘述,為這些民國人物重寫今生。當時我取了這樣一個方法,從日常生活角度入手,寫他們的經濟生活、情愛、血液、病痛,從形而下層面接近他們。這種方法論也在這套書裏延續了下來。

  孫:方法論?

  柏田:對,我認為每一本書都應該是一種方法論。當年寫《歷史碎影》時,我同時也完成了《岩中花樹》,有關明清思想史的一部著作,看著不搭界,方法論還是一脈相承的。同樣是從日常生活視角切入。完成了這些後,非虛構這塊,我便放下了,去寫《赫德的情人》、《買辦的女兒》這樣的小説。接著又轉到《南華錄》。如果這個歷史寫作軌跡裏有你所説的這個漸進,也是許多東西在其中慢慢生長的結果,一些關鍵點,變得明晰起來。

  孫:這個關鍵點是?

  柏田:就是,我開始意識到,到底興趣點在哪裏?凝結成一個關鍵詞,就是中國的現代性轉型。在這個轉型當中,這些生命個體,到底怎樣面對時代大潮,在其中經受怎樣的焦慮、挫折乃至命運沉浮,而外來人事又怎樣對中國的現代性轉型做著促動等等。

  正是這一點,促使我開始寫作“中國往事”這個係列。這也是《南華錄》之後,我為自己找到的下一個寫作目標。

  卡夫卡曾説,鳥兒在尋找自己的籠子。題材也在尋找它的寫作者。在我最終完成這個係列的最後工程《槍炮與貨幣》兩卷本後,我終于可以説,它們找對了我。

  近世中國,金融家的歷史之不可或缺,是寫作中漸漸認識到的

  孫:近世中國史,不乏史家、作家涉入。但從“現代性轉型”這個切口進入,卻尚屬少見。尤其《槍炮與貨幣》,我相信不止我一人看到這套書,第一眼會落在這兩本書上。我因此也想到去年年末,你為我寫的紀念張嘉璈的文章。你對近世中國的金融界,關注不是一天兩天了。不過話説回來,銀行家難寫啊,畢竟他們有經濟生活這部分內容,完全不涉獵,會説不清楚;全掉進去了,又容易變得文筆枯澀難讀。看你寫得駕輕就熟,我還想,到底是浙江人,天生就有經濟頭腦。

  柏田:其實我對數字最不敏感了。最初一想到要寫金融、經濟、財政這塊,也下意識頭大。好在我不是從金融技術層面寫,我寫的仍然是生命個體,是人,還是在講故事。為什麼寫這群人呢?這就涉及到我對近世中國的理解。近世中國,我認為是一個講得清“歷史邏輯”的年代,你可以看到它非常清晰的邏輯起點,就是現代性轉型。而在這個轉型當中,一個個生命個體怎樣選擇、調適自己,其實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觀察點。歷史是由精英引領民眾創造的。近世中國的精英,政治家、革命者之外,還有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這樣做思想知識層面建構的知識分子。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出現,離不開劉師培等一幫留日學生的鼓吹。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長期以來被忽視的群體,那就是張嘉璈、陳光甫這樣的金融界和實業界精英,後一塊尤不能缺失,這也是寫作過程中逐漸認識到的。寫《民初氣象》時,我還意識不到這一點。盡管這本書已寫到了一些別人不可能那樣著墨的史實與人,比如帶使團出訪歐洲的端方、比如參加巴黎和會的那批外交使節,我找到幾枚釘子,挂起了一幅民初挂毯,鐵路、外交、知識界的衍變。雖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便至少能看出一種整體輪廓。那個時代,我稱之為青春期民國,思想文化各方面,都有一種開放包容的氣象,不同人從不同層面,都在做著建構的工作。在寫《開往1919年的船》時,我也看了陳道明演的《我的1919》,它其實遠沒能呈現出當時歷史現場的豐富。

  孫:確實,電影有它的局限。所以看你描繪參加巴黎和會的那批中國代表,會想象著,真有那麼一艘、甚至不止一艘船,裝載著各懷心思的人奔赴巴黎。由此,也就可以想見,巴黎和會上派給中國的有限席位,是多麼難分配了。

  柏田:是啊。當時北京政府派出龐大代表團時,並不知道廣州軍政府也派出了王正廷。寫到這一塊時,我正好找到王正廷一本自傳,裏面有他對這段歷史的回顧。而看梁啟超年譜,這時的他也受徐世昌的委托,帶了一批精英人士也去了巴黎,想用民間力量去影響巴黎和會的決策。所以,確如你所想,在開往1919凡爾賽和會的那艘民國使船上,真就是分豪華艙、普通艙,不同人代表不同勢力,但又都有一個共同想法,就是爭取山東權益,為這個國家扳回一些分。

  孫:你能從梁啟超年譜上看到這其中的勾聯,也是了不起的事。

  柏田:剛剛過世不久的歷史學家麥克爾法誇爾説過這樣一句話:歷史寫作就是在字裏行間尋找內容。當我把梁任公年譜與其他當事人的史料放在一起做平面對照時,我看到了歷史本身的豐富性。

  剛才我説,我相信這些人這些故事,是他們找到了我,就像鳥兒找到了籠子。當初還在寫《歷史碎影》時,評論家敬文東就評論我像個壞小子,從側面偷襲了“大歷史”。但正是那本書的寫作,為今天“中國往事”的正面強攻積蓄了勇氣和底氣。我終于從歷史的邊角料處理,進入了政治史、經濟史一些重要的領域,這才是歷史寫作的正道吧。大家現在不是經常會説什麼硬科幻、故事硬核之類嗎?歷史寫作大概也有這種硬核需求。

  孫: 那麼寫民國精英中最不為大家所認知的一類人,你認為他們與別的精英精神氣質有什麼不同嗎?

  柏田:最大的不同是,在中國的現代性轉型這個節點上,這些銀行家幾乎沒有猶豫、彷徨和痛苦。我們可以看到,民國成立以後,最早一批銀行家,就出現在上海黃浦灘上。而那時很多知識分子,還屬于遺民心態,比如王國維、梁濟這類,在他們眼中,民國就是“敵國”。但這些人,幾乎沒猶豫就投入到轉型中去,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現代的金融體係,不依附于任何勢力,實現商業的獨立化。推動社會、服務于民生。這種西方自由經濟觀念,已完全不同于舊式中國的錢莊、胡雪岩時代的紅頂商人。不能説他們的人格中沒有中國傳統修齊治國平天下的部分,但已經和西式的自由經濟思想融鑄在一起,從而生成了一種新士人風骨,這使得他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各有擔當。只可惜,歷來的民國史講述,缺失了這一塊,使得他們的面目淹沒在無數的公文、函件、表格、數據與通貨膨脹中,看不到他們的表情。

  滇緬公路修築現場,這條維持抗戰一線生機的“血路”,係由張嘉璈任交通部長時領導修築

  滇緬公路,去美國談判借款,民國金融界抗戰中的擔當

  孫:除了金融方面,他們在抗戰階段中的作為,以往也是被忽略的。以前去滇西採訪,最感動于當年滇西民眾一起修路、打通抗日運輸線這段史實。竟然不知,修滇西公路,還和張嘉璈有關。

  柏田:能打撈這段歷史,得益于參與滇西公路修築的譚伯英後來寫的《血路》。譚是張嘉璈的手下,領命赴雲南做這項工作,他後來在美國寫回憶錄,即使遠離了祖國,憶起這段民眾肩扛手提的築路史,他仍然是眼淚橫流。這段築路史堪稱抗戰史上的奇跡。

  説到銀行家和抗戰的關係,最重要的一段還包括,抗戰中陳光甫赴美,和胡適聯手,兩次與美國財長、總統羅斯福斡旋談判借款之事。他們完全是靠著個人人脈、人格以及自己的智慧在爭取美國人支援,雖然最後所借錢款不多,但要看到,肯借錢出來,已經是美國逐步走出中立主義的重要一步。

  孫:不過,看你筆下這些民國金融精英,出場都是華彩樂章,到了結局則紛紛轉暗,如你《懷念張嘉璈》那篇所總結,最後他們仍然是一批失敗者——敗于時勢、敗于戰爭,也敗于權力。

  柏田:對,最關鍵的是敗于權力。他們想要建立不依附于政府的現代金融體係、實現商業現代化的夢想,但是卻屢屢遭受重大打擊。首先是1927年,北伐軍打到上海。那時的上海銀行家本來是看好蔣介石的,也都和蔣合作。南京政府成立時,他們也都以政治獻金形式參與其中,所謂的政商聯姻,肯定是想把經濟轉化為權力,但很快,銀行家們嘗到了惡果。因為蔣不按常理出牌,這個新成立的政府在對待銀行家的態度上和北洋政府一樣,都是要把銀行當作自家的錢袋子。這讓商業失去了獨立性,也失去了商業現代性轉型的一個契機。這是百年中國商業史最大的教訓和悲哀。

  到1928年中央銀行成立,便把以前商業銀行的職能給奪了過來。所謂“國進民退”,銀行業商業化經營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第二次是1935年,蔣、宋、孔、陳密商金融統制,改組中交兩行,設農行,控制了郵政儲金匯業局,並在中央銀行內開設中央信托局,這就是“三行兩局”的主幹,隨後,官股直接進入商業銀行。這等于政治完全控制了金融,張嘉璈也就此被趕出來。1949年後,整個大勢已去,他們壯志難酬,只好各自遠去。

   “歷史寫作是紀實與虛構之間來回的鐘擺”

  孫:一想到近世中國這段歷史,我常想到自媒體公號上的説史文章。有些也算挖得有趣,但屬于斷章。不如你這四本書一口氣讀下來,像讀了一部通史。

  柏田:從我這裏,倒是很想淡化這種史的色彩。因為我畢竟是作家,寫史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非常有興趣把這一段歷史作為我觀照審視的對象。

  孫:不過在我這裏,我還是想把你歸到歷史寫作這一堆中去。而以歷史寫作來論,我其實很警惕一些有名的文學家筆下的歷史。作家當然有想象重構歷史的權利,但是,基本的歷史感與歷史氛圍,還是要對的,否則,人在其中怎麼騰挪轉身都不對。

  柏田:這個領域的寫作要細説,問題太多。我覺得這還是跟作家的眼光、格局以及對歷史與當下的認知有很大關係。但什麼樣的歷史寫作是理想的寫作呢?我有一個比喻:“歷史寫作是紀實與虛構之間來回的鐘擺”。意思是,沒必要把紀實與虛構完全對立起來,歷史寫作必須有想象力的參與。

  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白俄羅斯女作家阿歷克謝耶維奇。她是寫非虛構的,我開始很不服氣。直到我看了她幾本書。服了。老太太在諾獎獎臺上説:在今天文學到底是什麼?一切東西都在溢出邊界,真實和虛構之間沒有界限,它們相互流動,見證者不是中立的,講故事的人,如同雕刻家面對大理石,都在進行加工創造。後面看到老太太這句話:“當我走在大街上,多少長篇小説遺失在風中。”當時就笑了。

  孫:詩意的話總是很合你的心。就如同你的鐘擺比喻。説來真是難得,你的文字,真的穿透力很強。即使面對的是經濟人物所必須交代的那些經濟性行為,你的文字仍然可以從硬壁中鑿空而出。這是很多看來忠實于歷史的寫作者文字方面的弱項。

  柏田:也不是一開始就駕輕就熟的。《槍炮與貨幣》比起前兩本書的寫作,它更難的地方在于,它們都可以寫完一部分,停下來歇口氣。這個,因為是一個整的結構,所以必須一口氣撐到底。而這又是民國金融家第一次以非虛構方式進入文學視野,根本沒有文本參照。加上他們的領域如此專業、冷門,所以有時真有寫不下去的感覺。

  所以我特別感謝一本書,美國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的《到芬蘭車站》。它是講一群馬克思主義者怎麼從理念建構美好生活,到採取行動。準確地説,它是有關觀念與行動的歷史。想想多枯燥的題材,他卻寫得血肉豐滿,又驚心動魄,敘事有一種交響樂式的澎湃。我常常在文筆枯澀時就想拿起來翻一翻,我感受到了他的批評鋒芒,對筆下人物的同情之理解,還有迷人的文學氣質。最後給我的感受是,歷史退場了,而生活上位了,因為“他把自己的血寫進了自己的書”。另一個給我啟發的非虛構作家是世紀文景曾經推出過作品的蓋伊·特立斯。他的《鄰人之妻》,讓我讀出偵探小説的氣息,非常引人入勝。

  所有的敘述都是一種重構,托尼·朱特在《事實改變之後》一書中談到歷史學內部發生的一個轉變,“事情是怎樣被表現的”:我們不是去研究事情本身,而是去研究事情是怎樣被表現的。我希望在“表現”上有自己的新發現,我想我可以做中國的特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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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王志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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