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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龍之介與在華日本“戲通”
2019-03-01 08:55:10 來源: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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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川龍之介(右)在北京

  ▌秦剛

  1921年3月至7月間,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受大阪每日新聞社派遣訪問中國。在此期間,他觀看了“六十多出”京劇,自稱已成為一名“速成的戲通”。在回國後撰寫的《中國遊記》(1925)中,他用大量筆墨面對日本讀者介紹了京劇的基礎知識及演出形式,同時還記述了他在上海、北京兩地戲園裏的觀劇體驗。回國時,他帶回了十二卷本的《繪圖綴白裘》和三十冊的戲曲總集《戲考》,可見對中國戲曲的興趣之濃與理解之深。在日本文學家中,有資格自稱京劇“戲通”,唯有芥川龍之介一人。

  上世紀二十年代,“京劇”之稱尚未確立,國人通稱其為“戲”,日語中的名稱,可將其譯為“中國劇”。梅蘭芳1919年訪日公演,在日本引發了較大的反響。但芥川龍之介提到梅蘭芳,是在他訪華之後。《中國遊記》中寫到,他在上海城隍廟鬧市區的一家照相館的櫥窗裏,看到了梅蘭芳的照片。在北京的吉祥茶園裏觀看了梅蘭芳和楊小樓的演出,據推測為1921年6月26日。而且在吉祥茶園觀看的劇目裏應該有《嫦娥奔月》。因為在《江南遊記》前言中,他自述在東京的街上偶遇一位中國人,讓他想起了很多在中國見到的景觀與物事,其中就有“梅蘭芳扮演的嫦娥”。

  芥川龍之介在華期間,之所以能多次出入戲園,短期內成為“速成的戲通”,一方面是因為他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喜愛,並有意深入了解中國的戲曲藝術的最新狀況,同時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當時在華“日本戲迷”的存在。在上海和北京等地,都由大阪每日新聞社支社的資深記者做向導。在上海為他做向導的村田孜郎和在北京為他做向導的波多野乾一,恰巧都是京劇愛好者、圈內有名的日本“戲通”。 而且,這兩人都與梅蘭芳相識,並為梅蘭芳的訪日公演做出了貢獻。村田孜郎是1919年梅蘭芳訪日公演的陪同兼翻譯,波多野乾一是1924年梅蘭芳訪日公演的隨行和舞臺監督。

  村田孜郎,號烏江,1912年畢業于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畢業後歷任《順天時報》、《泰東日報》、北京的共同通訊社、大阪每日新聞社上海支部的記者,曾任東京日日新聞社東亞科長、讀賣新聞社亞洲部長等職。關注中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多個領域,不僅是知名記者,也是一名翻譯家。在《順天時報》任職期間開始愛好京劇,他為配合梅蘭芳訪日公演,撰寫了《中國劇與梅蘭芳》一書,于公演期間的1919年5月在日出版。該書得到了馮耿光、羅惇曧、大倉喜八郎、龍居賴三的題字,梁士詒、李宣倜、聽花散人等作序,收有18幀梅蘭芳的戲裝照,內容分為“梅蘭芳小史”“中國劇梗概”“中國劇觀看法”“劇中的梅蘭芳”“梅郎評”“主要劇本情節”“梅郎雜話”“名曲原本”“咏梅集”等九部分,是在日出版的最早的一部完整介紹中國京劇的著作。

  村田孜郎是“白牡丹”荀慧生的戲迷與提攜者,芥川在上海期間,村田孜郎陪同他在亦舞臺觀看了荀慧生的《新玉堂春》、王又宸的《武家坡》,在天蟾舞臺觀看了蓋叫天的《武松》、小翠花的《梅龍鎮》等。芥川龍之介在遊記中記述村田孜郎對京劇的精通程度,“即使在戲園外面,只要一聽到鑼鼓點兒,他大抵都能猜出上演的什麼劇目。”而他自己最愛唱的,是《武家坡》的“八月十五月光明”一段。芥川還在筆記本上,記錄了這一唱段的全部唱詞。

  波多野乾一也畢業于東亞同文書院,與村田孜郎同期。畢業後進入大阪朝日新聞社,1915年到北平留學,後歷任東京日日新聞社、大阪每日新聞社北京特派員,成為主要研究中國政治運動的評論家。1922年出版的《中國劇五百番》(1940年改版為《中國劇大觀》)與1925年出版的《中國劇及其名優》,成為他鑽研中國戲曲、整理戲劇史料方面的重要著述。

  芥川龍之介1921年6月11日到達北京,7月10日離開北京,在北京剛好逗留了一個月。6月19日,波多野乾一在瑞記飯店設宴招待芥川龍之介,並讓辻聽花請來尚小雲、郝壽臣、貫大元同席。第二天波多野又陪同芥川去三慶園觀看了這些名角夜場戲,當晚的劇目有:俞振庭《艷陽樓》、貫大元《八大錘》、尚小雲《孝義節》、余叔岩《賣馬》。6月27日,波多野乾一又帶芥川去同樂園觀看昆曲,包括韓世昌《蝴蝶夢》、郝振基《火焰山》,這次昆曲觀賞被詳細記錄在《北京日記抄》一文。同去的大阪每日新聞社的記者松本鎗吉,應該也是一個戲迷。因為在芥川龍之介回國後寫給他的信函裏(9月30日),為他寫了這樣一首和歌:「鎗吉はますらをなれば聴戯にも、馬前撥水を愛すと雲へり」(大意為:鎗吉堂堂好男兒 聽戲偏愛《馬前潑水》)。

  6月24日,芥川龍之介在給友人的明信片中寫道:“我每天身穿著中式服裝,穿梭于各個戲院看戲。”而就在同一天的《順天時報》上,“劇界消息”一欄有這樣的一段簡短的報道:“當下,日本著名小説家、文學士芥川龍之介君來京,預計滯留數日,除遊覽名勝遍訪名士之外,屢屢出入劇場觀劇消遣且資研究。(以上花)”上述信息,為時任《順天時報》編輯的著名劇評家辻聽花所記。

  辻聽花,本名辻武雄,號劍堂、聽花散人。當時是名震京城的劇評家。他畢業于慶應大學,1905年在“江蘇兩級師范學堂”和南京“江南實業學堂”擔任教習。1912年起任順天時報社編輯,廣泛結交梨園人士,扶植戲曲人才,在報上連載他用中文撰寫的戲評。在梨園中最受辻聽花幫助與提攜的是尚小雲。芥川龍之介在《北京日記抄》中介紹,“身為外國人而在北京被稱為戲通的,從古至今唯有聽花散人一人。”

  芥川寫自己在同樂園觀看昆曲時,“我以先生(聽花)為左、波多野為右而坐,即使沒拿那兩帙《綴白裘》,今天也具備了半個戲通的資格”。還對聽花先生在觀戲中大聲叫好的樣子,以小説家的語言做出生動的描述:

  “好!”

  發此大聲者乃聽花先生。當然,我並非聽不慣這一聲“好”,只是我確實還從未曾聽到過如先生之“好”這般有特色的叫聲。若是為這一聲“好”于古往今來尋求與其相匹敵者,在長坂橋頭橫著丈八蛇矛的猛張飛的一喝庶幾近之。我吃驚地看著先生,先生指著對面説道:“‘那裏挂著不準怪聲叫好’的牌子。怪聲是不準叫的,但像我這樣的叫‘好’是可以的。”

  辻聽花對于京劇研究的重要貢獻之一,是他用中文撰寫了《中國劇》(1920),這是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京劇史的研究著作。而後,他又將該書改寫成日文版《中國戲劇》(1924)。這部日文版著述在出版之前的第一個作者,是芥川龍之介。因為芥川龍之介攜帶了這部書稿回國,為書稿在日本尋找出版社。《北京日記抄》寫到:“聽花先生的著述中有用中文撰寫的《中國劇》,係順天時報社出版。值我即將離開北京之際,偶聞先生又有以日文著述的《中國戲劇》,隨從先生處求來原稿,經朝鮮回東京後,向二三家書肆推薦,但書肆愚而不容我言。然天公懲其愚,該書現已由中國風物研究會出版。在此順便廣而告之。”

  經過訪華期間的“速成”,芥川龍之介的“戲通”之名,在日本文壇亦為人所知。因此,當1924年梅蘭芳第二次訪日公演期間的10月27日,《演劇新潮》社專門組織的文壇與劇壇的知名人士、帝國劇場負責人、梅蘭芳及隨行人員參加的座談會上,才特別邀請了芥川龍之介參加。這也是芥川龍之介時隔三年後,第一次在舞臺之外見到了梅蘭芳。在座談中,芥川提到當年在北京時波多野幾乎每晚帶他看戲的往事。波多野問芥川最愛看誰的戲,他説“當然是梅蘭芳”。座談會之後,芥川去帝國劇場觀看了梅蘭芳演出的《虹霓關》,時間應該是10月29日或者11月3日。在《侏儒之言》中,他寫下了這樣一段題為“看《虹霓關》”的評論文字:

  並非是男人愛追逐女人,而是女人愛追逐男人。蕭伯納在《人與超人》裏,就將這一事實改編成了戲劇。但是將其戲劇化卻並非以蕭伯納為始。我看了梅蘭芳的《虹霓關》。才知道在中國已有關注這一事實的戲劇家了。不僅如此,在《戲考》中,除了《虹霓關》之外,記錄著諸多使用了孫吳的兵法或劍戟的女人活捉男人的故事。《董家山》裏的女主人公金蓮,《轅門斬子》的女主人公桂英,《雙鎖山》裏的女主人公金定等,悉數為此類女豪傑。再看《馬上緣》的女主人公梨花,不僅將她喜愛的少年將軍從馬上俘獲,而且明知對不起他的妻子,也強行要和他結合。胡適對我説過這樣的話:“除了《四進士》外,我對京劇的價值是全盤否定的。”然而,上述的這些京劇至少是非常有哲學性的。哲學家胡適面對這樣的價值,不妨稍息雷霆之怒。

  這裏並沒有直接評論梅蘭芳的表演,但是能看出他對京劇劇目的熟知。至于文中提到的胡適對京劇的否定論,是對于三年前在北京見到胡適的回顧。1921年6月27日,下午在同樂園觀賞過昆曲之後,芥川龍之介在扶桑館設宴招待了胡適和陳啟修。他們使用英語交談,席間的話題之一就是關于京劇的改良。據胡適日記記載,芥川提出了“(1)背景宜用素色,不可用紅綠色緞。(2)地毯也宜用素色。(3)樂工應坐幕中。(4)臺上助手應穿素色一律的衣服,不可亂跑。”“舊戲不必布景”等頗有見地的建議。胡適對于京劇的否定意見,代表了中國新派知識分子否定自身文化傳統的一個時代傾向。反而是同時代的辻聽花、村田孜郎、波多野乾一、芥川龍之介等日本“戲通”,用他者之眼敏銳地發現了京劇的藝術與文化價值。

  (本文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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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王志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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