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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穿越千年的文化符號
2018-11-13 07:11:42 來源: 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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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畫像磚

  王子今

  中國歷史經過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戰國階段漫長的進步歷程,進入到秦漢時期。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實現統一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漢,是秦王朝和漢王朝統治的歷史階段。秦漢時期的文明創造和文明積累,在中國歷史上呈示出耀眼的輝煌。當時的文化風貌和民族精神,有鮮明的時代特徵。秦漢時期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形式,也給中國此後近2000年文化傳統的形成和歷史演進的方向帶來了非常深刻的影響。

  為什麼會有並説“秦漢”的習慣

  西漢初期,可能人們已經習慣“秦”“漢”連説,將“秦漢”看作一個歷史時期。如《史記》載:“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事在張釋之“為廷尉”的漢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之前,當時距劉邦建國不過29年,距“漢並天下”不過25年。司馬遷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寫道:“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所謂“略推三代,錄秦漢”,應體現漢武帝時代普遍的歷史意識與語言風格。

  “秦漢”連説語言習慣的形成,很可能與秦漢制度的連續關係有關。這一政治史、法制史現象,史家總結為“漢承秦制”。《漢書》載“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班固所謂“漢家承秦之制”,應當就是後來人們平素常用的“漢承秦制”之説的完整的經典話語。“漢承秦制”這種明朗的簡潔表述,屢見于記述東漢史的文獻。《後漢書》中《班彪傳》記載班彪對隗囂分析比較戰國與當時形勢,説道:“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 又如《續漢書·輿服志上》説乘輿等級:“秦並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禦為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路者也。”所謂“漢承秦制”,後世為史家習用。

  “依秦漢之制”,“摹秦漢之規”

  秦漢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禮儀制度、文化制度對後世的長久影響為史家所肯定。如《晉書》卷二四《陸機傳》記載,陸機著《五等論》,其中寫道:“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于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陸機説“郡縣之治,創于秦漢”,《周書》中《文閔明武宣諸子傳》所謂“郡縣之設,始于秦漢之後”,《北史》中《恭帝紀》所謂“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都指出了秦漢郡縣制度對後世的影響。《舊唐書》又有“循秦、漢之規”,“因秦、漢之制”的説法,後世或言“依秦漢之制”,“摹秦漢之規”,也都指出了秦漢制度對後世的長久影響。

  自秦開始的專制政體的深刻的歷史作用,也為人們所重視。李約瑟説:“(法家)以編訂‘法律’為務,並認為自己主要的責任是以封建官僚國家來代替封建體制。他們倡導的極權主義頗近于法西斯,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後來當秦朝因做得過頭而為漢朝所取代時,法家遭到了失敗。”譚嗣同《仁學》寫道:“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這些持批判態度的評價,也指出了秦創建而為漢王朝所繼承的制度的久遠影響。

  一統:“秦漢之所賜”

  瞿兌之就“統一”“一統”政治格局的創立評價秦漢的地位:“六國不能統一之業,而秦卒能成之者,秦之處心積慮,自強而力徵。其政策相傳,綿延不懈,而前後一致,非諸國所能及也。”“中國成為一統國,自秦啟之,而漢承之,雖遇亂世,終猶心焉一統,人人皆拭目翹足以為庶幾復見太平。二千年來如一日,此又秦漢之所賜也。”呂思勉則就“民族關係”言秦漢歷史特徵:“戰國之世,我與騎寇爭,尚不甚烈,秦以後則不然矣。秦、漢之世,蓋我恃役物之力之優,以戰勝異族,自晉以後,則因社會之病狀日深,而轉為異族所徵服者也。故曰:以民族關係論,漢、晉之間,亦為史事一大界也。”秦漢時期的歷史特徵有如下表現:

  (1)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政治體制基本形成,並且經歷了多次社會動蕩的歷史考驗而愈益完備。以丞相為統領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制度和以郡縣制為主體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漸完善。選官制度的進步,滿足了行政體制的人才需求,也促進了社會不同等級的流動。社會各階層的國家意識有鮮明的文化表現,特別是士人的參政議政熱情有新的提高。

  (2)以農耕經濟和畜牧經濟為主體形式,包括漁業、林業、礦業及其他多種經營結構的經濟形態逐步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業的空前發展,各個基本經濟區互通互補,共同抵禦災變威脅,共同創造社會繁榮,物質文明的進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3)秦文化、楚文化和齊魯文化等區域文化因子,在秦漢時期經長期融匯,形成了具有統一風貌的漢文化。儒學正統地位的建立和鞏固,國家教育體制的逐步健全,成為適應專制主義政治需要的文化建設成就的重要標志。社會普遍的文化資質有所改善。儒學道德傾向在民間形成了普及性的影響。

  經歷這一時期,以“漢”為標志的民族文化共同體已經初步形成。當時以“大漢”“皇漢”“聖漢”“強漢”自稱的民族對于世界文明進步的貢獻,保留了光榮的歷史記錄。

  正是因為秦漢時期歷史文化貢獻的豐富,使得“秦”和“漢”,“秦人”和“漢人”,都長期成為代表我們國家、我們民族的公認的文化符號。

  秦漢歷史,是我們了解中國歷史時所應當首先熟悉的內容。我們還應當看到,這一時期的文化創獲和歷史經驗,對于後世所提供的可貴的啟示,是千百年來始終受到重視的。

  秦漢時期的時代特徵:“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

  魯迅曾經面對銅鏡這樣的文物盛讚漢代社會的文化風格:“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魯迅就漢唐歷史進行總體評價:“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魯迅熱情肯定當時民族精神的所謂“豁達閎大之風”,對于漢代藝術品質,魯迅也曾經有“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沈雄大”的評價。

  所謂“閎放”和“雄大”,其實既可以看作對秦漢時期社會文化風格的總結,也可以看作對當時我們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而進取意識、務實態度、開放胸懷,也是這一時期社會文化的基本風格。當時的人們,比後來一些時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質樸,更多的剛強。而我們國民性中為近代激進學者所深惡痛絕的虛偽與懦弱,曲折與陰暗,在當時還並不明顯。有人説,當時是中國文化的少年時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禦覽》卷七七四引《漢武故事》記錄了著名的顏駟事跡:“上嘗輦至郎署,見一人老郎,須眉皓白。”此人名顏駟,江都人。“上問:公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為郎。上曰:何其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漢武帝時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個人情趣,理解為當時的社會習尚,可能也是適宜的。

  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所不同,這種變化往往也是與文化節奏的歷史差異有關的。漢武帝生活的歷史時期,社會有一種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借用當時人的表述習慣,這種時代精神表現出“鼓”“奮”“馳騁”“奔揚”“馳騖”的節奏特徵。漢武帝執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邊,尚武之風益起,影響到社會生活節奏轉而更為驟急。戰國秦漢時期人們熱心一種飛車競驅的“馳逐”運動,被《淮南子·説林》稱作“追速致遠”的這種追求高速度的競技形式,為社會上下普遍喜好。漢武帝喜好親手擊殺熊和野豬,挽弓縱馬,追逐野獸,也可以看作相關社會風尚的表現。

  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曾經談到自己讀史的情趣傾向。他寫道:“吾人攬 (覽) 史,恒讚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非好亂也,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能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他所説的四個歷史階段,從秦走向統一到東漢末年的社會動蕩,可以説都在我們通常理解的“秦漢”的大框架之內。所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是秦漢時期的時代特徵,也體現了秦漢史的文化魅力。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本版供圖 江天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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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王志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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