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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英譯全稿的發現和《饑荒》的回譯
2018-01-28 07:55:07 來源: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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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世同堂》完整版首度面世(老舍著、趙武平譯補)。首次完整收入小説第三部《饑荒》散逸的後16章(段),比現行所有版本多出10萬多字。由于文革時期原稿第三部喪失,《四世同堂》一直沒有完整版本出現,這次根據最初未經發表的英文譯稿重新譯回的第三部後16章,《四世同堂》得以完整出版,恢復了一代文學名著的原貌,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事件。

  兩年前的夏天,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在武漢出簡體字版的時候,我剛好也在哈佛大學,找出他寫給老舍譯者浦愛德的一通信札。從抬頭能夠看出,此信的轉交者,是位于紐約第三大道七五〇號的哈考特—布瑞斯(Harcourt,Brace)公司,也就是《四世同堂》的美國出版社。

  這是一封從未發表過的信,確切地説,是一封文學求援信。信以英語寫成,打印在紐約州立大學教育學院信箋上,落款日期為一九六〇年八月四日,距《四世同堂》在美面世已有九年。他當時已至波茨坦的紐約州立大學英語係執教,還在為次年三月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説史》做掃尾工作。在此信札之中,夏氏對“親愛的浦小姐(MissPruitt)”謹慎而又誠懇地説:

  帶著濃厚的興趣,讀過TheYellowStorm以後,我才得以明白,此書是老舍(舒慶春)自一九四六年起在上海出版的,由三部分構成的《四世同堂》之刪節版。

  我的論著《中國現代小説史》,今冬將在耶魯大學出版。我看過這部小説分別以《惶惑》和《偷生》為名的第一和第二部,但沒有見過第三部《饑荒》,似乎所有美國大學圖書館也均無此書。因此,我想求助于您。我相信,您是《四世》的譯者,手上應有一部《饑荒》,而且譯書時候會經常用到。我故而冒昧請教,不知可否賜告您所用此版《饑荒》出版者的名字,以及出書時間和地點?如蒙惠示,我會感謝不盡,因為這個信息,將使拙著之參考書目更臻完善。我看過該作品一九五〇至五一年,在上海《小説》月刊的連載,但全部內容僅限于此。

  此外,我還想知道,能否勞駕您,把自己的《饑荒》,借我使用一周左右?身為現代中國小説史研究者,無以通讀原著,只能仰仗您的TheYellowStorm,來了解《四世》後續的故事情節與人物發展,我深感愧疚。您的善意,我將銘感不忘。

  夏札附于浦愛德檔案之中,現存施萊辛格圖書館。就檔案本身來看,不能確定浦愛德曾經有過回復。但據夏氏之後的老舍評論,不難推斷完整的《饑荒》,最終還是與他無緣。

  一如夏氏所言,《四世同堂》的前兩部,和第三部之前半部(在一九四五年所寫《四世同堂》“序”裏,老舍以“段”代“章”,説依照計劃寫來,第一部為三十四段,後兩部各為三十三段,最後合在一起,全書一百段),先後在重慶《掃蕩報》“掃蕩”副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連載《惶惑》),《世界日報》“明珠”副刊(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連載《偷生》),和上海《小説》月刊(一九五〇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一月連載《饑荒》前二十段)發表。

  其間,一九四六年一月,《惶惑》(上冊)作為趙家璧編輯“良友文學叢書”新編第一種,以《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上冊)》之名(一九四五年五月在重慶付排),由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三月,《惶惑》(下冊)以《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下冊)》為名,由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十一月,《偷生》以上、下冊形式,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每冊定價國幣四十元),增加後記一篇。出國已逾半年的老舍,在這篇後記裏,談了前兩部的出版經過。他説:

  本書寫成于重慶,即交給良友公司發行,但該公司以種種關係到勝利後半年才在上海印成書,而初版售罄後,也未見再版。現在良友公司的營業尚未恢復,我已向他們將過去所有該公司初版之《趕集》《離婚》及本書版權按約一律收回,而本書紙型也由我備價購回,交晨光公司出版。本書在良友出版時原名《四世同堂》,其實是《四世同堂》的第一部,現在第二部《偷生》也已交晨光公司同時出版,所以這第一部改名為《惶惑》,連同將來出版的第三部《饑荒》,全書總名還是稱為《四世同堂》。老舍三十五年十月一日紐約。

  然而,不知出于何因,或者受誰幹涉,《饑荒》的後半部最終未能發表。在致《四世同堂》日譯者鈴木擇郎和桑島信一的信(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中,老舍説:“需要對《四世同堂》全部加以修改,因此第三部不宜發表。何時能著手修改還不知道。現在工作繁忙,無閒暇顧及。這實在對不起各位,但也無奈。”及至“文革”,老舍被抄家後,《饑荒》手稿散佚。此後,再也無人能説清,此書原貌到底如何。

  幸運的是,時隔六十五年,這個令人困惑的疑問,終于在哈佛大學有了解答的可能,那就是浦愛德檔案中的《四世同堂》英譯文稿,包括了完整的《饑荒》譯稿。

  一、浦愛德檔案裏的老舍

  從施萊辛格圖書館官方網站展示的館藏目錄看,浦愛德檔案不僅有老舍其他未刊信函,而且還包括浦譯《四世同堂》全稿。根據該檔案的檢索指南(Pruitt,Ida.Papers, 1850s1992: A FindingAid),以及其他資料,大致可以了解浦愛德的生平狀況:愛達·普魯伊特是作家、教育家、社會工作者和基金募集者。她一生熱心推動中美民間友誼,于一九五九和一九七二年,兩次突破禁令訪問中國。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費城辭世,享年九十六歲。

  幾個月後經友人引薦,我致信哈佛燕京圖書館馬小鶴先生,再次得到確認:《四世同堂》譯稿果然仍在哈佛施萊辛格圖書館。不久,等我在耶魯大學的出版研究課結束,就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從紐黑文轉至麻省劍橋後,等不及馬先生的陪同,就在旅舍擱下行李,直接趕到圖書館所在的拉德克利夫學院——那裏也是美國女性研究重鎮。

  在隨後的一周,經過施萊辛格圖書館的配合和授權,我先後調閱到編號為MC465的十一盒浦愛德檔案,細致研究了分裝在編號為5355的常規檔案盒中,標有《四世同堂》(“FourGenerations:OneHouse,194548”)説明的數百頁材料。

  按照圖書館的歸納分類,《四世同堂》檔案分兩部分:其一為全部譯稿;其二是同翻譯和出版相關的通信、筆記、卡片和零稿。

  (一)譯稿

  《四世同堂》英文譯稿,冠以“FOUR GENERATIONS INONEHOUSE”之名,打印在相當于A4紙張大小的、薄近透明的白紙上;文稿按先後順序,每兩章,或三到五章,整整齊齊分組裝于三十個乳黃色的文件夾內。譯稿有三部分,即第一部(BookⅠ)和第二部(BookⅡ)的初譯稿(編號1327至1345,均為三十二章),以及初譯稿若幹零頁,稿面上有繁密的改動筆跡,字體潦草,難以辨認;第二部另有一份修訂謄清稿,篇幅從三十二章,縮至三十一章(編號1346至1350);以及第三部(BookⅢ),也就是《饑荒》的譯稿(編號1351至1356),共三十六章。

  由此可以推斷,《四世同堂》全書,實際上的篇幅不是原來老舍設想的一百段(章),而是一百〇三段(章)——這實在是一個引人興奮的新發現。

  (二)信件

  勞埃德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討論三方合同補充修訂內容,附以合同修訂條款數頁的來信,以及他(代理人)、老舍(作者)和浦愛德(譯者)共同簽署的《四世同堂》英譯版權代理合同;哈考特公司編輯丹佛·林德裏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日來信,以及他所寄來之《四世同堂》(前頁frontmatter)清樣六頁(作者其他作品目錄,《駱駝祥子》《離婚》;標以英文書名“TheYellowStorm”和中文書名“風吹草動”的扉頁;版權頁;目錄;和主要人物表,兩頁);浦愛德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致具體負責刪節譯稿的編輯格林·戈斯林論譯稿信;浦愛德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日和五月二日關于購書事宜的兩封信,並哈考特公司《四世同堂》三份版稅清單;和夏志清來信一頁。

  (三)筆記

  老舍手寫主要人物表(兩頁),及人物介紹(兩頁);老舍談中國人名習俗的手稿(三頁);老舍手繪小羊圈地形草圖(一頁);小羊圈地形圖刻印樣(一頁);老舍手繪“清水脊”和“花墻子”門樓圖(一頁);老舍手稿(第十章後冠曉荷告密錢孟石的故事梗概,兩頁);有手寫批注的植物名詞解釋(上列“槐樹”“赤包”“茴香”“茵陳”與“茵陳蒿子”“蒿子”“府綢”和“鯰”等詞,一頁);浦氏翻譯筆記(一頁);詩行“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英漢翻譯對照(一頁)。

  (四)卡片

  卡片上的內容,應是浦愛德用打字機,從不同的書報資料上引錄的,其中包括:老舍戰時大事記(一張);老舍著作及其英譯簡介(一張);丁易的老舍評論片段(引自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九年英譯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六張);《四世同堂》中富善先生營救瑞宣後段落英譯稿(兩張);白芝論老舍《老舍:在他的幽默裏的幽默家》摘要(引自《中國季刊》一九六一年十至十二月號,九張);夏志清的老舍評論摘要(引自《中國現代小説史》,三張);賽珍珠《四世同堂》評論摘要(一張);以及標以“(《離婚》)理想:張大哥”“理想:老李的愛情”“中國人遇到馬克思主義者:老舍”“小説:魯迅”和“小説的未來在過去?”(引自紐約時報雜志格萊迪斯·施密特文章)等題目的文摘(七張)。

  (五)零稿

  時間為一九四五年八月的《駱駝祥子》無署名書評稿(四頁);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約翰·K.哈欽斯《離婚》書評剪報(一頁);賽珍珠的《四世同堂》書評底稿(兩頁);題為“藝術教育”的無名文稿(八頁)。

  二、《饑荒》的譯稿

  如所周知,《饑荒》的創作,和《四世同堂》全書的翻譯,大致情況是這樣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浦愛德由中國回到紐約,即從次年二月前後開始,同老舍合譯前兩部,當時《饑荒》寫作也剛開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惶惑》前十章譯稿完成,受到老舍最早的代理人亨麗埃特·赫茲批評,但得到賽珍珠肯定。一九四八年七月,《惶惑》和《偷生》譯稿完成,交給新的代理人勞埃德審閱。隨後,老舍在創作《饑荒》的同時,也陸續把寫好的文稿,交給浦愛德翻譯。一九四九年二月,老舍寫完《饑荒》,于二十六日致信樓適夷説:“《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譯。這就是為什麼還未回國的原因。”八月,《饑荒》余下部分翻譯完成後,于二十五日交到勞埃德手上。此時,距離老舍十月十三日從舊金山啟程歸國,時間只有一個半月左右。

  《饑荒》完成六十余年來,從無機會完整發表。雖然該書所謂“後十三段”,一九八〇年經馬小彌根據哈考特版本“復譯”成中文,但內容與浦愛德原稿不同,也與原作本身相差甚遠。可是,哈佛《四世同堂》英譯稿,尤其是《饑荒》的譯稿,究竟是不是全稿?如果不全,缺了什麼?還有,同原譯稿相比,哈考特版又有哪些刪改?

  這些問題的回答,也許可以根據原譯稿,從篇幅、篇名、結構、情節和人名等方面入手,逐一進行分析。

  三、《饑荒》的回譯

  回譯,“不完全是翻譯”,因為它“就是例如原來中文,給人譯成英文,現在要把英文還原”(思果《翻譯研究》)。它是一個曲折而繁難的“翻譯還原”,或者説,是一個“文本復原”的嘗試,是要用從英文譯回的中文稿作基礎,輔以相應的修正,恢復原著的本來面貌。若單圖簡單、省事,把原著晾在一邊,只求對原譯負責,那麼照英文譯出即告萬事大吉。問題是,依此而來的譯文,是老舍的嗎?

  是,也不是。

  説是,是因為英譯稿的完成,從頭至尾,老舍都在場。他是原著者,更是合譯者。他參與、認可,且同意將英譯成稿交出,由編輯另行刪汰。在一些通信裏,浦愛德説過,譯稿的變動,老舍自己的主張而外,都是兩人議定的結果。所以,以英譯為據的文稿一出來,原著的敘事結構、思想內容和人物命運結局,即畢露無遺。這些無疑都是老舍的創造。

  説不是,則是從風格上説,譯者和老舍並不契合,譯稿無法等同原著。老舍是語言運用的藝術家,是“一個漸漸的自覺的藝術家的小説家”(借李健吾論沈從文句),他要求自己“在用語言表達思想感情的時候,不忘了語言的簡練,明確,生動,也不忘了語言的節奏,聲音等等方面”。相對而言,譯者不是“全面語言的運用者”,即令有心像老舍那樣,追求“文字之美”,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別的權且不説,單就照顧“文字的律動音節”來説,就簡直無法企及。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天然的缺憾。

  不用説,譯稿不全面修正,和原著就有距離,也談不上成功。所以,設盡方法縮小,甚至消除兩者間的距離,在求“神似”的同時,也求“形似”,成為還原的理想。而實現這個理想,無非自設懸鵠,用“出于一種學究的或兒氣的志願”,細致體會《四世同堂》的語言風格,也參考作者其他早期作品,整理出老舍的字匯和詞匯表,拿它作為用字選詞的典范,同時以老舍的語言運用“條規”為原則,對譯文的字詞和句子作相應調換。唯其如此,才能在由釋讀、翻譯和修正構成的還原上,也以“一言一詞皆有根據”相要求,回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老舍,而不是五十年代以後文風發生明顯變化的老舍。

  (一)釋讀

  原稿輾轉保存,歷經六十余載,依然大體完好,只有不多幾處微見瑕疵。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打印墨色不勻,再加歲月磨蝕,致使部分文字漫漶;二是未經編校,文稿有訛誤,亦可見闕漏。因此,動手翻譯之前,要進行釋讀和校勘,即參照一九四六年版《惶惑》和《偷生》,一九五〇年《小説》月刊連載的《饑荒》章節,以及一九五一年版哈考特版本,判別原譯稿和原著的差異,同時辨認模糊字詞,標記拼寫異常與錯誤,以及語句缺失。

  《饑荒》未曾全文發表,全面校勘譯稿,自然無從談起。但故事的連續性、人物的發展和情景的呼應,加上哈考特版對原著的後半部尚有難得的保留,又能使譯稿得到部分校勘,從而確定譯文中明顯的專有名詞變化。此外,在錯譯鑒定和語句補闕方面,類似“理校”式的“對勘”之法,也能收到一定之效。

  (二)翻譯

  老舍“並不太喜歡閱讀譯文”,可他對翻譯,又別有見解。

  在《談翻譯》裏,他指出“搞創作的有遣字選詞的自由,搞翻譯的卻沒有;翻譯工作者須隨著原文走,不能望文生義,隨便添減”,希望“最好是譯者能夠保持原著者的風格”,而且還説:“保持原著者的風格若作不到,起碼譯筆應有譯者自己的風格,讀起來有文學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譯本,比原著還更美,是翻譯中的創作。嚴格地説,這個辦法也許已經不能叫作翻譯,因為兩種不同的語言的創作是不會天衣無縫,恰好一致的。這種譯法不能夠一字不差地追隨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後,再進行創作。不過,這種譯法的確能使譯文美妙,獨具風格。”

  他這番大道理,于一般翻譯而言,應無問題。但用于回譯,似又不大講得通。——回譯者,猶如一仆二主,需要“雙重忠實”:要對原譯者負責,還不能遠離原著者。

  如是而言,則只可寄望譯文忠實,不能奢求“比原著還更美”。所以,翻譯的第一稿,信達而外,不必在乎“雅”,亦無須計較其他。假若期待“獨具風格”,那就等修正時,用老舍的字匯,再圖譯文“神形具備”。

  (三)修正

  從初譯至定稿,前後修改四次。初稿的修訂,重在保證譯文準確、信實、通達順暢;隨後的修正,主要是用老舍的字匯和詞匯,對字詞進行替換,同時調整語句。

  第一稿的修正,重在訂正專有名詞,別的原譯改動,基本維持原樣:“名不正言不順”,人名和地名確定無誤,還原方可免出差錯。

  人名及其稱呼,看似簡單,其實不然。以小妞子來説,還有兩個昵稱:瑞宣、韻梅夫婦喊她“妞子”,或“妞妞”;小順兒和奶奶喊她,和小妞子自呼其名,都是“妞妞”,“妞子”不會挂在他們口頭。但在英譯裏,LittleNiuNiu之外,只有一個NiuNiu——究竟是“妞妞”,還是“妞子”,一時很難把握。

  又如李四爺的稱呼,也因人而異,一變再變。“李老人”“李老者”“李四老人”“李四大爺”“四大爺”和“四爺”,交叉迭現,無一定規律。英譯雖有Old ManLi,Fourth MasterLi,Fourth Master,和FourthUncle,卻與中文並不完全對應。還原的時候,難免左右支絀:一個FourthUncle,到底是“四爺”,還是“四大爺”?

  語境決定稱呼,還原不可大而化之,因為在老舍心目中,稱呼不是小事:

  我們應當與小説中的人物十分熟識,要説什麼必與時機相合,怎樣説必與人格相合。頂聰明的句子用在不適當的時節,或出于不相合的人物口中,便是作者自己説話。頂普通的句子用在合適的地方,便足以顯露出人格來。什麼人説什麼話,什麼時候説什麼話,是最應注意的。

  (《言語與風格》)

  其他如地名及其關聯詞匯的還原,同樣不能馬虎。

  提及國家和民族,也可一看“thesonofHan”之譯。《饑荒》第二十一章之後,幾次出現這個詞組,以及相關的“thegoodsonofHan”,似可譯“漢族的兒子”,和“漢族的好兒子”。但將之與上下文同讀,感覺殊為異樣,很不像老舍筆墨。反觀本書前文,“漢姦”通篇可見,“中華民族”亦不稀罕,唯獨不見“漢族”一詞——足見老舍的民族觀念,甚是近于梁啟超之説,即“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他顯然已棄用“漢族”之説。不過,將“漢族的兒子”改作“中華民族的兒子”,或“中華之子”,又不大好用在老舍筆下。在直覺中,與其譯“son”為“兒子”,不如譯成“男兒”更為恰切;後者雖不見于本書,卻在老舍其他的作品中相當多見。

  説到字詞的替換,有必要提一下語言的時代變化。一九五五年漢語規范化運動之後,老舍習用的詞匯,不少遇到了新的情況:(一)為他詞替代,如“自傲”(“自豪”),“恨惡”(“憎恨”),和“助援”(“援助”);(二)與他詞並用,卻比較少見,如“菜蔬”,“苦痛”,和“帶孝”;(三)仍還通用,但部分意思已不復存在,比如“火炮”失去“爆竹”和“鞭炮”之意;與傳宗接代相關的“香煙”,為“香火”取代。也就是説,還原中不當心選錯詞,即會導致語言的“時代錯亂”。這是一個不好回避的麻纏問題。

  在成語、方言、俗諺,乃至虛字和標點的運用上,老舍有自己的講究,因而他所用的句式,也會與他人有別。比如,關于成語和俗話,他説:

  書本上的成語在適當的地方也可以用,但不能完全仗著他們美化語言。在敘述中,“適可而止”這句成語是可以用的,不必改用北京的俗語“該得就得”。可是,在寫兩個北京勞動人民講話的時候,也許用“該得就得”更合適一些。何去何取,決定于生活。把“適可而止”放在一位教授嘴裏,把“該得就得”放在一位三輪車工人的口中,也許是各得其所。這一雅一俗的兩句成語並無什麼高低之分,全看用在哪裏。

  (《語言與生活》)

  所以,通觀本書不難注意,有些常見成語,如“含辛茹苦”“千方百計”“面面相覷”和“咬牙切齒”等,不會現于他的筆端;他用到的一些成語,也和通常所見有別,如“羞惱成怒”“愁眉苦眼”(或“愁眉皺眼”)和“挨家按戶”。

  至于方言俗語,他的運用,似乎也非如一般所想,是“有聞必錄”的,比如他不説“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是將這個俗語加以改造,説成“睜一眼閉一眼”(《惶惑》第三十一章有“兒子們自有兒子們的思想與辦法,老人們最好是睜一眼閉一眼的別太認真了”句)。但是,他究竟如何“改造”,因為沒有證據,還原時極難把握。

  一般來説,虛字的使用,似可稍微隨便。老舍不然,他主張“……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這些字轉來轉去”(《關于文學的語言問題》)。

  他的語言運用,顯然有一些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同樣,老舍用到語氣詞,尤其在對話當中,也不馬虎。他説過:“語言要準確、生動、鮮明,即使像‘的’‘了’‘嗎’‘呢’,這些詞的運用也不能忽視。”(《語言,人物,戲劇》)而在本書當中,為表示驚嘆、感慨或者疑問,用得很多的“嘔”和“什嗎”,幾可視為老舍文風標志之一,但它們似乎已從現今人們的書面語裏消失了——還原的時候,要想法找回來,還得用妥當。

  到了最後一次,亦即第四次譯稿修訂,則是對標點的調整。在原譯稿中,老舍用得頻繁的驚嘆號很少見;他節制而用的破折號,卻用得極為普遍。為了與原著保持“形似”,我參照老舍的寫作習慣,盡量對部分標點,作了相應替換。

  有人説翻譯老舍——不管是“復譯”還是“回譯”,猶如修繕古代文物建築,要有修舊如舊的工夫,做到亦步亦趨,無過雷池一步;文字要盡量模倣老舍,甚至追隨他擅長的北京方言俚語表達習慣。這是個過高的要求。照此而行,也容易使譯者陷入另外一個誤區,那就是“過度翻譯”,讓譯稿中出現老舍不用,至少不會用在《四世同堂》中的土語,那就有過猶不及的嫌疑了。這也是我要盡力避免的,我更在意譯文的忠實和準確,不會允許自己違背史識。

  在定稿前夕,我又想起這樣一段話:

  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出現一種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單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節譯本轉譯回來的後十三段,全書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來計劃和實際完成的一百段。

  這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為以哈考特版為底本所補譯文字,所寫下的肺腑之言。現在,目前的這個新譯稿,使得老舍的原作,達到了一百零三段。盡管它不是老舍原來計劃和完成的手稿的全部,但我相信,也衷心祈望這個本子,能讓新一代的讀者,更進一步接近老舍原著。這也勉強可以説,是對老舍蒙冤辭世五十周年的一點微薄紀念吧。

  (本文節選自《四世同堂》(完整版)譯後記,作者趙武平,東方出版中心2017年9月第一版,定價:89.00元(全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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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劉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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